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故事業已接近尾聲。正如早先所說我們對結局部分所知甚少，因而與其說是歷史紀實，不如說是敘述一場傳奇。然而我們不得不以此為滿足。我們也因此很樂意將一份真實文件，也即這位玻璃球遊戲大師親自遞呈行政當局的那篇內容豐富的申請書作為我們倒數第二章的內容，因為其中詳述了他作此決定的理由，借以懇請準予辭職。

我們還必須說明這一事實，如同我們早就知道的那樣，約瑟夫·克乃西特對這份籌措良久的備忘錄，不僅認為其定然毫無效果，而且還認為既未寫過，也不曾遞呈過這樣一份“請求書”呢。凡是能夠對他人不知不覺產生自然而然影響的人，往往遭受同一命運：為自己的影響力付出代價。倘若說我們的遊戲大師最初曾因贏得好友德格拉裏烏斯的支持，使之成為同夥和後援而感到高興，但是，情況的發展遠遠超出了他的設想和希望。他引領或者誤導弗裏茲去體會一件連他自己也不再相信其有任何價值的工作，然而待到這位朋友把成果呈獻給他的時候，他也就不能食言了，更何況他的用意原本僅僅為了讓朋友較易忍受兩人的別離之情，如今怎能把文件擱置一邊而讓弗裏茲受到傷害又深感失望呢。我們可以想象，克乃西特當時也許寧願直截了當地辭去官職並宣布退出教會組織，也不願意繞著彎子遞是什麼“請求書”，在他眼中，這顯然像演一出鬧劇。然而，克乃西特為了照顧德格拉裏烏斯，不得不按捺性子再等待一段難捱的時間。

讀一讀勤奮工作的德格拉裏烏斯撰寫的這份材料，也許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材料大都取自歷史史實，用以作證或者解釋實例，然而我們若是認真推斷，其中確實多少蘊含著對於宗教秩序，甚至對於整個世界及其歷史的既尖刻又頗具思想性的批評。但是，即使這份耗費了數月精神和心血才完成的文件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這是非常可能的——，我們也不得不予以放棄，因為我們這裏缺乏適當篇幅容納這篇大作。

對於我們而言，唯一重要的事僅僅是：了解這位遊戲大師如何使用自己朋友寫下的作品。當德格拉裏烏斯鄭重其事地向他遞呈這份文件時，他不只親切致謝以示贊許，而且要求加以朗誦，因為他懂得這會使朋友十分愉快。此後幾天裏，德格拉裏烏斯每天都在大師的小花園裏——當時正值夏季——和大師同坐半個鐘點，心滿意足地朗誦幾頁自己的大作，兩位朋友常常開懷大笑，以致朗誦不時中斷片刻。這些日子是德格拉裏烏斯最幸福的時刻。讀完後，克乃西特卻仍舊關起門來自己擬了一份文件，只引用了德格拉裏烏斯的部分材料。這封致最高行政當局的公開信，我們一字不差地引錄如下，不再另加任何說明。願將之視為寫給同事們的一封公開傳閱信件。

玻璃球遊戲大師致最高教育當局的公開信

基於種種考慮，促使我，玻璃球遊戲大師，以此類特殊的、較為私人性質的信函形式，而不是以莊重的公務報告形式，向行政當局提出一項特殊請求。盡管我把這份文件與其他公務報告一起呈送當局並等候批示，但是我仍然寧願將之視為寫給同事們的一封公開傳閱信件。

每一位大師都有責任向最高當局報告自己在執行職務時所遭遇的障礙或者危機。如今我認為（或者在我看來如此）自己受到了一種危機的威脅，盡管我已對工作全力以赴。此外，我以為危機還出在我自身，當然這並非唯一的根源。無論如何，我認為自己無力承擔玻璃球遊戲大師的職責，我面臨精神危機，而且是一種客觀的、個人無能為力的危機。簡而言之，我對自己是否有能力圓滿完成職位規定的領導工作，產生了疑問。因為我已對職責本身存在懷疑，因為我已感到玻璃球遊戲的存在受到了威脅。這也是我寫此信的主旨：及時報告當局，危機已存在，而我本人既已有所察覺，自當盡早另謀出路。

請允許我用譬喻方式解釋這一情況：某個人坐在閣樓裏忙碌於一項精細微妙的學術研究工作，突然發現樓下發生了火災。此時此刻，他不會考慮救火是否屬於他的責任，也不會去想手頭工作還沒有全部完成，而會立即飛跑下樓，設法盡力挽救整座樓房。我現在就是這樣，我正坐在我們卡斯塔裏大樓的頂層，忙碌於玻璃球遊戲，我正操縱著極精密、極敏感的儀器。然而我的本能告訴我，我的鼻子警告我，樓下什麼地方已經著了火，即將危及整座建築，情況十分危急，此時此刻，我要做的事不當是分析研究音樂，也不當是闡釋玻璃球遊戲的規則，而是盡快奔跑到冒煙的地方，設法撲滅火焰。

我們卡斯塔裏團體裏的絕大多數人，都把自己的教會組織、學術機構、科研和教育活動以及玻璃球遊戲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就像人人都把自己所呼吸的空氣和所站立的土地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一般。幾乎無人設想過空氣和土地也可能會不再被自已擁有，沒人想過也許會有缺乏空氣的一天，腳下的土地也許會消失不見。我們很幸運，我們生活在一個受到妥善照料的清靜愉快的小世界裏，說來奇怪，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卻生活在一種不符事實的虛妄想象之中，以為世界本來如此，也永遠如此，我們生來就是過這種生活的。我本人就是在這一極其愉快的妄想中度過了整個青年時代，然而我十分清楚自己並不是天生就要過這種生活的，具體說吧，我並不出生在卡斯塔裏，而是被當局領來受教育的。我也清楚，不論是卡斯塔裏、宗教團體、教育當局、精英學校，還是檔案館和玻璃球遊戲，都不是天生就存在，或者是造化的產物，而是後來人類意願的產品，雖然極其高尚，卻與任何人類制造的產品一樣，都是短暫的、稍縱即逝的。對此，我早就懂得，然而卻毫無切身感受，我也就未曾多加思索，而且我也懂得，我們中間四分之三以上的人，仍將會在這種奇妙而愉快的妄想中生活和逝世。

事實上，如同以往沒有宗教團體和卡斯塔裏之前便已存在了幾百年、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時期一樣，將來也依然會有人類的種種歷史時代。我今天居然向我的同事們和行政當局各位領導搬弄此類老生常談，借以提醒和促使他們註意面臨的危機，我今天之居然短暫地扮演一個討人嫌的、甚至有點滑稽的預言家、說教者和警告者的角色，乃是作了充分準備的，我將忍受一切嘲笑。不過，我仍殷切希望你們中多數人能夠讀完這份報告，甚至會有一些人能夠同意其中的若幹觀點。倘若有此結果，我也心滿意足了。

一個類似卡斯塔裏式的教育機構，一個小小的精神王國，難免遭受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危機。對於內部危機，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危險，大家都已熟知，不僅關註它們，也采取了對付措施。譬如我們經常把已挑選進入精英學校的學生打發回家，因為我們發現他們具有難以肅清的積習和原始本性，為了避免他們的不適應性危害我們整個教育團體而打發了他們。我們相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只是不能夠適應卡斯塔裏式的生活，而不是品質低劣，因此一旦回轉世俗世界，便能夠在自己較為適應的生活環境裏發展成有用人才。我們以往的實踐早已證明了這一做法的正確價值。總體而言，我們敢於說自己的團體是能夠始終維持其尊嚴和自律的，不僅充分完成了自己的高尚精神任務，而且還能夠不斷更新和提高。人們可以想象，我們中間也有卑鄙低下和不求上進的人，不過數量很少，不必過分擔憂。

然而我們團體人員中常見的妄自尊大卻頗受指摘。那是一種貴族武的高高在上的優越感，是招致每一個高級階層受到指控的原因——盡管這些指控時而有理，時而又無理。人類的社會發展歷史早已呈示一種傾向，某一個高層集團的形成便是某一個歷史時期的頂峰和極點。事實似乎是不變的，人們習慣於遵奉勝者為王的貴族式統治制度為理想，即或並不總是符合人們試圖建成的社會發展目標。自古以來，不論是王朝統治或者是一種幕後統治，凡是大權在握的人無不樂意通過保護和賜予特權的方式促進新貴族形成崛起，這已成為歷史常規，不論這個貴族為何等樣人，不論其出生血統如何，也不論其是否傑出與有教養。新崛起的貴族總是沐浴於陽光之下茁壯強盛，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過了若幹發展階段後，陽光、地位和特權處境總是讓這個集團受到誘惑而敗壞品德，從而走上了腐敗之路。倘若我們現在把自己的宗教團體視為一種貴族組織，試著進行自我審查，看看我們憑借自己的特殊地位，究竟為整個國家和世界做了些什麼工作？我們究竟染上了多少貴族的典型毛病？例如，傲慢、自負，自命地位高尚，自以為是，不可思議地營私利己，——倘若我們能夠進行一番自我審視，定然會產生許多疑惑。今天生活在卡斯塔裏的人們，大都能夠遵守團體的規章秩序，勤奮上進，努力提高思想修養。然而卻往往十分缺乏對於自己在人民問，在世界上，在歷史中處境的認識，難道這不是事實麼？難道他懂得自己存在的基礎麼？難道他知道自己是一種有生命力的有機體的一片葉子，一朵花兒，一根枝條或根莖麼？難道他體會到了人民為他付出的犧牲麼——提供他衣和食，供養他上學和從事研究？難道他考慮過自己特殊地位的意義麼，他能夠切實地意識到我們團體和我們生存的目標麼？

我承認有例外情況，有許多光彩奪目的例外情況——然而我仍舊傾向於把一切問題給予否定的答復。也許一般的卡斯塔裏人並不至於用輕視、嫉妒或仇恨的眼光看待世俗之人和沒有學問的人，然而卻絕不會把他看作兄弟，更不會認為他是供給自已面包的人，而且對於世界上發生的一切事情，沒有一絲一毫分擔責任的心理。在他眼中，生活就是為了學術而學術，或者如他樂意設想的那樣，是在一種包羅萬象的世界文化花園裏逍遙漫步。總之，我們這種卡斯塔裏文化既高尚又高貴，這是毫無疑問的，我也必須深深感謝它的沐浴之恩。但對大多數卡斯塔裏人來說，這種文化並不能像演奏管風琴或其他樂器那樣，把他們引向積極的目標，啟發他們更偉大更深刻的服務意識，而是恰恰相反，這種文化總是略略傾向自我欣賞，自我誇耀，總是培養精神貴族卻自鳴得意。我很清楚，事實上有許多極正直極有價值的卡斯塔裏人，他們具有真正為人服務的願望，我指的是許許多多在我們這裏培養出來的教師，他們走出卡斯塔裏學園的舒適環境和知識豐富的領域，走到遙遠窮鄉僻壤的普通學校，從事無私的奉獻，作出了無法估量的重大成績。應當說，唯有這些勇敢地走向世界的教師，才是我們中間真正實踐了卡斯塔裏宗旨的人，正是他們的工作才讓我們獲得了國家和人民的許多恩典。毫無疑問，我們宗教團體裏的每一個成員都十分明白，我們至高無上的神聖任務乃是保護保存我們國家和整個世界的精神根基，保護保存業已證明為最有影響力的道德原理：也即正義以及其他種種道理得以建立於其上的真理基礎。——但是，倘若我們作一番自我審視，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必然會承認，我們從沒有考慮世俗世界的利益，從沒有把維護我們自己這個於凈美好學園以外世界的精神純潔和正直視為最重要的任務。是的，甚至認為毫不重要，輕輕松松地把這些工作全推給了那些勇敢地在外面從事奉獻的教師，讓他們替我們償還積欠世俗世界的債務，而我們這些玻璃球遊戲者、天文學家、音樂家和數學家，全都多多少少。心安理得地享受著我們的特權地位。我們未能強烈關註自己的特權是否符合我們的貢獻，原因在於剛才提到的種種傲慢和妄自尊大的心態。甚至連我們因為奉行宗教團體的規定而不得不節儉的簡樸生活，也被我們中的許多人引以自誇的美德，絲毫也不知感謝使卡斯塔裏式存在得以延續的世俗世界的國家。

我只想略略提一提這類內在缺陷和危機，它們並非無足輕重，盡管在目前平靜時期尚遠，不致於危及我們的生存。但是，我們如今得明白，卡斯塔裏人並非僅僅依靠我們的道德和理性而存在，而且從本質而言也得仰仗國家的境況和人民的意願。我們吃我們的面包，使用我們的圖書館，擴建我們的學校和檔案館，——但是，倘若我們的人民有朝一日不再對我們有興趣，或者我們的國家出於貧困、戰爭等等原因不再有能力供養我們，那麼，我們的生活和研究工作也就完蛋了。倘若我們的國家有朝一日把卡斯塔裏及其文化視作一種奢侈品，不再允許我們存在，是的，甚至不但不再引以為榮，還看成是一群寄生蟲、騙子，是邪教徒和敵人。——這就是來自我們外界的危機。

每當我試圖向一位普通的卡斯塔裏人指出他所面臨的危機時，總會多多少少遭到消極的抵制——一種近乎幼稚的否定和冷漠，使我現在必須首先從歷史上援引一些例證。人人皆知我們卡斯塔裏人對世界歷史的興趣非常缺乏，是的，應當說大多數人對歷史不只毫無興趣，甚至缺乏公正的敬意。這類混合著冷漠和傲慢的厭惡研究世界歷史的傾向，常常激發我加以研究的決心，後來發現了兩個所以如此的緣由。第一個原因是：歷史的內容讓我們覺得微不足道——當然，我說的不是思想和文化史，那卻是我們十分重視的範疇。而世界歷史所記載的，按照我們的看法，全都只是些殘忍的鬥爭，為了權力，為了財產、土地、原料和金錢，總之，不過是些爭奪物資和財富，爭奪種種物質事物的鬥爭而已，在我們眼中，這一切都是非精神的，因而是卑鄙的。對於我們而言，十七世紀是苗卡爾、巴斯卡爾、弗羅貝格和舒茨的，而不是克倫威爾或者路易十四的時代。

我們厭惡世界歷史的第二個原因由來已久：我們對自己宗教團體誕生之前那一衰頹時期十分流行的諸多歷史著作始終保持傳統的、我認為也是合法的懷疑態度。因而，我們也對所謂的歷史哲學——黑格爾是其中最傑出，也最危險的頂峰——，缺乏任何信心。至於黑格爾之後的那個世紀，這種歷史哲學則不僅大大歪曲了歷史，還導致了對真理意識的敗壞。在我們眼中，偏愛這類歷史哲學恰恰屬於那個時代的主要標誌，對於那個思想墮落和政治上爭奪權力的時代，我們有時稱之為“戰爭世紀”，更經常的稱呼是“副刊時代”。我們今天的文化，我們的教會組織和卡斯塔裏就誕生在那一時代的廢墟之上，就是在與那個時代的精神——或者應當說野蠻思想——進行了鬥爭，克服其影響而建立起來的。

這便形成了我們今天的傲慢精神。我們面對世界歷史的心態，尤其是較近代的、幾乎像現實的歷史，情況就像古代基督教修士和苦行者面對五花八門的世界舞臺一樣。歷史在我們眼中純屬本能與時尚的兒童遊戲場，是貪婪、肉欲、權欲、謀殺、暴力、破壞和戰爭，是野心勃勃的部長，被金錢收買的將軍，被毀壞的大小城市，然而，我們卻往往忘記了這一切也僅僅是歷史的許多方面之一。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忘記了我們本身也屬於歷史的一個部分，是歷史成長中的產物，因而一旦喪失繼續發展和變化的能力，就註定要遭受毀滅的命運。我們既是歷史的組成部分，當然也得分擔世界歷史中的責任。然而我們對此卻茫然無知，十分欠缺責任意識。

我們現在先看一看自己的歷史，看一看今日教育學園初建時的情況以及當時國內和其他國家裏的情況，我們立即就可看出，我們的教會只是許多不同教會團體和組織之一，而我們永愛的卡斯塔裏，我們的故土和秩序的創建者們並不像我們這樣以超然於世界歷史之上為榮。我們的先輩和奠基者們是在戰爭時代末期的廢墟上開創自己事業的。我們已經習慣於官方的分析介紹，其實他們對那個始於所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代狀況的分析全是片面之詞。因為恰恰就是那個時代最不重視精神思想，大權在握的統治者們只是偶爾才動用這類他們認為次要的精神武器，其後果便是出現了腐敗的“副刊時代”。

是的，把那個權力鬥爭導致的時代稱呼為反理性的獸性時代是很容易的事。我稱之為非理性，並不是要否定其在知識與方法領域作出的巨大貢獻；我們在卡斯塔裏受教育的人習慣把追求真理的意願放在精神思想的第一位，而當年盛行的精神知識似乎與我們的追求真理意願並無共通之處。那個時代的不幸在於，沒有任何堅定的道德秩序來對付驚人地迅速膨脹人口所導致的混亂和騷動。碩果僅剩的一點兒道德秩序也都被當時流行的標語口號壓倒而淹沒了。而那些紛亂鬥爭本身也在其發展過程中變成了種種奇怪而可怕的事實。整個情況與四個世紀之前因馬丁·路德導致教會分裂時期極其相似，整個世界突然陷於一片混亂之中，到處都是戰場的前線，到處都壁壘分明，青年和老人勢不兩立，國家與個人互不相容，紅色和白色對立廝殺。時至今日，對那種“紅”“白”紛爭的內在動力，對當時種種戰鬥口號的真正內涵，我們已沒有能力恢復其原貌，更談不上加以理解和共鳴了。整個情況就和路德時代一樣，我們看到整個歐洲，甚至可說是大半個世界，到處都在混戰，正教徒與邪教徒之間，青年與老年之問，擁護過去者和擁護未來者之間，都狂熱地或者絕望地彼此火拼。人們的戰線還常常突破了國家、民族和家族的邊界。我們可以毫不懷疑地認為大多數戰士，或者甚至包括他們的首領在內，全都信仰自己一方擁有至高無上的真理。我們也無法否定，許多為這類戰鬥發言的領袖人物和代言人，大都也均如當年人們形容的那樣，盡皆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義精神。到處都是戰場，都在殺人和破壞，雙方都強調自己是替天行道，替上帝打擊魔鬼。

在我們這裏，那個野蠻時代——那一歡欣鼓舞、瘋狂仇恨而又狂熱到無法形容的時代，早已被忘得一幹二凈，這真是難以理解的事，因為它與我們團體種種機構的誕生有著非常密切的聯帶關系，可以說是我們得以誕生的前提和原因。一位諷刺作家完全可以把這種喪失記憶比作那類冒險家暴發戶的健忘癥，他們一旦取得貴族封號飛黃騰達，便將自己的出生土地和家鄉父老拋到了九霄雲外。

我們再稍稍敘述一下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吧。我閱讀過不少文獻資料。我的興趣不在那些被征服的國家和被摧毀的城市上，我只關心當時精神工作者的態度。他們處境艱難，大部分人甚至難以茍延殘喘。不論在學者間，還是在教士問，都出現了為信仰而犧牲的殉難者，他們的先驅和殉難精神，即或在那個已經習慣於殘暴統治的時代，也並非沒有影響。尤其因為到處都有精神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受不了壓力，他們中的多數人都向暴力時代低頭了。那些人投降後便讓自己的才能、知識、技術聽候當時的統治者發落，這情況令我們回想起古時候一位馬薩吉特國學者所說的名言：“二加二等於幾？唯有將軍閣下而並非數學家，才可能作出確定答案。”另外有一些人則盡可能以勉強維持安全的方式進行奮鬥，發表抗議文章等等。根據切根豪斯的報道，我們知道了許多實情，有位世界聞名作家，僅僅一年間就簽署了二百多份抗議書、警告信、請願書等——也許實際數字還不止此。但是絕大多數入學會的是三緘其口，也學會了忍饑挨凍，學會了乞食和躲避警察。許多人英年早逝，受到了殘存者的羨慕。無數人士自絕生命。老實說，身為學者或作家而茍且偷安，實在既無樂趣又不光彩，他們投身統治者，為其寫作標語口號，雖然有了職位和面包，卻得忍受上司的窩囊氣，大多數人還免不了受自已良心的責備。凡是拒絕從命的人，不得不忍饑挨凍，不得不鋌而走險，不是死於非命，就是死於放逐。這是一場多麼殘酷，多麼難以置信的大清洗啊。不僅是那種不為當權者和戰爭目標服務的研究工作，很快便崩潰衰亡了，而且連教育事業也遭到了同樣的厄運。首當其沖的是世界歷史，任何一個歷史時期，任何一個大國的具體歷史，都受到了無窮無盡的刪削和修改，歷史哲學和副刊文字控制著所有領域，包括中小學校。

細節描寫已經夠多，不再贅述。總之，那是一個狂暴而野蠻的時代，混亂不堪的巴比倫式的時代，是人民與政黨，老與少，紅與白互不理解的紛爭年代。待等流夠了血，丟盡了臉，那個時代才告終結，漸漸地，所有的人都越來越渴望理性，渴望重新找回共同語言，渴望秩序、道德，渴望合理的尺度，渴望一種字母順序排列表和乘法口訣表，而不再有權力集團隨心所欲、朝令夕改的專制統治。於是，誕生了尋求真理和正義，尋求理性，尋求克服混亂局面的思想大浪潮。在那個憑借暴力和膚淺文字建立的年代告終時的政治真空狀態中，在人人普遍迫切希望開創新局面和建立秩序體系的要求中，我們卡斯塔裏才得以應運而生。有一小群勇敢的、餓得半死的、卻一如既往剛正不阿的真正的思想家，開始意識到發揮他們作用的可能途徑。他們開始勇敢地以苦行僧的自律態度著手創建秩序與規章，在各處各地的種種小團體，甚至是極小的團體中開展工作，清掃一切宣傳口號垃圾，從最基礎的底層開始重建精神生活，重建教育、研究和文化工作。

他們的努力獲得了成功。他們白手起家，以百折不撓的勇氣，漸漸蓋起了輝煌的建築。幾代以後，建立了宗教團體、教育委員會、精英學校、檔案館和資料室，創建了專科學院、講習班以及玻璃球遊戲。今天，我們作為繼承人和受益者，才得以穩穩居住在這些近乎過分富麗堂皇的建築物裏。我得重復強調說，我們就像一批有點糊裏糊塗的賓客，舒舒服服地住在這裏。我們既不想知道當年奠基者們所付出的巨大犧牲，也不想了解他們為撫育我們而忍受的諸多磨難，甚至不想知道當年醞釀或者形成了我們卡斯塔裏建築的世界歷史——雖然這一歷史至今仍然支撐與容忍著我們，並且也許還會支撐與容忍我們後代的卡斯塔裏人和各學科的大師們。但是，世界歷史總有一天會推倒和吞沒我們這些建築，如同推倒和吞沒一切它曾經允許其成長發展的東西一樣。

我現在離開歷史談談今天和我們的現實情況：我們的體系和我們的團體已經度過了自己絢麗的高峰時期，那是謎一般的世界現象偶爾允許人類美好和有價值事物達到的幸運頂峰。如今我們是在走下坡路，我們也許還能夠走很長一段時間，但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再有比我們已經擁有的成果更好、更美、更有價值的成績了。今後是一條下山的路。我相信，我們都是具有歷史觀點的人，現實已經成熟到了衰亡的程度，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也許不在今天或明天，但是必然出現在後天。我這一結論，並非僅僅從過分嚴格的道德角度對我們的成就和能力進行評價而得，而是根據我觀察到世俗世界早就在展開的種種活動而得出的。危難的年代正在日益臨近，不祥的征兆隨處可見，世界怕是又要轉移重心了。世界正醞釀著政權交替，那就難免戰爭和暴力。來自遠東的威脅不僅危及平靜生活，還會危及人們的生命和自由。即使我們小小王國堅持中立立場，即使我們全體萬眾一心（事實上不可能）堅持傳統，堅持忠於卡斯塔裏的理想，亦屬枉然。目前已經有一些國會議員在大會上發言聲稱，卡斯塔裏是我國一項頗為糜費的奢侈品。不久後，我國就會被迫認真重整軍備——盡管僅僅出於自衛——，自然要大量節省開支，這是不可避免的。盡管政府對我們仍然十分寬厚，卻是一筆大量的開支。我們一貫自豪於自己教會團體的精神工作以節約國帑為原則。是的，與其他時代糜費現象相比較，尤其是與副刊時代早期那些闊綽無度的大學、數字巨大的顧問人員和奢侈浪費的研究機構相比較，我們的開銷實在不算大，而與戰爭年代耗於戰事和武器的數字相比較，更是微乎其微。但是，事實上軍費開支也許很快又得列為當務之急；國會也會很快又在將軍們控制之下。當我們人民面臨如下兩種抉擇：犧牲卡斯塔裏抑或聽任自己受敵人炮火襲擊？那麼，抉擇的結果是不難預料的。毫無疑問，一種戰爭意識會很快膨脹起來，標語口號宣傳首先會打動一批青年人。之後，不論是學者、學術、拉丁文、數學、教育，還是文化藝術，統統將視其能否符合戰爭目的而判定有無存在的價值。

浪頭已經湧起，終有一天會把我們沖走。也許這倒是好事，是無可避免的好事。不過，尊敬的同事們，首先我得說，按照人類的尺度，我們目前仍然具有抉擇與行動的有限自由，這也正是人類的長處，也正是世界歷史為何成為人類歷史的原因，我們可以按照我們對現實的觀點作出抉擇，我們可以按照我們覺醒和勇敢程度作出行動。倘若我們願意，我們也可以閉起眼睛置之不理，因為危險距離我們確實還很遙遠。我們目前承擔著大師職責的人完全有理由揣測自己大概會在危機臨近到人人可見之前平安完成任期，也會平平靜靜逝世。然而對我個人而言，我想其他人也一樣，我難以心安理得地平靜生活，而不覺得不昧良心。我無法繼續平平靜靜執行公務和進行玻璃球遊戲，盡管我預料浪頭打來時自己早已不在人世。不，我不能這麼做。我覺得必須提醒自己要有緊迫感，即或我們並非政界人士，卻屬於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也就不能置身事外。因而，我在這篇文字開頭處便聲稱，我擔任公職的能力出了故障，或者應當說我無法平平靜靜完成職責而不花大部分精神去思慮這個未來的危機。我當然不必幻想這個災難會以何種形態降臨到我們大家身上。但是我卻不能夠無視下列問題：我們應當如何行動，我又該怎麼做，才能應付這個危機？請允許我對此也略加敘述。

我並不想提倡柏拉圖的主張，認為國家應由學者或者賢人統治；因為柏拉圖時代的世界還非常年輕。雖然柏拉圖可以說是卡斯塔裏的某種類型的創始人，卻絕不可以說是一個卡斯塔裏人。他是天生的貴族，是皇家的後裔。而我們確實也可以算是貴族，培養成的貴族，然而我們是精神上的貴族，不是血統貴族。我從不相信人類有能力把世襲血統貴族也同時教育成精神上的貴族，那也許會是一種理想的貴族，但永遠只是一種夢想而已。我們卡斯塔裏人不適宜承擔統治工作，盡管我們都有教養並且富於智慧。倘若我們不得不管理國家，我們將不會像一般統治者那樣運用暴力和簡單手段，因為那麼做的話，我們大概很快便會荒疏我們原本的根基，也即荒疏了培育光輝的心靈。事實上，統治管理國家並不像某些自命不凡的知識分子認為的那樣，是又愚蠢又兇殘者幹的工作，而是不僅需要樂於不間斷地積極從事外務，也即具有讓自已與目標溶為一體的熱情，而且還必須具備果斷精神，也即為目標不惜一切的能力。這卻是一個學者——我們並不願自封為智者——不可能具有也不想具有的特性，因為我們認為觀察比行動更為重要，我們也都早已學會如何處理目標和手段，為了達到目標必須盡可能地小心謹慎，必須步步設防。

因而結論是：我們既不宜統治，也不宜參政。我們擅長研究、分析和測度，我們是一切規矩、章程、方式方法的制訂者、保護者和審查者，我們是一切精神尺度的衡量者。當然，我們還會做許多別的工作，在一定條件下，我們也會成為革新家、發明家、冒險家、征服者或者顛覆者。然而我們最重要的功能則是維護一切知識源泉純凈的能力，這也是人民需要我們和保存我們的原因。在商界，在政界，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驚人之舉並不少見，這是我們永遠不會做的事情。

在以往歷史時期裏，在一些所謂的“偉大盛世”中，也即發生戰爭和顛覆政權的期間，偶爾也會有一些知識分子受慫恿而進入政治圈子。這種情況在副刊時代的晚期大為突出。那個時代裏竟然出現了讓精神思想隸屬於政治或者軍事的主張。同樣，也出現了把教堂大鐘熔鑄成大炮，把幼小的學童拉去補充軍隊缺額的情形。於是，精神思想也被濫用成了戰爭物質。

當然，我們不會同意這類主張。那時，一個學者會在局勢危急時被拉離講臺或書桌去當兵；也有的學者會在某種情況下自願上戰場。當一個國家在戰爭中耗盡財力物力時，學者們不得不節衣縮食，直至忍饑挨凍，而無可抱怨，一個人的教育程度越高，他的特權也越大，遭逢災難時所付出的犧牲也必然越大。我們希望每一個卡斯塔裏人都能將此視為理所當然。危難時刻來臨時，我們可以為人民犧牲自己的舒適、輕松、乃至生命，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為了時代利益，為了人民或將軍的要求可以犧牲我們的精神思想、文化傳統和道德品性。避而不顧人民的苦難、犧牲和危險，當然是一種懦夫行為。然而，為了任何物質利益而出賣精神思想生活的原則，例如把二乘二的結果交給統治者作決定，那就不僅是懦夫，更是一個叛徒了。為了任何其他利益，包括國家利益在內，而犧牲真理意識，犧牲知識分子的正直，犧牲對於思想規律、法則的忠誠，都是一種叛逆行為。當真理在利益集團沖突中受到政治宣傳損害，以致被歪曲、破壞，甚至受到了強奸，就像每一個個人，或者任何已經高度發展的事物，如語言、藝術等等已經受到的那樣，——那麼，我們就只剩下一個責任，為了努力挽救真理而奮鬥，把挽救真理視為我們的最高信條。作為學者，卻去宣傳謊言，去支持騙人的謊話，不僅敗壞了為人的準則，更嚴重損害著人民的利益，不論當時有多麼漂亮的外貌，因為他汙染了空氣、土地、食物和水源，他毒害著人的思想和正義，助長了能夠導致國家滅亡的一切邪惡勢力。

因此，卡斯塔裏人不應當成為政治家。倘若不然，他就得在非常情況下寧可犧牲個人，也不能犧牲精神思想。人的才智唯有在服膺真理的惰況下才是有益的、高尚的。一旦背棄了真理，不再敬畏真理，甚至出賣真理，人的才智便成了最可怕的惡魔，比任何本能的獸性更為邪惡，因為本能總還多少具有自然賦予的無辜性質。

尊敬的同事們，當國家和宗教團體面臨危險時，我們的責任是什麼呢？我把這個問題留給各位去思索。毫無疑問會出現種種不同意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在對上述諸多問題進行了思索後，對我自己的職務和努力目標得出了一個似乎適合我個人的明確構想。這一構思引導我如今向尊敬的最高當局提交了一份個人申請，並以此作為我這份備忘錄的結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