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奇術異能
在熙熙攘攘的東京大相國寺,萬姓交易,各式各樣,其中有一項“貨術”買賣頗為吸引人——
紹聖二年(1095)五月九日,一道士賣《諸禁方》,一方緘題為《賣賭錢不輸方》,一好賭少年用千金買下,歸家一看,寫著:但止乞頭。此為見好就收之意,當然是賭錢不會輸的方子了。蘇東坡評論說:這道士真會賣術啊,戲語就可得千金,還不是欺騙少年。
據此我們可以判斷,東京的市民是十分迷信“奇術”的,這是宋代城市的一種通病,一種流行色,各個階層,高、中、下層的大多數市民,都向往奇術的神話境界。也就是說,道士的“貨術”得以成功,是東京市民趨崇“奇術”的反映,如果沒有整個市民社會對“奇術”追求欣賞的氛圍,這位道士絕不會做這樣的買賣,也不會獲得任何成功。
以此類推,市民對娛樂性的奇術更是狂熱地追求了。筆者認為:雜技之所以至宋代進入到一個出新出奇的階段,是與壯大起來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市民階層的欣賞趣味有關。這一時期的雜技,正如孟元老所說:“伎巧則驚人耳目”——
以踏索而言,它又名“走索”、“高”,即在兩高桿之間懸一繩子,伎藝人在上面做各種動作。這在宋代以前就有,可是到了宋代,則演變得更加驚險。如劉筠《大酺賦》所說:
望仙盤於雲際,視高於坦途。俊軼鷹隼,巧過猿狙。炫多能於懸絕,校微命於錙銖。左回右轉,即亟只且。嘈沸,鼓噪。實倒投而將墜,旋斂態而自如。亦有僮赤子,提攜叫呼。脫去褓褓,負集危軀。效山夔之躑躅,恃一足而有余……
晏元獻罷相守潁州時,一日,有伎藝人作踏索表演:擲索向空中,索直立,伎藝人遂緣索而上,快若風雨……
這是結合幻術而設計的一種走索,給人以新鮮之感。
又有上官融,在東京的大道上見到一弄盞者,其盞百只,置於左右手,更互擲之,常一半盞在空中,遞相拽擊,節皆中節……上官融感嘆宋簡子弄七劍,叠而躍之,五劍常在空,擲盞者像他,但又超過了他……
弄盞,在大的系統下屬於“雜手藝”。雜手藝範圍有踢瓶、弄碗、踢磬、弄花鼓捶、踢墨筆、弄球子、拶築球、弄鬥、打硬、教蟲蟻及魚、弄熊、燒煙火、放爆仗、火戲兒、水戲兒、聖花、撮藥、藏壓、藥發傀儡、壁上睡,小則劇術射穿、弩子打彈、攢壺瓶(即古之投壺)、手影戲、弄頭錢、變線兒、寫沙書、改字。
吳自牧對此又作了補充:踢缸、踢鐘、虛空掛香爐、弄花球兒、藏人、藏劍、吃針、射弩端、親背、綿包兒、撮米酒、撮放生等,並說:“雜手藝即使藝也。”綜上所述,雜手藝範圍是非常寬泛的。
宋話本《楊溫攔路虎傳》中有這樣的說法:“明日是岳帝生辰,你每是東京人,何不去做些雜手藝?”看來東京市民不僅是喜好雜手藝,而且很多市民都會玩兩下子,這是雜手藝普及的征兆。
弄盞是雜手藝中的一種,屬於那種憑借手法疾快變換,以達奇效的伎藝。它需要長時間的艱苦的訓練,才能做到手法迅捷。在宋代城市中,類似弄盞這樣的伎藝是不少的,如弄碗、弄花鼓捶、弄球子、弄鬥等等。伎藝人中間的“快手劉”、“快手張”、“渾身手”,就是這方面的手法傑出者。他們的表演,對傳統的手法,是有很大突破的。如弄百盞於空中,在宋代以前未見過,在宋代以後也未見過。
這種新穎別致的手法表演,是很受人們的歡迎的。在一次上流社會的宴會上,面對著號稱“藏者”的伎藝表演,玉清昭應宮使丁謂,對翰林學士夏竦說:古來沒有詠藏的詩,內翰可作一首。夏竦即席獻詩:
舞拂桃珠覆吐丸,遮藏巧使百千般。
主公端坐無由見,卻被傍人冷眼看。
這首較早的專寫手法魔術的詩,透露出了手法魔術在宋代城市中已很流行,伎巧很高,套路有“百千般”之多。樓鑰也有一首《藏》詩,可與之互證:
盡教逞技盡多般,畢竟甘心受面謾。
解把人間等嬉戲,不妨笑與大家看。
樓鑰所說極是,“藏”這種手法魔術,來無蹤去無影,設計出人意料,確實給人帶來許許多多的歡樂。如果再翻翻宋代的筆記小說,就會發現這種市民喜歡的伎藝,已很生活化了——
洪中孚尚書處,經常有一位道士來訪遊,告別之時,道人願向他表演一術。時當年底,洪指園中枯李說:可使開花結子嗎?道人說:能。道士即用青幕覆其上,還告訴洪尚書請客人來置酒觀賞。
道士摸出一粒藥,納入李根,然後蓋上。一會兒揭開,李已開花,又覆其幕如初,及再揭,李子已結實。蓋三遍幕,令遍行酒,遂去幕,則一樹全熟,青黃交枝,滿座摘食,香味勝於常種……
又有一魯晉卿,投奔在宿遷縣崔鎮當官的朱彪,每逢朱家來人,魯晉卿輒表演小戲劇逗人玩笑,對別的沒什麽所求。一次朱彪和族友在後圃飲酒,魯晉卿來了,朱彪對他說:你能學著古人化鮮鯉作膾給大家嘗嘗嗎?魯晉卿笑著說:這個容易,只要得到一片魚鱗就可以了。朱彪命仆人取數片魚鱗給魯晉卿,魯又要一貯滿水的瓦甕,投鱗其中,蓋上青巾,時時揭視,良久舉巾,數鱗騰出,一座大驚。廚師用此魚作膾,其鮮腴超過了市場上所賣的魚……
這兩則出自《夷堅志》的故事,可稱是小手法魔術典範。這種依靠道具機關的靈巧和以假亂真的表演,達到絕妙變化的魔術,在皇宮內也經常上演。如在宋理宗過生日時,姚潤所表演的“壽果放生”,就是從壽桃之類的果子中變出飛鳥來,展翅升空……這就平添了一派佛家慈悲為懷的意味,突破了一般的祝壽模式,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宋代城市裏,能表演這種稱之為“撮弄雜藝”的伎藝家是很多的,僅臨安一地這種藝術高手就有:
包喜陸壽金時好趙安
宋德徐彥沈興陸勝
包壽範春吳順金勝
林遇仙金寶趙十一郎包顯
趙家喜渾身手張賽哥王小仙
姚遇仙趙世昌趙念五郎趙世祥
耍大頭施半仙金逢仙小關西
女姑姑施小仙
有這樣多的撮弄雜藝家,怪不得臨安的市民社團中專有一個集聚這些人的“雲機社”。從這些人的藝名來看,或“遇仙”,或“半仙”,或“小仙”,或“逢仙”,或“渾身手”,或“渾身眼”,可以想見表演撮弄雜藝的精彩程度,甚至在宋代一般城市中,都可以看到這樣的表演情景——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數客同坐寺門,見一婦人汲水,一善幻術客,戲惱之,即讓她提水不動。誰知這婦人也會幻術,向他發出勿相戲的請求,可是此客不答應,汲水的婦人便說:若這樣就比比法!婦人隨擲挑水的小扁擔,化為小蛇。客探懷取塊粉,急畫地,作二十余圈而立其中,蛇至不能入,婦人含水,蛇比剛才稍大一些,又懇言:官人莫相戲。這位客人頑固堅
持,婦人無奈,便讓蛇突入,直抵15圈中。婦人再水叱之,蛇遂大如椽,徑躐中圈,將沖向那客,婦人提出停止鬥法,客猶不聽,蛇即從那客的腳直纏繞到脖,盤解不開。圍觀者達數百人,同寺者準備去報官,婦人笑著說:傷不著,取蛇投到地上,仍化為一小扁擔……
一男一女,同在旅途,相遇戲作,即是幻術,這反映了手法魔術已深入市民階層之中,好像誰都會似的,而且水平不低,表演物品隨身攜帶,交手相較,就能演出一場驚心動魄的“撮弄”來。
在這種幻術大盛的背景下,許多新節目接踵而來。手彩幻術“仙人栽豆”就產生於宋代城市,像東京的“旋燒泥丸子”等即是這種節目中的佳作,《武林舊事》列舉的王小仙、施半仙、章小仙、袁承局等,就是專門表演此術的高手。
據雜技史家研究:這類節目是根據道家無中生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哲理創作的,表演層次豐富,使人百猜不解,百看不厭。驗之於宋代城市所出演的這類泥丸節目,表演者確實均為道士——
宣和四年(1122),南安軍有一道士,獨攜一裝滿泥的竹畚,庭下數百觀者,道士讓他們自取泥如豆納入口內,再加以詢問:欲得作何物?果實還是肴饌,還是飴蜜?不要說時節、土地所應之物,要依自己的意思說。然後道士仰空吸氣,呵入人口中,各隨所需而變,戒令這些人勿嚼勿咽,可再易他物。於是,奇跡發生了,剛才成為肉的能變成果,成為果的能變成肉……千變萬化,無有窮極,其實只是一泥丸而已。
紹興年間,臨安有一年八十余歲的老道士,自稱過去是東京景靈宮道士,這說明他還是繼承北宋“泥丸子”的神韻。他經常冬日在三省門外空地聚眾表演:用濕紙裹黃泥,向著太陽曬乾,成為堅瓦。這大約是“開場白”,為正式的泥丸演出作好鋪墊。老道對圍觀者說:小術呈獻諸君子為戲,卻覓幾文錢買酒。
接著隨地畫“金”、“木”、“水”、“火”、“土”五個字,各一泥丸,包上濕紙,放在堅瓦上,借著日色曬,並告觀者
勿遮陽光。少頃去紙,東方的色青如靛,南方的赤如丹,西方的白如珠,北方的黑如墨,中央如黃蠟似的。往來觀者,成百上千,無不相顧嘆異,紛紛向老道扔下了錢……
這是一次表演“泥丸”幻術全過程的展現,它使我們真切了解到,宋代城市中的泥丸表演是有深度的,設計程序是異常巧妙的,而且樣式多種。正是這多種樣式,成就了宋代幻術的豐富體系。倘若聯系另一種“七聖法”幻術,更可增加這種認識。
“七聖法”屬於驚險幻術一類,在北宋時就廣泛流行。表演時是七個披發紋身之士,執真刀,互相格鬥擊刺,剖心破面,十分嚇人,“切人頭下,少間依元接上”。表演最為有名者為杜七聖。羅貫中則詳盡地在《平妖傳》中追敘了他表演的過程——
看那小廝脫剝了上截衣服,玉碾也似白肉。那夥人喝聲采道:“好個孩兒!”杜七聖道:“我在東京上上下下,有幾個一年也有曾見的,也有不曾見的。我這家法術,是祖師留下,焰火燉油,熱鍋煆碗,喚做續頭法。把我孩兒臥在凳上,用刀割下頭來,把這布袱來蓋了,依先接上這孩兒的頭。眾位看官在此,先交我賣了這一伯道符,然後施呈自家法術。我這符只要賣五個銅錢一道!”打起鑼兒來,那看的人時刻間挨擠不開,約有二三百人。話分兩頭,卻說杜七聖念了咒,拿起刀來剁那孩兒的頭落了,看的人越多了。杜七聖放下刀,把臥單來蓋了,提起符來去那孩兒身上盤幾遭,念了咒,杜七聖道:“看官!休怪我久占獨角案,此舟過去想無舟。逞了這家法,賣這一伯道符!”雙手揭起被單來看時,只見孩兒的頭接不上。眾人發聲喊道:“每常揭起單,那孩兒便跳起來,今日接不上,決撒了!”
這種幻術需要很高的變化藏運技巧,使觀者不能見其機,只感到震驚。它和手法魔術不同的是帶有很濃的血腥味,是迎合市民口味設計的,是近代大套“肢解活人”幻術表演之先聲。
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魔術家還遵循新的科學技術研究原理,創造了許多高科技的幻術節目。陳元靚《事林廣記》中就有這樣的記載——
指南魚:用一個像姆指那麽大的木刻魚子,在腹中開一竅,陷好一塊磁石,用臘填滿,用針的一半,從魚子口中鉤入,放沒水中,它就會自然指南了。
指南龜:用一個木刻龜子,像前法那樣制造。但在尾邊敲針紮入,用小板子上安上竹釘子,像箸尾那麽大,龜腹下微陷一洞,安釘子,上撥轉常指南,釘要釘在尾後。
葫蘆相打:取一樣長三個葫蘆,口開闊些,用木末沾膠水,調填葫蘆內,令及一半,放乾,一個用膠水調針沙向內,一個用膠水調磁石末向內,一個用水銀盞向內,先放鐵末並磁石者,兩個相近,其葫蘆自然相交,將盛水銀的一個放中心,兩個自然不相交,收起來又到一塊。
大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述了指南針的四種裝置方法,那麽是否可以說,指南魚、指南龜也是指南針的一種裝置方法?而“葫蘆相打”則體現了沈括的關於磁石性質的不同這一科學的推斷。
以上三種幻術,放置在宋代科學技術大背景下考察,就會發現這是極好的科學技術原理的藝術展現,用今天的話來說,這是成功的藝術的“科普工作”。它使觀者在新奇之中接受到了指南針、磁石科學知識的熏陶。
可貴之處就在於,宋代的魔術家們,將新的科學技術研究成果與魔術結合,對中國魔術的發展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這類利用特制的機關道具顯示新的科學技術成果的魔術,書寫了中國古代娛樂生活新的一頁。
為了使幻術的娛樂性更強,伎藝家們還將新的科學技術研究成果——火藥轉化為新的伎藝節目,那就是煙火,其最為常見的樣式有起輪、走線、流星、水爆——起輪,為輪車一類。臨安的少年,經常在街市舉行放風箏、輪車的比賽,有極大的風箏,也有小輪車。賭賽輸贏,多用藥線。眾所周知,藥線是引爆或串連煙火的部件。少年每天都要用藥線進行旋轉飛升的賽事,有的一會兒就能輸三二兩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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