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化研究首先得益於對“文化”的理解，它把文化看作是“未完成”的，是“一系列在不平衡的權力關係中存在及發展的活動，或者將它看作是不可能固定在知識寶庫中的某一縮減的過程”，因而，文化研究拒絕承認“文學或其他任何文化客體有異於政治”，“因此也就可以重新審視一個或一些文本的意識形態的或政治的附屬含義。”[22]它不僅關心顛覆傳統的文化等級秩序，而且關心大眾文化在實踐“有機知識分子”的政治意圖中可能具有的正面含義。這種意義上的文化研究關注文本的建構性，試圖分析文文中的“神話”和意識形態，了解資本主義文化如何獲得文化領導權，如何有效地整編無產階級和庶民文化的有效途徑，並希望創造出能夠對抗從屬地位的主體位置甚至真正主體，而研究者也借此扮演一個“去魅”的角色。奠定當代英國文化研究基礎的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明確認為，“文化研究”是一種文化政治：

即使文化研究有不同的發展方向，從1960年代的英國至今，文化研究也一直以一種明確的方式，不斷反思文化層面和政治層面，符號層面和社會層面之間的關係。……這些政治問題一向都是文化研究的核心關切。即便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正在處理栽些特定議題，每個人都清楚，文化政治的問題才是我們關切和實踐的關鍵所在。這並不是一個和派系有關的政治立場問題，我們一直閃躲這種立場，而是文化（表意實踐）和政治的關係，也就是文化政治。在某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在英國文化研究中了解到，研究一堅持的關注就是：文化和權力如何在不同脈落中彼此接合。

如果有人問：“文化研究觀點有什麼樣的明確性？”我認為，文化政治或者政治文化的問題，比較接近這個“明確性”概念，也是文化研究的核心問題。另外，文化研究應該還有其他的元素，並已跨越傳統的概念：譬如，無法進入任何知識和政治組構主流的聲音、立場和經驗。我們可以集結這個領域的廣泛結構原則，而不需要以一個“監控的方式”加以操作。對於“監控”一個政治正確的研究，我絲毫沒有興趣，但是我認為，文化研究形構的明確性問題，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23]

當代文化理論基本上由批判理論所塑造。這個批判，不只是馬克思—盧卡奇—法蘭克福學派的宏觀的、歷史哲學的批判，而是把文化、文本看作是葛蘭西意義上的“領導權”生產與再生產的一個場所。英國文化研究起源於擴大文學研究的範圍的學術考慮，但其早期的重心是工人階級文化，這一點已經表達出政治傾向。經過霍爾等重新定向，英國文化研究的政治化日益強烈。澳大利亞學者格萊姆·特納（Graeme Turner）在總結英國文化研究後認為：“文化研究確實對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正統，提出激進的挑戰。它促進跨學科的界線，也重新建立我們認識方式的框架，讓我們確認‘文化’這個概念的複雜性和重要性。文化研究的使命之一，便是了解日常生活的建構情形，其最終目標就是借此改變我們的生活。並不是所有的學術追求，都具有這樣的政治實踐目標。”[24]20世紀末以來，文化研究在全球展開，原因就在於此。美國學者凱爾納（Douglas Kellner）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凱爾納把文化產業稱為“媒介文化”，竭力倡導一種批判性的研究。

媒體文化的產物並非天真無邪的娛樂而已，而是與政治修辭、鬥爭、議事日程以及政策等聯系在一起的徹頭徹尾的意識形態的產物。鑒於其政治性的意味和影響，學會從政治的角度來讀解媒體文化，從而破譯其意識形態的含義和效應，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從政治角度讀解媒體文化，需要擴展意識形態的批判以涵蓋由性別、性、種族以及階級等構成的交叉區域，同時要認識到，意識形態不僅體現為觀念或理論主張等，而且還通過圖像、形象、通用語碼、神話形式，以及影視、音樂的技術手段和其他媒體形式等呈現出來。……雖然有些文本的推進的是一些特定的意識形態的立場，但是這些立場又常常被這一文本的其他方面所削弱。媒體文化吸收了形形色色的話語、意識形態立場、敘述策略、圖像結構和效果（如電影、電爐和音樂等），這些東西很少連接成一種單純而又一貫的意識形態立場。[25]

[22][美]亨利·吉羅等：《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識分子和對立的公眾領域》，黃巧樂譯，載羅鋼等編選：《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3—84頁。

[23][英]Stuart Hall，陳光興：《文化研究：霍爾訪談錄》，唐維敏譯，臺北：元尊文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71—72、72—73頁。

[24][澳]格萊姆·特納：《英國文化研究導論》（1996），唐維敏譯，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頁。

[25][美]道格拉斯·凱爾納：《媒介文化——介於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文化研究、認同性與政治》（1995），丁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4年版，第159—160頁。

（愛思想 202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