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過去了，事實表明了“黃委會”當年圈出的許多“淹沒區”始終無水，是不能舍棄的良田。於是，部分移民開始回流，近年來為了發展經濟，又有了不少新的舉措。

重建古代名樓，盛行各地。湖北的黃鶴樓，南昌的滕王閣等等，規模宏大，都是鋼筋混凝土架構。歷代兵燹之患，古建築多毀於戰火，現代建築倒不怕火災。

蒲津渡是黃河古渡，維系著秦晉交通要道。渡口位於古蒲州城西門外。這里水勢較緩，地方除了船渡，還曾建有黃河上最古老的浮橋。

1989年8月，在蒲津渡遺址出土了四尊“鎮河鐵牛”，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黃河鐵牛鑄於唐元開十二年(公元724年)，為穩固蒲津黃河浮橋而鑄，每尊各重30噸。黃河浮橋毀於元末。據《史記秦本紀》記載，公元前257年秦昭王就在此“初作河橋”。此後屢毀屢建，浮橋的竹索也改成了鐵索。隨四尊鐵牛出土的還有四個鐵人、兩座鐵山、三個鐵墩、六根鐵柱等。蒲津渡遺址的面積大，遺存十分豐富，曲拱梯形石堤上邊上還發現有管理渡口的磚屋遺址。

蒲津古渡遺址、蒲州古城、普救寺、中條山中的永固寺，組成了黃河中遊極好的旅遊景觀組合——當然，重建鸛雀樓是不可缺少的環節。但未想到，建成後鸛雀樓又留下了新的遺憾。

問題是鸛雀樓的選址。

鸛雀樓始建於北周時期，大約在公元557—571年間，位於蒲州城西門外的黃河灘地上，作軍事了望臺用。歷經隋、唐、五代、宋金700余年。《蒲州府志》記載：“鸛雀樓舊在城西河洲渚上，周宇文護造。”唐代李瀚的《河中鸛雀樓集序》雲：“宇文護鎮河外之地，築為層樓，遐標碧空，倒影橫流，二百余載，獨立乎中州。以其佳氣在下，代為勝概。”樓因黃河近岸沙洲沼澤密布，鸛雀等水鳥翔集故名。宋代的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推崇了《登鸛雀樓》的三人同題詩。

李益的詩雲：

鸛雀樓西百尺檣，汀洲雲樹共茫茫。

漢家簫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

事去千年猶恨速，悉來一日即為長。

風煙並起思望鄉，遠目非春亦自傷。

暢諸的詩雲：

迥臨飛鳥上，高出塵世間。

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另一首就是王之渙的那首“白日依同盡，黃河入海流”了。正因為有如此豐厚的歷史文化的積澱，鸛雀樓也就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精神文化之樓，它從來沒有在人們的意識中消失過。

唐代蒲津渡遺址，距蒲州西城墻不過百米之遙。可以想見，當年鸛雀樓就近在蒲州城邊，樓下便是滾滾黃河。元初鸛雀樓毀後，明代以蒲州西門城樓“寄名曰鸛雀”。

現在黃河已經西移至十多里外的山腳下。

黃河經過“治理”後，來水也已經大大減少。原先河灘上的沼澤沙洲，全變成了莊稼地。

其實文化需要皈依，需要“植根”。鸛雀樓也是一個悠久文化的結點。只有兩種合理的選擇。要麼把重修的鸛雀樓移至現在的黃河邊；要麼盡量尊重歷史，選在古城與蒲津渡之間，接近原址，修復鸛雀樓的同時再修建一段古城墻。

新鸛雀樓由領導人題額，移位到了蒲津渡西邊幾千米處的莊稼地上，高高大大，絕無依傍地屹立在青青麥田之中。新樓圈了很大一片地方，建築十分現代，周圍是幾何圖案的西式草坪，這就是當代人對鸛雀樓的理解和詮釋？完全不符合文物重建和古跡保護的原真性原則。由於占地大，可買票乘電瓶車進出。沒有古城沒有黃河的鸛雀樓，缺乏表現形式與歷史價值的內在統一，構不成任何與黃河、古渡、沙洲有關的景觀意境，即使作為新建的旅遊景點，也很難說是成功的。

烈日炎炎，門票不菲，遊人寥落。

嗚呼，登樓遠眺，前不見黃河，後不見故城，更無飛鳥。

而山河之偉，雲煙之勝，風土之異，不殊於往古矣。

文津街北京圖書館的啟示

英國《觀察家報》報道：(北京)一座挨一座的商場拔地而起，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華麗。形形色色的國際建築設計師來到這座城市，參與可以自由發揮的區域設計。

形形色色——真是妙極！

法國建築師安德勒，是被稱為“大臉盤”的國家大劇院設計者。他說過一句“殘酷”的話：“對付一個古老文化的最好辦法，就是將它逼到危機的邊緣。”

確實是危機。在烈日與寒風中，一小群人被逼入了絕地，成了弱勢群體，但他們仍在不斷地奔走呼號，保護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保護中國城市風貌和文脈。

半個多世紀，我們毀滅和丟棄了什麼？又創造和留下了什麼？

每次走過北京的文津街和北海大橋，我都會被北京圖書館的氣宇恢宏的建築所吸引。我真不敢想象，這座70多年前建成的中國氣派與風格的現代圖書館，是出自洋建築師之手。

北圖院內外，放有許多文物。圓明園被焚毀後，為了便於保護，其遺址上的華表、乾隆禦制《教諭騎射碑》、刻有乾隆禦制詩的圭形昆侖石等一些文物，被移至文津街北京圖書館，其門前的一對石獅，也是原長春園東大門前的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