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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6 hours ago

胡仁智、吳映穎：傳承鄉賢文化，優化基層治理 上

作者：胡仁智、吳映穎（分別系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文化是一種做人的文化，其中，儒家經典將有道德、有才能的美善人物冠之以「賢」，而「鄉賢」一詞，至遲見於唐代劉知幾的《史通·雜述》：「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

時至明清，「鄉賢」正式載入史志中的「人物誌」，「鄉賢入祀」也成為國家祀典的組成部分。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鄉賢」已成為傳統中國社會的文化符號之一。

隨著傳統社會治理的流變演進，鄉賢身體力行，充分發揮了價值引領作用，在敦風化俗、息訟止紛、安土息民中踐行儒家道統，在「修齊治平」裡追求中和圓融，進而在歷史和地域尺度上匯集形成了鄉賢文化，內嵌於傳統社會「家國一體」的母本文化結構中，持續作用於基層社會治理的多個方面。

作為中國鄉村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鄉賢文化既展現了一個地區真實、立體的形象風貌，同時也是團結大眾的有效形式。一方面，鄉賢文化本身凸顯了有德之士在文化傳承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鄉賢文化雖然有草根性、鄉土性，但也體現了中國文化以道德安身立命的根本精神。同時，鄉賢文化植根於鄉土和家庭，凸顯了中國文化重德育的傳統。

以倫理規約框定基層民眾德行標凖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如果把「一鄉之善士」理解為鄉賢，孟子的意思便是：我們既要有全國、天下意義上的榜樣，還要有同一個地方的榜樣。同一個地方的榜樣對於當地的文化傳承與道德發展，比「外來的和尚」所起的作用更大。這是因為當地人們不僅了解榜樣本人，而且了解榜樣的左鄰右舍、親戚朋友、上下幾代，甚至知道榜樣小時候做過哪些調皮搗蛋之事，知道榜樣有時候不拘小節，但臨大節而不虧。在鄉親們眼裡，鄉賢不是粗線條的，而是立體、豐滿的，既充滿生活情趣，又能把道德感、正義感塞於天地之間。

鄉賢文化作為鄉村文化的核心內容，其扎根於中國家鄉的母土文化，既具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特征，又呈現出相對獨立的個性特點，是教化鄉裡、涵育鄉風文明的重要精神力量，推動著鄉土的風俗嬗變，在鄉邑構建起「德禮成風」「法施成俗」的社會秩序及人文生態。

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傳統鄉賢，抱持著在朝「載光郡國」、在野「默化鄉裡」的初衷，將涵養的道德力量外化為宗儒、守正、崇文、敬祖、好施、務本等德行表現，成為鄉民效法的典范和楷模。這份由信任而生的責任，驅使鄉賢把內修的德行素養與外求的閱歷經驗加以融匯，通過主持制定鄉規民約、家訓家規為本土本鄉構建一鄉之規、一村之矩，以禁非為、以儆愚頑、以求良善。

村規民約和民風民俗體現著鄉賢文化的傳承，其大多以通俗語言闡明鄉黨鄰裡關系的基本准則，包括修身、立業、齊家、交友等行為規范，以及過往迎送、婚喪嫁娶等禮儀俗規，如在現今發現最早的成文鄉約——《呂氏鄉約》中，便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個大類及若干小類予以涵蓋。在彼時教育不普及、鄉民文化不高的情況下，鄉賢借鄉規民約將儒家倫理的抽象主張具化為鄉民們聽得懂、想得通、做得到的社交禮法，在正面教化廣大鄉民崇德向善、導正鄉村價值取向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歷經了傳統文化的磨煉和考驗，打破不合時宜的舊習陋俗，也是熟悉鄉村環境、具備開闊眼界的鄉賢應盡之責，他們通過新建基層社會組織完善社會自治體系，重構鄉規民約傳播新文化及新的社會價值觀。將村規民約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緊密結合起來，引導村民自覺遵守社會道德公約，有利於實現自我管理，提高村民的思想道德修養；有利於加強現代農村基礎治理，為農村社會穩定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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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處息訟構建基層社會和合氛圍

由儒家創始人孔子奠定和倡導的「無訟」思想，承載著儒家追求的和諧社會理想，蘊含著人際關係的和諧、友善、誠信、謙讓、互恤等道德觀念。調處息訟是實現「無訟」理想的重要手段，千百年間，平衡著矛盾糾紛的消弭和倫理綱常的維系，迎合了農耕社會解紛止爭的現實需求，逐漸被鄉民所接納和習慣。

作為傳統社會固有結構中的一環，鄉賢對上維護統治秩序，對下穩定社會環境，是歷朝調處制度所依附、依靠的關鍵對象。傳統鄉賢也順應息訟訴求、推動調處制度，他們通過自身威望調解鄉民矛盾，憑借制度規約裁斷鄉裡糾紛。

在宗族勃興的宋代，鄉村地區的族長依靠官府國法、依據鄉規民約、依照天理風俗，通過啟動、調查、會商、協定等步驟實施調處，既有基本的嚴謹，也兼顧鄉間事務處理的靈活和高效。自元代起，國家典章明確將民間糾紛調處的權力下沉到鄉，「諸論訴婚姻、家財、田宅、債負，若不系違法重事，並聽社長以理喻解，免使妨廢農務，煩擾官司」，由鄉賢主導或參與的鄉約調解、宗族調解成為鄉村民事和輕微刑事案件的主流解紛手段。

到了明代，但凡鄉村民事糾紛一律先經鄉、里「申明亭」調處，只有耆老里長不能解決的案件，才能「訟於官」。如明正統年間的婺源縣人張操，即因「凡邑內有疑訟，委公詳決，公則舉善而勸，人服其化而從判如流」而成為鄉賢調處的典范。清代在實行「保甲制」的前提下，把調處「戶婚田土」等民事糾紛的權力和勸道風化的職責交給宗族族長，充分肯定了鄉村賢達調處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可以說，鄉賢作為社會治理的生力軍，憑借人熟、事熟、村情熟以及威望高、口碑好的優勢，積極參與著家鄉社會治理。在「家國同構」二元治理結構和農耕文明生產條件下，傳統鄉賢和調處制度牽手協同，令官府與宗族、國法與鄉約、教化與懲處、制度與文化並行不悖、互為補強，使「無訟是求、教化為先；抓大放小，重刑輕民」的古代解紛策略，在維持社會平衡、化解民事沖突、降低行政成本上展現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進入新時代，新鄉賢文化作為一種「軟約束」「軟治理」，也有利於健全鄉村居民利益表達機制，從而提高凝聚力和自治能力。從優化鄉村文化看，新鄉賢文化所蘊含的文化道德力量，能延續傳統鄉村文脈，教化鄉民、反哺鄉里、涵養文明，使村民遵循行為規范、價值導向；從提升鄉村治理手段看，在一些鄉村出現「空心化」現象的情況之下，推進新鄉賢文化和鄉村社會結構有機融合，更能有效促進公共服務普及與公序良俗形成，構建兼具鄉土性與現代性的鄉村治理新模式。

以齊家治鄉奠定基層治理安穩基石

自古以來鄉愁情懷就是建立鄉情紐帶的內在動力，維護鄉里秩序的太平安寧是傳統鄉賢的一己之責與身份標簽。在承平歲月，鄉賢以種種善舉踐行「同宗互濟」，如遇戰亂災荒，則以「扶危救困」維持鄉村秩序。

「同宗」的基礎是血緣。血緣依托於宗祠，鄉賢通過主持修繕祠堂、修編族譜、祭拜祖先，使慎終追遠的文化和敬祖孝先的倫常得以具現化、制度化、儀式化。鄉賢組織鄉民合力建設宗祠村廟系統，旨在通過血緣與地緣向村民灌輸生命意義和生活節律，這是傳統鄉村善治不可或缺的道德紐帶和文化脈動。

「互濟」的手段是反哺桑梓，多指鄉賢以建路修橋、挖渠築壩、造亭助學等活動促進鄉村民生事業。如貴州平遠人丁寶楨（1820-1886年），「於地方賑務河工及清理獄論，興建學校等事，無不實心經理，洵屬功德在民」。又如貴州貴築人李端棻（1833-1907年），致仕回鄉後主持經世學堂講席，「諄諄以開通風氣，導引後進為務。」去世前一天還叮囑弟子出資捐助學堂經費。

「扶危救困」是鄉秩穩定的後盾。在農耕社會生產力有限，公共服務基礎薄弱的現實下，面對人力無法預測和干預的客觀條件，鄉賢盡己所能幫助鄉民守住生存底線，避免或減少老無所養、凍餓無著、流民四散的動蕩局面。如上虞崧廈人連仲愚（1805-1874年）及其子孫創辦經營的連氏義莊延續70餘年，救助當地鰥寡孤獨和落難災民，使飢有食、寒有被、病有藥、喪有葬、婚有助。時有文人編《捐產》《置莊》等十二首山歌村曲，光緒十三年清廷禮部奉旨建坊以為旌表。

正所謂，鄉是小的國，國是大的鄉。與時偕行的鄉賢文化，自產生後歷經發展、興盛、弱化、復興的動態過程。在當今時代，中華文化是所有中國人的心靈故鄉，孔孟思想與鄉賢文化的深刻關聯發人深思。

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實現這一目標要求，需要用鄉賢文化所蘊含的文化道德力量來推動鄉村文明和鄉村發展，為鄉村振興注入文化活力。鄉賢助鄉興，鄉村振興不僅是經濟振興、生態振興、社會振興，也包含鄉賢文化的振興。鄉賢文化凝聚了中國傳統鄉村基層治理的智慧和經驗，鄉賢文化的精神底蘊不僅對社會的核心價值觀落地生根有重要意義，而且就社會價值而言，也有利於促進鄉村治理現代化。因此，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必須充分挖掘汲取鄉賢文化資源加以轉化應用，這不但有助於破解新形勢下的基層社會治理困局，也將為振興鄉村、福澤鄉裡激發出更強的內生動力。

（原題：傳承鄉賢文化，優化基層治理；作者：胡仁智、吳映穎（分別系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博士研究生；《光明日報》2023年08月19日 11版）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7, 2025 at 6:21pm

科學哲學的創意基礎～依循塔斯基（Tarski）的觀點，波普爾（Popper）主張我們應將所有陳述所構成的全域集合分為真（T）與假（F）（Popper 1972）。他認為科學的目標，是發現其內容能涵蓋盡可能多的 T、並盡可能少的 F 的理論（解釋），其中理論的「內容」是指所有由該理論在邏輯上所能推出的陳述之集合。這些陳述也同樣可再區分為真與假的部分（即理論的真含量與假含量）。一個好的理論應該能指出新的探索方向，也就是提出我們先前未曾想到要做的觀察。

這種情況類似於：某個領域中所有基本項目的全域集合被劃分為好的與不好的，分別稱為 V 與 V0。如果我們把一個程式的內容視為它的輸出集合 O，而 O 能再分為好的與不好的作品，那麼我們便能說，一個創造性程式的目標之一，就是盡可能產生多的 V（以及盡可能少的 V0）。一個好的系統應該能指出搜尋空間中的新區域值得探索，也就是能發現我們原本未想到要產生的新作品。如果我們接受這個類比，那麼波普爾用來評估理論的準則，也能用來照亮評估創造性程式的準則。

波普爾為一個令人滿意的理論提出了兩個條件（除了該理論在邏輯上能推出它欲解釋的現象之外）。首先，它不能是臨時（ad hoc）的。意即，理論（解釋項 explicans）本身不能同時用作被解釋現象（解釋項 explicandum）的證據，反之亦然。舉例而言，如果 explicandum 是「這隻老鼠死了」，那麼「這隻老鼠吃了毒藥」並不足以作為解釋，若支持它吃了毒藥的唯一證據僅是「它現在死了」。必須要有獨立的證據，例如「老鼠的胃中含有老鼠藥」。因此，不是 ad hoc 的解釋就是可被獨立檢驗的解釋。其次，一個理論必須具有豐富的內容。例如，一個能解釋除了其原本被設計來解釋的特定現象之外的其他現象的理論，其內容更為豐富，因此比不那麼普遍的理論更具價值（即「普遍性原則」）。

將這些準則應用於創造性程式時，若我們把程式 P 視為理論，而把我們希望生成的作品集合 A 視為要被解釋的現象，那麼我們關注的就是 P 的獨立可檢驗性以及其內容的豐富程度。一個被仔細調整過、只為產生特定作品的程式，不能僅因其產生了那些特定作品就被稱為好的程式。它必須具有其他能證明其價值的獨立理由，例如也能生成其他有價值的作品。在程式設計的類比中，這顯然與「內容的豐富性」準則有關：一個程式生成越多 A 以外的有價值作品、且越少毫無價值的作品，這個程式就越好。

值得注意的是，波普爾的準則是普遍適用於所有科學理論的，無論是單一陳述的解釋，還是包羅萬象的理論。因此，它們同樣適用於任何能生成 A 中作品的程式（包括較大型程式中的子系統）。這項類比的結論是：我們應努力讓程式儘可能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說，任何重新發明既有作品的創造性程式，也應該能生成相當數量新的、有價值的作品。

From: Section～Motivation from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Effect of Input Knowledge on Creativity by Simon Colton, Alison Pease, Graeme Ritchie fr. Informatics Research Report EDI-INF-RR-0055. DIVISION of INFORMATICS, Centre for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ng and Collaborative Systems November 2001， Appears in Proceedings of ICCBR-2001.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7, 2025 at 2:26pm

“For any program which purports to be creative, an important question is the extent to which its design (including the algorithms and data it uses) is contrived to produce particular outputs. That is, has the program been ‘fine-tuned’ to generate specific results? Evidence of fine-tuning can affect our perception of how creative a program has been.”

「對於任何宣稱具備創造力的程式而言，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其設計（包括所使用的演算法與資料）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刻意安排以產生特定輸出。換言之，該程式是否被『微調』來生成特定結果？微調的證據會影響我們對其創造力的觀感。」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knowledge input to a program affects its creativity, we first discuss the nature of the kinds of program to which our measures of creativity apply … Following this, we give an overview of Ritchie’s previous work on measuring creativity, and discuss how we will build on these.”

「為了探討知識輸入如何影響一個程式的創造力，我們首先討論那些適用於創造力衡量的程式類型……接著，我們概述 Ritchie 先前關於創造力衡量的研究，並說明我們將如何在此基礎上延伸。」

From: The Effect of Input Knowledge on Creativity by Simon Colton, Alison Pease, Graeme Ritchie fr. Informatics Research Report EDI-INF-RR-0055. DIVISION of INFORMATICS, Centre for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ng and Collaborative Systems November 2001， Appears in Proceedings of ICCBR-2001.

[愛墾研創·嫣然]

在創意研究與文化生產的脈絡中，創作者的「知識輸入」被證明是影響其創意輸出的關鍵因素。創造力並非孤立運作的精神活動，而是深深扎根於創作者此前所吸收、接觸與內化的各類範例、知識與文化素材。正如相關研究所指出，任何自稱具有創造力的系統——無論是人類還是人工智慧——都依賴某種「啟發集合」（inspiring set），亦即創作者創作行為之前的知識基礎或訓練來源。這些輸入不僅構成創作的素材庫，也界定創作者可能生成的觀念範圍。

文獻中強調，若一個創作系統的啟發集合被過度「微調」，也就是其知識輸入被狹隘地限制於特定範例，那麼該系統的輸出往往會過度接近既有模式，進而削弱其創造性的可信度。正如研究者所言：「程式是否被『微調』來生成特定結果，將影響我們對其創造力的觀感。」（“Evidence of fine-tuning can affect our perception of how creative a program has been.”）過度受控的知識輸入，使創作過程更像是既定模板的再生，而非真正的生成行為。

相對地，當創作者能夠在較寬廣、較少被預設框架限制的知識環境中汲取素材，創意輸出便更有可能呈現出不可預期性（unpredictability）與原創性（originality）。研究者明確指出，創造力的衡量必須從輸入出發：「為了探討知識輸入如何影響一個程式的創造力，我們首先討論……」（“In order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knowledge input to a program affects its creativity…”）。這樣的觀點同樣適用於人類創作：創意的生成來自於創作者如何吸收、選擇並重新組織其所接觸的文化資料，而非憑空產生。

綜合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創意並非在真空中產生，而是由創作者與其知識環境的互動所塑形。創作者接收與內化的知識輸入——包括其範圍、品質以及自由度——將直接影響其創意輸出的特性，使其在原創性與不可預測性之間呈現不同程度的表現。這種觀點不僅有助於理解人類創作，也為當代機器創造力的分析提供了基礎框架。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November 12, 2025 at 8:42am

趙娟：儒家「為己之學」的三層意蘊

《論語·憲問》云：「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對此，朱熹引用程子的解釋說：「為己，欲得之於己也; 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延續閱讀：觀世音—因地是自利，果地是利他 陳平原 福柯

古代的讀書人，希望自己學有所得，因此不斷提升自我修養; 今天的讀書人，希望自己見知於人，因此努力尋求外在認可。

程子又說：「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古之學者為己，不斷完善道德品格，最終的結果往往是功名富貴也自然而來，這就是「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今之學者為人，刻意追求社會認可，最終的結果往往是執著於外在之物，以至於迷失了自己，「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

那麼，究竟什麼是「為己之學」? 在筆者看來，儒家「為己之學」主要包括以下三層意蘊。

「為己之學」首先意味著向內探索。在中國古代，真正的「學者」是指那些有志於探索真理、體悟大道的讀書人，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志於道」之人。他們並不僅僅滿足於「工文藝、煉才識、謀身世」，為自己「求得此生之安」，而是要「勤修道德，鍛煉性情，尋究天人，以殷殷焉求得乎所性之理」。

可以說，凡夫俗子往往沉迷於謀劃「一世之計」，而君子和聖賢不懈追求的乃是「萬世之計」。正因如此，「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擔憂的是自己尚未了悟大道，外在世界的成敗得失、窮通壽夭，都不足以讓他內心泛起漣漪。一旦明心見性、了悟大道，則死而無憾。

故而孔子曾感慨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向內探索的主要途徑是反求諸己。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孟子也說「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都是強調向內探求。在儒家看來，「為己」的途徑主要是「求諸己」，「為人」的途徑只能是「求諸人」。換言之，「為己之學」求諸己，那麼就獲得了精神的自由，「為人之學」求諸人，則必然會受到外在的束縛。所謂「為己之學」，就是「求其放心」。孟

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在他看來，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不僅「人皆有之」，同時也是「我固有之」，是每一個人本來就有的，只是後來逐漸放逸、迷失了。讀書問道的最終目的，就是把那個迷失的本心本性找回來，這才是真正的學問。陸世忱在《就正錄》中說：「吾人此身在天地間，原至微末。若小體是從，營營一生，何異犬馬。

若非有此著學問，豈不辜負一生。」也就是說，向外求取，從其小體，汲汲於名利，就是小人;向內探索，從其大體，致力於求道，就是大人。

「為己之學」還意味著仁者自愛。儒家主張「仁者愛人」，認為仁德的根本就是「愛人」二字，它是一種品質、一種能力，而「愛人」的前提乃是「自愛」，也就是關愛自己、提升自我。

1973年甘肅省金塔縣肩水金關遺址出土的漢簡《論語》中有這樣的語句：「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知之至也。」可見，孔子不僅將「自愛」視為仁的內涵，而且認為它是「仁之至」，亦即最高的仁。

《荀子·子道》中也記載了顏淵「知者自知，仁者自愛」之語，強調仁者要以「自愛」為起點。這充分表明，「愛人」首先要「愛己」。一個不懂得愛自己的人，怎麼可能愛其他人?

在《傳習錄》當中，王陽明強調，「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在他看來，「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一個人要懂得以「深愛」作為自己人生的根基。如此，人生之樹才能夠茁壯成長。

「愛己」也意味著與自己和諧相處。當一個人有能力與自己和諧相處，才能自然而然跟他人融洽共處，因為我們和這個世界的關係乃是自己內心的投射。所有的人、事、物都是我們內在的投射，就像鏡子一樣反映我們的內在。

若一個人有能力獨處而始終保持 「慎獨」，那麼就不會依賴和受制於各種外在的境況，從而安住於此時此地，面對各種人生處境而「不改其樂」。

「為己之學」還意味著修己安人。一個人讀書為學、探索真理，首先要有益於自身，才有可能使他人受益。試想，如果自己都不曾受益，怎麼可能幫助其他人呢?所以，首先要提升自己，然後自然而然地影響和幫助身邊的人。關於「為己」與「為他」的關系，《論語·憲問》記載子路問孔子何為君子，孔子答道：「修己以敬。」子路問：「如斯而已乎?」孔子接著說：「修己以安人。」子路進一步追問：「如斯而已乎?」孔子答道：「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修己就是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安人就是幫助自己身邊的人。在孔子看來，修己方能安人，修己就是安人。換言之，自利方能利他，自利就是利他。一個人通過學習和踐行古聖先賢的教誨，解決自己的無知和煩惱，本身就是對這個世界最大的幫助。

如同一株鮮花，它自然而然地盛開，凡是靠近它的人都能夠感覺到它的美麗和芬芳。真正的儒者戴仁而行、抱義而處，他的君子風范和人格魅力會自然而然地感染到身邊的人。現代社會盲目強調努力，盲目追求成功，而忽略了心靈的滋養、智慧的提升。

問題在於，一個人如果缺乏智慧，他越是積極有為，給他人和社會帶來的往往是更多的麻煩與困擾。所以，儒家的「為己之學」就是強調要通過自利來利他，修己以安人。

總而言之，「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是兩種不同的學習動機。在儒家看來，「為己之學」就是「君子務本」，最終立己而立人;「為人之學」就是「捨本逐末」，最終鮮有不敗者。時至今日，「為己之學」逐漸失落，「為人之學」盛行於世，讀書為學常常淪為求取名利的一塊敲門磚。在當今社會，一些人表面上學識淵博甚至著述甚豐，但是實際上精神空虛、內心迷茫，他們的所有努力，不過是追求外在世界的認可。故而，重溫儒家的「為己之學」，對於現代讀書人而言仍然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系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趙娟;關鍵詞：儒家、「為己之學」、三層意蘊;原見：時間：2024/6/17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October 28, 2025 at 7:55pm

斯卡瑞：疼痛之身的情動時刻

「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學者形容斯卡瑞 ( Elaine Scarry)《疼痛之身》（The Body in Pain, 1985）作者為「前驅」。

一、Sara Ahmed

作品：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2004)

直接影響與引用

Ahmed 在談「痛苦的政治性」（politics of pain）與「情感的可傳達性」（communicability of affect）時，多次引用 Scarry 的觀點——尤其是關於痛苦如何破壞語言。她指出：

“Pain, as Elaine Scarry argues, actively destroys language·”(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p· 27)

Ahmed 進一步發展這一點，指出：雖然痛苦「毀語」，但情感卻流動於身體之間；因此，情感的政治力量不在於言說本身，而在於「可感」的關係、接觸與共振。

換言之，她繼承斯卡瑞的問題意識（痛苦與表達的困難），但將之轉化為「情感的流通性與社會性」的研究方向。

斯卡瑞：痛苦—語言的毀壞；Ahmed：痛苦—情感的政治化、群體化（affective economies）

二、Judith Butler

作品： Precarious Life (2004), Frames of War (2009)

引用與延伸

Butler 在探討戰爭、創傷與哀悼倫理時，明確引用 Scarry 的理論。她關注：痛苦如何被語言壓抑；誰的痛苦被「看見」與「承認」；語言如何既能見證又能遮蔽痛苦。

她寫道：“Elaine Scarry has taught us that pain is both unshareable and world-destroying。” 
(Precarious Life, p19)（下續）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October 25, 2025 at 9:17am

Butler 接著提出：雖然痛苦難以共享，但倫理責任正是建立於此不可能之上；我們必須透過社會框架（frames）與文化語言來「讓痛苦可見」，從而形成政治回應。換言之，她把 Scarry 的「語言崩壞」理論，轉化為一種倫理的政治問題：如何為無法言說的他者發聲？

三、Lauren Berlant

作品： Cruel Optimism (2011), Compassion: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an Emotion (2004, ed·)

迴響與對話

Berlant 雖不大量直接引 Scarry，但她在 Compassion 的導言中承認，對「痛苦的再現問題」的反思深受 Scarry 影響。

她延伸討論：現代社會如何「表演他人痛苦」；同情（compassion）如何成為一種情感政治經濟；痛苦如何在媒介中被再現、消費與商品化。

因此：斯卡瑞關注的是「痛苦如何毀語」；Berlant 則轉向「痛苦如何被過度表述、消費、政治化」。

她的工作可視為對斯卡瑞的辯證回應：從「不可說的痛」到「被過度說出的痛」。

四、Eve Kosofsky Sedgwick

作品：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2003)

影響關係

Sedgwick 在探討情感與身體時，提到痛苦作為「非再現性經驗」的難題，與 Scarry 的「痛苦毀語」形成思想共鳴。雖未大量引用，但她延續了同樣的理論焦慮：

情感與痛苦如何在語言之外運作？如何透過身體的觸覺性、表演性重新理解知覺與共感？

Sedgwick 把 Scarry 的倫理維度，轉向了感知與知識的生成層面（epistemology of affect）。

五、Teresa Brennan

作品： The Transmission of Affect (2004)

Brennan 雖屬哲學與心理分析路線，但在討論情感的「傳播」與「感染」時，也承襲 Scarry 的觀點——特別是痛苦如何從身體內部向外流動、影響他者。她從心理動力學角度，補充了 Scarry 所未展開的「痛苦如何成為一種可感的能量場」。

六、總結比較表

學者	與 Scarry 的關係	延伸方向
Sara Ahmed	直接引用；承襲「痛苦毀語」理論	將痛苦轉化為「情感的政治經濟」
Judith Butler	多次引用；將其納入倫理政治討論	探討「誰的痛苦可被看見」
Lauren Berlant	理論迴響；從不可說轉向過度再現	批判「同情政治」與痛苦的媒介化
Eve Kosofsky Sedgwick	思想共鳴	將痛苦的非語言性轉向情感知識論
Teresa Brennan	間接影響	探討痛苦作為能量與情感傳遞的生理現象

 

整體結論：

雖然伊萊恩·斯卡瑞不屬於情感轉向的核心人物，但她的《疼痛之身》提供了「語言與身體的臨界問題」這一關鍵理論節點。她的思想被 Ahmed、Butler、Berlant 等人延伸到政治、倫理與文化層面的「情感理論」之中。因此，她是「情動轉折」的重要前驅與理論橋樑人物。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October 22, 2025 at 4:11am

斯卡瑞的主張：疼痛與語言的張力

在 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疼痛之身》, 1985）一書中，斯卡瑞( Elaine Scarry,1942)強調：身體之痛（physical pain）對語言具有「破壞性」 的力量。她寫道：

“Physical pain does not simply resist language but actively destroys it … bringing about an immediate reversion to a state anterior to language, to the sounds and cries a human being makes before language is learned·” (oregoncampuscompact·org)

這句話可譯為：「身體之痛不僅僅抗拒語言，而且積極地摧毀語言，使人立即回歸語言之前的狀態，即人類在學語言之前發出的聲音、哭叫等。」 (jeesusjalutasallveelaeval·blogspot·com)

她也借用或引用維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的一段話，指出英語這樣的語言可以表達哈姆雷特或李爾王的思想與悲劇，但卻沒有詞彙來表述「頭痛」或「發抖」那樣的身體感覺。 (Harvard Magazine)

此外，她還談到，在極端的痛苦、酷刑或戰爭中，痛苦能夠「使身體呈顯、使語言缺席」，換言之，痛苦透過摧毀語言來強化其主體的存在感，並使受苦者語言能力萎縮或失語。 (Feminist Studies Association)

也就是說，她確實認為疼痛對語言有一種毀滅或壓制的作用。

「渴望語言」這個命題

不過，要說斯卡瑞在書中明確提出「痛苦同時渴望語言」這樣的論述，並不那麼直接可以在原文裡找到以這樣語句明言的句子。她關注的重點更偏向於以下幾點：

1. 語言的破壞：如上所述，痛苦消蝕語言，使主體回退到語言「之前」的狀態。
   
   
2. 語言的再現／還原可能性：她談到如何把痛苦「物化」（verbal objectification、analogical substantiation）——也就是通過某些語言、比喻、圖像、敘述把痛苦拉入可被他人理解／感知的領域。 (oregoncampuscompact·org)
   
   
3. 語言與創造性、世界的重建：她在書的後半段從創造（making）角度展開，認為人類也藉由語言、物質製造、藝術等創造活動重構世界，而語言是這整體重建的一環。痛苦可能「使世界毀壞」，而語言與創造可以使「世界再造」。 (The Washington Post)

在這些討論中，雖然可以感受到「一方面痛苦使人無語，另一方面人又想要以語言表達痛苦、讓他人理解」的張力存在，但她一般不是用「渴望語言」這樣的簡潔表述來強調此種張力。

因此，「痛苦破壞語言，同時又渴望語言」可以被視作對斯卡瑞思想的一種詮釋式總結（有其合理性），但並不是她書中那一句標準語句。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August 26, 2025 at 9:53pm

駱頴佳: 被剝削的情感～壓抑、倦怠與憂鬱

其中一種左翼角度，就是看人的情感如何在資本主義下受剝削。上文提到Meštrović的著作，他提出的「後情感主義」（postemotionalism）即現代社會所設計的一個防止情緒失調（emotional disorder）的系統。狂野的情緒須要被教化，社會機器才能保持運作順暢。

這說法不難理解，只消到寫字樓上班，便感受到工作環境要求員工保持冷靜。有見及此，駱頴佳要為講是非的打工仔平反：「是非就是規範下的一道裂縫。公司要控制你的情緒，於是你在廁所、茶水間盡情釋放。」上班時情緒受盡壓抑，下班了更急需渠道宣泄。

《後情感社會》於1997年出版，其見解卻愈發在今天社交媒體中得到印證：今天的世界充斥著由文化工業胡亂錯置和操控的情緒，而Meštrović提出的問題是，這樣的情緒表達對改變社會又有沒有益處？

寫字樓職員需要長期保持冷靜，而服務性行業則跳到另一極端，動輒發揮情感服務顧客。此說法出自另一位社會學家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的經典著作《被管理的心靈》（The Managed Heart）。她用上異化（estrangement）一字形容「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ur）——為了迎合顧客，就連本屬私人的情感也被商品化，情感不再由自我出發。例如迪士尼服務員需要接受笑容訓練，將之標準化，這些都屬於情緒勞動。霍希爾德說，這種形式的情緒是很淺薄的（thin），並且減弱自我與他者的連繫，更加劇了馬克思說的勞動異化問題。

這還不夠，當今職場常說要有生涯規劃，鼓勵你整個人生保持樂觀積極，隨時壓抑了別的情感。柏林藝術大學教授韓炳哲的著作《倦怠社會》（The Burnout Society）就從哲學角度解釋，我們為何上班要搞到這麼累。韓炳哲指出，今日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功績社會，過度強調要不停爭取成就，從而產生「功績主體」。追不上這種節奏，或者追趕得太快的人自然感到倦怠，呈現出一種類似憂鬱症的狀態。

談到憂鬱，駱頴佳同時推薦另一本書：甯應斌與何春蕤合著的《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當中提到，若有人無法交出符合社會標準的履歷，便會陷入情緒失調狀態。駱頴佳特別談到當日準備講座時，留意到兩宗對比很大的新聞：其一，當然是情緒病患者盧凱彤驟然離世的噩耗；其二是文憑試狀元穿上醫生袍大談對未來的抱負。我們的社會一向只欣賞積極正面的人，而這些狀元日後將成為主流社會標準下的成功人士。

駱頴佳由此聯想到此書：「《民困愁城》講到，在一個用履歷建立自我的社會文化之中，最悲慘的就是有一類無法進入主流的人」。如此種種，無法不教人深思社會壓榨情感的嚴酷性。（来源：致寧報導～情感·快感·革命構想——駱頴佳「情感政治與左翼」講座紀錄；2018-09-27）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August 24, 2025 at 8:43pm

愛墾APP:情緒資本主義～～「情感」這東西或許過於曖昧複雜，不由分說，一發難以收拾。看似無從捉摸，今天資本主義社會偏偏要操控群眾情緒，左右政治立場與判斷。情感政治的問題，也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高級講師]駱頴佳博士思索已久的課題，「為何要談情感？第一件事，在西方學術界有所謂『情感轉向』（emotional turn）論述，還有『情動』（affect）這個諸多討論的概念。」西方經已蔚為顯學的情感研究... ...

一、當代思潮中的情感轉向

「誰能操控群眾情感，誰便可掌控政治運動。」這是近年很多批判理論家注意到的問題。現今政府、傳媒與不同陣營的政治團體，不需要太理論化地解釋政策背後的因由（rationale），只需引起群眾的恐懼心理。譬如說，我們不難觀察到，特朗普上台和歐洲右翼崛起所帶動的民粹政治，對於難民、新移民與穆斯林等他者的排斥，其運作往往牽涉到恐懼的情緒。更不用說，香港人每當遇上政治爭拗，隨時鬧到七情上面。駱頴佳一句點出情感研究的重要性：「我們每一日都受到很多情感牽動，但少有意識到情感如何控制我們作出政治上的抉擇。」

這個西方批判理論中的情感／情動轉向，可以回溯到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斯賓諾沙（Baruch Spinoza）的哲學脈絡。斯賓諾沙說的情動（affect），是一種影響別人情感，同時反過來被人影響的能力（a capacity to affect and to be affected）。駱頴佳解釋說，情動是一種改變人們行為的隱性逼力。譬如他在序言書室開講，聽眾們的反應如搖頭、打瞌睡，都會隱若地影響到他的情感狀態。如此，人們的行為不單只受制於思想，更會被某個空間內的情感流動改變。

去到當代的政治哲學家中，納思邦（Martha Nussbaum）提出過重要的情感政治論述。駱頴佳舉出其中兩本：《政治的情感》（Political Emotions）與《憤怒與寬恕：重思正義與法律背後的情感價值》（Anger and Forgiveness: Resentment, Generosity, Justice）。納思邦認為，情感背後往往牽連某種價值判斷。當我們回應各種事情變得日益情緒化，無論是對他者的恐懼、厭惡抑或愛惜，值得深思的是情感背後附帶甚麽價值判斷。我們討厭哪些族群？見到哪些人會感到憤怒？納思邦說，這些問題盡皆反映你的價值判斷。

此外，駱頴佳還特別推薦自己常用的教科書，納思邦論教育的著作：《培育人文: 人文教育改革的古典辯護》（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其中一個洞見是，如何培育學生的情感與公民價值建構有莫大的關係。簡單地說，假如人們習慣用討厭的眼光看所有非我族類，我們無法真正建立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最終，培育情感就是培育我們需要的人文精神。

（来源：致寧報導～情感·快感·革命構想——駱頴佳「情感政治與左翼」講座紀錄；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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