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它的範圍又是相當廣泛的。在人民群眾各種社會文化活動裏，差不多都有它的蹤跡存在。生產作業有它的風俗、習 尚；生活起居，有它的風俗、習 尚；各種社會組織有它的風疑是起著相當大的作用的。（四）風俗習 尚的勘測、探索民俗、習 尚；宗教、倫理、文學藝術等各種意識形態的活動也有相關的風俗、習 尚。總之，風俗、習 尚伴隨著各種社會事物和活動的存在而存在，隨著它們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它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古人說：“入竟（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這說明那些無孔不入的風俗，不但本國、本地有，別國、別地一樣也有。它有著強大的拘束力，不但本國、本鄉的人要遵守它，別國、別鄉的人到了那裏也必須遵守，否則，就要鬧笑話或壞事了。

因此，一般的民族通史，特別是民族文化史，絕不能疏忽了這方面的史實。而民族志、民族學和民俗學等學問，正是以它為重要內容的。

我國廣大的土地上很早就有人群居住了，有人類的生活，自然就要產生和保持一定的風俗、習 尚。先秦書籍裏，已經有不少古俗的記錄，甚至關於風俗（特別是人與人交 際的禮儀）的思考、概括的言論也有了，雖然大都是斷片的。漢代是我國文治武功發達的時代，對風俗進行記錄、評論的著作開始出現了。例如東漢思想家王充，他是民間信仰、習 俗的批判者，但他也是這方面資料的保存者。到了東漢末年，專門述評風俗的著作也問世了，那就是應劭的《風俗通義》（後代簡稱《風俗通》）。至於兩漢時期的正史（如《史記》《漢書》）、地方史（如《蜀王本紀》《吳越春秋》）等著作，其中包含的一定分量的民俗資料就不用細說了。

漢代以後關於風俗的專著陸續出現。如晉周處的《陽羨風土記》（簡稱《風土記》）、梁宗懍的《荊楚歲時記》以及隋杜台卿的《玉燭寶典》等。南宋、元初時關於汴京、杭州的朝野風俗，竟產生了幾部專著（其中有篇幅比較短小的），如《京東夢華錄》《夢梁錄》及《武林舊事》，它們都是我國風俗史及風俗學史上的重要著作，即使在世界風俗史文獻裏也是占有相當地位的。明清以來，風俗志一類專著不斷湧現，其記述對象也由國內擴展到國外了。

到了近代，國內外交 通比較暢達，由於民主 思想擡頭和歐、美、日等國有關學術的輸入和刺激，以及文字發表、印刷的便利等原因，使我國這方面的著述一時相當活躍。但也多限於材料記錄，（一般還是零碎的記錄），理論、探究及比較系統的著作還未出現。1911年，張亮采發表了他編著的《中國風俗史》，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部比較系統的風俗著作，雖然篇幅不長（220頁），觀點也有可以商酌的地方，但因為它出版較早，而且具有一定系統，所以頗值得註意。

“五四”運動的前一年，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後一年，北大歌謠征集處對歌謠的搜集和發表，是民俗文化這門科學的真正發端。這首先是因為歌民俗學活動，最初大都是從搜集歌謠或民間故事開始的；其次，歌謠是以活語言表達和傳播的口承文學，同時又是別的許多民俗事象的載體。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在歌謠研究會成立後，特別是《歌謠》周刊刊行後，接著成立方言調查會和風俗調查會，跟這種道理有一定關系。

由於客觀的需要和張競生、常惠等人的倡議及努力，1923年5月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成立了風俗調查會。當場定下三種調查方法：（1）書籍上從風俗調查會的文件裏，我們可以窺見那些倡導者從事這項新學術工作的宗旨、抱負和方法。盡管因為種種不利條件，這項事業當時沒有取得北大風俗調查會，雖然存在的年月不長，卻派人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區的調查；（2）實地調查；（3）征集器物。比較理想的成果，但是，他們留在學術史上的足跡，是不會湮滅的。進行了幾次風俗調查，據說“具有很好的搜集的材料”，而妙峰山香會調查，卻是成績更顯著的。現略作介紹。

妙峰山，位於北京城西北80千米的地方，是仰山的主峰，也是北京一帶的“香主”。山頂廟供奉著天仙聖母碧霞君。據說，她是東岳大帝的女兒。解放前，每年陰歷四月初到十五，朝山進香的人很多，香火旺盛時去的人有好幾萬。他們不僅來自京兆、天津、保定，甚至於來自南方的婦女也不少。1924年，顧頡剛、容庚、容肇祖、孫伏園和莊嚴五位，受風俗調查會的委托，從四月初八到初十，去山上進行了三天的考察。回京後，他們各自都寫了文章，在當時《京報副刊》（孫伏園主編）上發表，一時引起了學術界的註意，招來了一些學者的回應。

1927年冬，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的民俗學會成立。次年開始印行叢書。顧頡剛編刊了著名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之後，又編輯了他們所寫的妙峰山調查文章，並附上一些其他學者（如江 紹原、白滌洲、傅彥長等）的有關文章，同時還邀請了當時中山大學文學院的同事何思敬、崔載陽兩教授添寫了意見，結集成一部專著，簡名《妙峰山》，於1928年7月出版。

妙峰山香會是當時（及那以前的一段時期）河北一帶的大香會之一。這種香會，雖然主要是宗教活動，但實際上已經發展成為一種綜合的社會文化活動。那些年輕的民俗學者，在親身參與這種非常的民俗活動之後，認識到“可以看出他們（民眾）意欲的要求、互助的同情、嚴密的組織、神奇的想象；可以知道這是他們實現理想的一條大路。”換一種說法是：“他們儲蓄一年的活動力，在春夏間從事半個月的宗教，發展他們的信仰、團 結、社交 、美術等各種能力，這真是宗教學、社會學、心理學、美學、教育學等學科的好材料”。他們甚至還在這種民眾運動中，看到“民族中的下層社會的文化保存著一點新鮮氣象”，而他們認為這正是拯救民族於衰老的強壯性的血液。

當時和稍後的一段時間裏，國內那些具有現代學術觀點的學者，對於這種風俗調查及其成果都表示讚賞，並且就各人的學術專業觀點給予評論。例如宗教學者江 紹原、藝術學者傅彥長、社會學者何思敬（解放後他以國際法學專家身份從事這方面的發言活動）、心理學者崔載陽等，大都是這樣的。以上略述了歌謠征集處在妙峰山香會的調查活動以及學術界對它的評價。它是我國現代民俗學活動富有氣勢的開端，也是當時整個民俗文化學興起的一個有力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