何懷碩《野火集》與社會批評的回顧

大概在六十年代，有一位留華美國學生寫了一篇《人情味與公德心》，引起了以青年學生為中心的一個知恥知病，要求改革不良社會風氣的社會運動。整個社會被激起自覺自新的熱情，一時間風生雲起，好不生動。然而，後來余波漸息，社會風氣還是舊態依然。

一九七二年四月，《中央日報》副刊連續六天發表了署名"孤影"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以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提倡茍安現狀，反對革新，並為貪汙的官吏與斂財的奸商巧言辯飾。一時固然麻痹了大多數蒙昧的群眾，但也立即引發了一班深思明辨的知識分子強烈的批判與反擊。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龍應台以《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一文，點燃了社會批評的野火，得到少有的熱烈的回響。當他寫了一連串的同類文章，集成《野火集》一書之後，一年之中，所銷行的數目，差不多是台灣歷史上所未曾有過的記錄；在書商的新書"排行榜"中，也幾乎長時間獨占鰲頭。其間雖然也有誤解、歪曲、攻訐與言論上的圍剿，但是，野火既成燎原之勢，銳不可擋。

去年，諾貝爾得獎人李遠哲博士回國，對教育與科學發展的批評與建議，亦蔚成旋風。這是近二十多年來，對社會現狀所發表的言論，引起廣泛而巨大回響的第四回。

值得註意的是，盡管二三十年來，台灣的知識分子與輿論界，對於台灣社會的現狀與展望，批評與建議，並非一片沈寂，而且可以說，不乏許多擲地有聲的．談論諍言，卻為什麽難以得到廣泛而巨大的回響呢？為什麽上述四次言論的旋風，除"小市民的心聲"之外，不是發自外國人，便是留洋歸國的學人呢？我只有這樣回答這個問號：第一是崇洋；第二是外來者較本地學者言論的自我約束較少，有更大膽量暢所欲言，無所忌諱，故較能引起興奮與共鳴。我說"崇洋"，一方面固然是一種普遍的自卑心態，另一方面卻也是理性的衡量——那些在歐美學有所成的人，一般而言，的確擁有遠比台灣為開放、自由、豐富的資訊與觀念。我們知識的狹窄與落後，不免自愧。當然，外來者往往比"身在此山中"的本地知識分子有更銳敏的眼光，更鮮明的感受，也是他們的言論容易一針見血的原因。

直到今天，有關"孤影"和他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一文的神秘之謎還不曾解開，十余年過去了，當然誰也再無興趣探知真相。"孤影"其人其文，是否是《中央日報》當時所曲意"制造"？至今大概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是非。根據該文作者自白："我是一個終年為生活而奔忙的小市民，沒有高深的學問，也無特殊地位，過去不曾在任何報紙雜志上寫過文章，純粹為一讀者"，作者自認代表社會上的絕大多數（沈默的大眾）。我們且不問作者是否誠實？《中央日報》據此印成單行本，以數十萬冊廣為發行，軍政學校，分派閱讀，很明顯地是黨官透過傳播媒體推行意識形態的宣傳。與後來的《南海血書》一樣，引起了輿論界，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批判與反擊。當時的《大學雜志》乃於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月兩期，刊登了多篇討論"小市民心聲"的文章，並選輯為《偏安心態與中興心態》一書（楊國樞等著，環宇出版社出版）。

回顧過去這一段歷史，再看看今天的社會現狀：不能不說，我們社會確有可喜的進步。我們社會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雖然尚待多多努力，但是黨報與官報制造輿論，尤其像"小市民心聲"與《南海血書》那樣神秘的、啟人疑竇的做法，在今天的言論市場上斷無銷路。《中國時報》刊出了《野火集》各文，表現了一個真實的人，一個關愛民族社會的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真實的社會現狀，說了許多真實的話。這是言論自由經過千辛萬苦爭取得來的大勝利，這個勝利才表明了我們的社會確有重大的進步。李遠哲的批評，能夠在最有影響力的各報上傳播，也同樣表現了我們已經朝著更開放，更加自由化的方向邁進。

不過歷來在台灣社會轟動一時的社會批評中，《野火集》有它獨特的地方。我認為約有這幾方面的特色：

第一，許多社會批評往往是針對某一事件或事象而發，所以比較具體而孤立；《野火集》雖然也不無事件或事象的舉證，但它所用心的是挖掘這些事象背後的觀念與心態，所以比較深入而廣袤。第二，《野火集》各文聯合起來，成為一個整體的"陣式"，面對中國台灣社會、文化、生活、觀念、制度、法律、習俗……提出挑戰。細心的讀者不難看出在龍應台有力的批評，鮮明的例證背後，頗有傳布一個合理的、現代的、富有人的尊嚴與價值的人生觀的抱負。第三，《野火集》對現實觸感的明利，說理的雄辯，舉例的貼切，充分表現了不尋常的審思明辨的智慧。第四，文章寫作的手法不落一般議論文字之窠臼，遣詞用字，痛快而幹凈，以及作者咄咄逼人的道德勇氣，都協助它充實的內容，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共鳴。

《野火集》能吸引偌多讀者，不是人為的導演，乃是現實的渴望。有"幹柴"然後"烈火"能燎原。這一場火，使枯枝野草化為"腐殖質"，將使土壤肥沃。《野火集》的序尾附言．曰："沒有時報編輯的發掘與堅持，《野火集》不可能存在；容我對《中國時報》的報格表示尊敬。金恒煒尤其是野火的支柱。"讀《野火集》，我們也不能忘懷在不美滿的人間，那些秉承崇高理想，在不同領域裏，為社會的進步嘔心瀝血的少數人。而《野火集》能為社會所容許，並且得到讚賞，心血便沒有白費。如果能喚起大眾的自覺，我們的社會將有飛躍的進步。只要我們能夠朝向更人性、更人道、更坦誠、更民主自由的方向不斷進步，我們才能相信，歷史發展的主線必跟隨著我們的腳步。而犀利的，獨立自主的社會批評能夠自由傳播，是一切可喜的進步中最可貴的一步。

胡美麗·龍應台這個人

龍應台與我從小一起長大。她逃學的時候，我也背著書包一塊兒離家出走。街上逛著無聊，就去偷看電影。兩個女生背著書包，不容易混在人群中假裝是別人的小孩攜帶入場，只好去爬戲院的後墻。裙子都扯破了，土頭土臉地翻身落地，卻讓守候著的售票員一手拎一個人，扔出門外：兩個十歲大的女孩。

讀台南女中的時候，她就是個思想型的人。學校的功課不怎麽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卻很用心地看羅素、尼采的哲學書；半懂不懂地看。放學之後，我把頭發卷起來，換上花哨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約會，她卻只用她純凈的眼睛望著我問："你跟那些男生談些什麽呢？"我認為她是嫉妒男孩子喜歡我。

《野火集》的個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來。龍應台特別瞧不起一位地理老師——他不但口齒不清、思緒紊亂，而且上課時專門重覆自己的私生活故事。上地理課時，我們一般人就樂得打瞌睡、傳紙條；下了課跟老師也畢恭畢敬。龍應台卻嫉惡如仇似的，一見到這位老師就把頭偏開，別說鞠躬招呼了，連正眼也不瞧他。後來基隆有個學生用斧頭砍死了一個老師；女中這位地理老師私下問龍應台：

"你是不是也想用斧頭砍我？"

龍應台的回答：

"你有這麽壞嗎？"

※※※

一九七○年，我們又一起進了成功大學外文系。脫離了修道院式的女校環境，龍應台似乎漸漸受了胡美麗的影響：她也開始交男朋友了。成大的女生本來就少，龍應台長相並不嚇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來，又是一副有點"深度"的樣子，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我常笑她保守，仍舊迷信"男朋友就是將來要結婚的人"這回事。她當然沒有跟當年的男朋友結婚；到現在，她還會問：是誰灌輸給我們的觀念，女孩子交往要"單一"？差點害死我！

我想我比她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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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歲，她一去美國就開始教書——在大學裏教正規的美國大學生如何以英文寫作，如何作縝密的思考。對一個外國人來說，這是莫大的挑戰。

"美國人心胸的開闊令我驚訝，"她來信說，"他們並不考慮我是一個講中文的外國人，卻讓我在大學裏教他們的子弟國文，認為我有這個能力。你想台灣會讓一個外國人教大一國文而不覺得別扭嗎？"

三十歲那年她取得了英文系的博士學位，同時在紐約教書；教美國小說、現代戲劇。她的來信仍舊很殷勤，帶點日記的味道：

到學校很近，但是要躍過一條小溪，穿過一片樹林。所以我經常是一條牛仔褲、一雙臟球鞋的模樣在教課。秋天了，今早的小溪滿是斑斑點點的楓葉。昨夜大概下了一點雨，水稍漲一點，就把我平常踏腳的石頭淹住了。我折了一束柳枝當橋過。森林裏的落葉踩起來嘩啦嘩啦的一路跟著我響，橫倒在草堆裏潮濕的席木都蓋上了黃色的楓葉。

我坐下來，陷入幹葉堆裏。滿山遍野遍地都是秋天燃燒的色彩。唉！三十歲真好！可以對天對地對世界，不說一句話。我不想讚美也不想道歉，不覺得驕傲也不心虛；整個森林也無話可說……

很想念台灣，但是不曉得是不是能應付那邊的人情世故？

不管能不能應付，她回來了。回來一年之後，就開始興風作浪。寫文學批評，得罪不少作家還有作家的朋友；寫社會批評，得罪了大學校長與政府官員。可是得罪不得罪，龍應台的作品像一顆大石頭丟進水塘裏，激起相當的震蕩。《龍應台評小說》出書一個月之後，就連印了四版；《野火集》的文章經常在中學、大學的布告欄中張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