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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moooi on October 5, 2021 at 3:43pm

卡耐提與弗洛依德的根本不同在於，他要把群眾和領袖區別開來。領袖有權力，群眾沒有權力，「群眾」和「權力」是「兩個聚焦點，它們互為補充，但又互為矯正。」卡耐提要強調這二者的區分，因為權力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不合群」。〔註24〕卡耐提向阿多諾解釋道，他的「小群」(pack)概念最能說明與弗洛依德群眾理論的不同。「小群」是人數不多，處在某種「激勵狀態」下、「具有明確目的、在極端興奮狀態下、竭盡全力從事那個目的」的人群。例如原始社會中尋找食物的十人、二十人、三十人的小群。(其它目的包括「戰爭」、「宴飲」等。)卡耐提說，這種小群的激奮狀態與「我們現代群眾」人群有關，但人數卻始終有限度。小群概念的意義在於，它不強調人數的眾多，而強調人群的共同目的和全力追求，它由關係平等的個人形成，這一關係的親密關係，使得個人在群體中有一種消融於其中的認同感和安全感。〔註25〕

「小群」是一種處於相對理想狀態的，具有本質定性的群眾。在小群中，人與人的平等和親近是比較真實的，但是，在現代群眾人群中，這種平等和親近除了在極特殊、極短暫的情況下，都是一種幻覺和假像。現代人群與小群的區別不只在於一個可以無限擴充，而另一個則有所限制，而更在於，現代群眾是由指令(command)關係形成的。形成指令的等級秩序使得人與人再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融合。強調指令和等級與真實狀態的群眾不合，這是卡耐提群眾觀的基本觀點，也是他與弗洛依德群眾觀的根本分野所在。

卡耐提認為，弗洛依德用以解釋群眾相互凝聚和與領袖關係的那個核心概念「認同」是有問題的。弗洛依德把群眾與領袖間的關係看成是一種利比多(性欲)吸引。孩子認同父親，想成為父親那個樣子。同樣，群眾認同領袖，因此才有群眾個人與個人間如「兄弟」般的維系。在卡耐提看來，正是「領袖」對下屬群眾的「指令」，使得群眾受到「蜇刺」的傷害，無法成為真正的、如原始「小群」的群眾。所以卡耐提說，「我將(弗洛依德的)認同概念完全廢棄不用。」〔註26〕

在弗洛依德分析中，「軍隊」和「教會」是最典型的群眾。但卡耐提認為，軍隊和教會都是等級森嚴的「組織」，由指令自上而下形成了層次分明的結構，正與消除等級和人際隔閡、令人感到安全的群眾狀態截然相反。卡耐提指出，羅馬天主教「把開放的人群視為敵人，」「崇拜者之間的交際是被禁止的。」「聖餐儀式(communion)將領聖餐者與一個廣大的、不可見的教會聯系起來，但卻將他從眼前的人群遊離出來。」教會所准許的那種人群，是享受神的恩寵，但並不「被想像為積極(互動)」的人群。天主教的懺悔更是一種通過神職人員的人與神的保密性的對話，它在世俗世界中的變化形式，就是個人向黨的基層組織領導的「交心」、「檢查」和相互「揭發」。〔註27〕軍隊也不具有群眾的性質，「軍隊根本就不是群眾。軍隊是由明確的指令結構所組織而成的人群集體，軍隊的組織正是為了防止軍隊變成(群眾性)人群。對於軍隊來說，特別重要的就是可以用指令分離出一個亞人群，例如一個部隊分出300人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軍隊總是可以分散。有的時候，如潰逃或猛攻時，軍隊也可能變成人群，但原則上不是我說的群眾。」〔註28〕

24. Ritchie Robertson， "An Introduction to Masse und Macht，" In Dagmar C. G. Lorenz， ed.， 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Elias Canetti， p. 203.

25. Elias Canetti and Theodor W. Adorno， "Crowds and Power，" pp. 144-145.

26. Elias Canetti and Theodor W. Adorno， "Crowds and Power，" p. 157.

27. Elias Canetti and Theodor W. Adorno， "Crowds and Power，" p. 155.

28. J. S. McClellad， The Crowd and the Mob：　From Plato to Canetti.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p. 299.

Comment by moooi on October 2, 2021 at 6:52pm

二卡耐提和弗洛依德—卡耐提從一開始研究群眾就特別不喜歡弗洛依德。卡耐提於1925年閱讀了弗洛依德的《群眾心理和本我分析》。當時弗洛依德是包括卡耐提在內的維也納青年討論的話題，但正是由於發現自己與弗洛依德的分歧，卡耐提才有了屬於他自己的思想。他後來回憶道，「我把1925年8月1日到10日這段時間看成是我獨立思想生活的開始。在我一開始寫作(《群眾與權力》)時，我就拒絕了弗洛依德，這本書一直到35年後的1960年才得以呈現給公眾。」〔註17〕

在阿多諾和卡耐提1962年的那次對話中， 勒龐的群眾理論是一個切入點。〔註18〕阿多諾和卡耐提都同意，勒龐(G. Le Bon)的群眾理論是現像描述，而弗洛依德在《群體心理和自我分析》中則是為勒龐的描述提供了「心理發生起源」的理論支持。〔註19〕阿多諾向卡耐提提出，《群眾與權力》一書雖然沒有提到勒龐或弗洛依德，但卻與這兩位群眾理論的先行者有所關聯。阿多諾希望卡耐提能夠大致描述他與勒龐和弗洛依德的理論聯系，並指出與他們不同的具體看法。卡耐提說，他不滿意「弗洛依德的群眾觀太依賴於勒龐。」〔註20〕顯然，他和弗洛依德的分歧之一是如何看待勒龐的群眾心理學。

勒龐群眾心理學中的「人群」是一群烏合之眾。人群不需要真的聚集在一起，也能成為「心理」的眾人。成千上萬孤獨的個人，甚至整個國家，都可以聚集為一個心理的人群。勒龐認為，人群智力低下，極易衝動鬧事，法國大革命就是因為這些人才弄得血流成河。人群就像微生物，其作用就是分解已經死亡、腐爛的政治機體。人群的特征是極端衝動、非理性、感情用事、變化無常、經不起挑釁煽動。他們直觀形像想事情，缺乏抽像思維的能力。人群處處顯出婦人的特征，弱智，和小孩、野蠻人也很相像。誰要是加入到人群之中，立即就會降低自己的文明等級，成為憑直覺行事，野蠻粗暴、喜怒無常的野蠻人。人群有色厲內荏、欺軟怕硬的本性，它挾裹著每一個人，見到稍有不同的，就一擁而上，群起而攻之。它一方面極具強制性，另一方面，碰到專制卻又會極為順從馴服。

弗洛依德是一個受過系統訓練的心理分析學家，他十分贊賞勒龐對「群體心靈的極為出色的心理性格素描。」在《群眾心理和本我分析》一書中，弗洛依德始終用「群眾」(mass)來轉述勒龐所說的「人群」(foule)。他贊同勒龐關於個人在群眾中就會變得野蠻粗魯、殘忍兇暴、輕信易騙的性格分析。弗洛依德對此解釋道，這是因為，個人在變成「群眾人」的時候，就會拋除潛意識本能所受到的壓抑，「(群眾人)那些看上去像是新性格的特征，顯現的其實正是壓抑釋放前的人的下意識，在這一下意識中，人心靈中的所有的惡都因受到遏制，而只是處在一種(隱性的)傾向狀態。」〔註21〕

《群眾和權力》代表一種現代群眾理論脫離勒龐和弗洛依德的重要轉折，它把對群眾的單純負面批評，轉化為一種對群眾的雙重性和曖昧性的認識。卡耐提對群眾心理有親身體驗，他親身體驗過作為群眾一分子的那種激奮。但作為一個猶太人，他也親身體驗過納粹德國的難民遭遇。他切身體會到，群眾會如何聽從元首的召喚，成為盲目而可怕的迫害力量。《群眾和權力》對群眾的討論是一種超然分析和親身經歷的混合。卡耐提的群眾可以給個人以同伴的友情認同和集體抗爭的力量，但也可以極端殘忍地排斥、摧殘，甚至毀滅個人。但是，他更強調群眾對個人的保護作用，因為只有在群眾中，人與人的隔閡才會被被掃除，個人才能免受上司的命令和擺布。

卡耐提和弗洛依德最重要的分歧是「群眾」和「領袖」的關係。弗洛依德強調，群眾是因為領袖才可能，才需要結合到一起的。群眾中的每個個體都與領袖之間，有一種「利比多」(性欲)的束縛關係，後者成為前者可望而不可及的愛戀對像。領袖因此對群眾有一種催眠力的影響，正是在這種集體受催眠中，群眾才得以相互認同。群眾代表的是一種向原始遊牧人群情感結構的倒退，因為原始遊牧人群就是由那種對同一父親又愛又怕的共同情感所結成的兄弟關係。〔註22〕

弗洛依德的群眾觀中包含了勒龐群眾觀的三個基本要素：第一，群眾的思維特征與受催眠者相同，表現為情緒化、無理性、下意識、易變無常、受幻覺左右、暴戾衝動，等等。第二，群眾代表的是文明社會的倒退和「返祖現像」，群眾對社會的影響和支配力越強，社會越沒落，越倒退。第三，有群眾必然有首領，不能設想沒有首領的群眾，無論是動物還是人類，只要一定數量的動物聚集在一起，立刻就會本能地把自己置於首領的權威之下。〔註23〕

17. Elias Canetti， The Torch in My Ear， Trans. Joachim Neugrosche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82， p. 149.

18. Gustave Le Bon，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6]， 1916. Gabriel De Tarde， L』Opinion et la foule. Paris： Alcan， 1910.

19. Elias Canetti and Theodor W. Adorno， "Crowds and Power，" in David Darby， ed.， Critical Essays on Elias Canetti， p. 143.

20. Ibid. 150.

21. 22. 23. Sigmund Freud，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51， pp. 9-10； 45， 52； 13-15.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30, 2021 at 3:51pm

人類學的描述方式使得卡耐提的群眾理論，給人一種與當下時代脫節的感覺。盡管卡耐提關切權力、群眾、殺害、存活、人和非人等等問題，但他的中立超然立場使他一直避免與這些問題直接有關的二十世紀事件和現象，如納粹、屠殺猶太人、斯大林主義。他也一直避免與涉及這些現實事件和現象的論者(如阿倫特、雅士伯)公開辯論。比起希特勒和斯大林來，他更願意討論歷史上的偏執狂暴君Daniel Paul Schreber(1842-1911)。即使在他的自傳中，那些左右和殘害二十世紀世界的主要人物也都是缺席的，他議及的反倒是一些次要的，或者甚至完全不為人知的人物。

1939年，卡耐提逃離納粹統治的德國，定居英國，他在日記中記載了自己對戰爭和戰爭苦難的想法。他面臨這樣一種困境，他一方面覺得有責任對居住國保有忠誠，但另一方面又在心裏雖德國文化有不能割捨之情。和許多戰時流亡在外國的德語作家不一樣，卡耐提在這一段時間沒有發表作品，也沒有發表反對德國的言論，以保持一種他心目中的超然中立。即使到戰後，他了解了戰爭的破壞和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他也沒有對德國文化有所譴責。他關切普遍意義的，而不是具體國家和制度中的死亡、偏執、狂妄、極端和殘忍。他不只一次地表示，他所關切的苦難人類包括那些原本想殺死他這個猶太人的德國人。〔註12〕

在《群眾與權力》的簡短「結語」中，卡耐提畢竟是是涉及了原始部落、遠古社會與現代世界的聯系。這個結語集中在「幸存者」身上，不是經歷了歷史災難還僥存於世的生還者，而是那些踏在別人屍體堆上，成功地成為「英雄」的偉大人物。卡耐提寫道，「作者的真正意圖是將生還者從隱匿處挖掘出來，並顯示出他的本來面目。他可能被尊為影響，成為號令天下的君主，然而在本質上他永遠都一樣。事實上，英雄在我們這個時代才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我們可以從那些高呼人道的人群之間找出來，他仍未絕滅，除非我們有足夠的力量來看輕他的假面具及他的榮耀和光環之前。生還者是人類最大的邪惡、最大的詛咒、甚至是最壞的劫難。在這個最後時刻，我們能逃出他的魔掌嗎?」〔註13〕

卡耐提暗示，他思考群眾與權力問題的動機包括了對他那一代人剛剛歷經的政治災難的反思。1962年，卡耐提曾和阿多諾（T. Adorno）有過一次關於群眾的對話，在德國廣播後，受到相當廣泛的注意。在與阿多諾的這次對談中，卡耐提明確地談到了現實政治災難的問題。這是針對阿多諾對《群眾與權力》的質疑所作的回應。阿多諾認為，人類學和心理學觀察方法也許使得卡耐提只能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像徵性群眾形態，因而忽略了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現實群眾。卡耐提同意阿多諾強調現實群眾的重要性，他說，「我甚至還要進一步地說，我們所經歷的(政治)專制，……如果沒有群眾的壯大，沒有對更大群眾的蠱惑煽動，是完全不能想像的。……自從一次大戰爆發以來，在經歷過戰爭、革命、通貨膨脹時期和隨後而至的法西斯專制後，也許任何一個我們的同代人在這樣的歷史重負下，都會覺得十分有必要好好了解群眾問題。」〔註14〕

卡耐提對專制極權與群眾關係與他的許多同代人(如阿倫特、雅士伯)有共同的現實問題意識。但是，這種問題意識並沒有在《群眾與權力》中直接顯現出來。阿多諾在與卡耐提的對談中一再提出，他和其他讀者在閱讀《群眾與權力》時感到卡耐提的討論方式有一種以超然哲思代替現實思考的趨向。阿多諾承認，「正確地理解你的(寫作)意圖十分重要，」〔註15〕但是，他仍然認為，即使我們可以把現代群眾的盲從、暴力和狂熱看成是與古代社會有關的「返祖」現象，我們仍然需要了解，在特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中，返祖現象的具體現刻原因究竟是什麽。〔註16〕希特勒的群眾和墨索裏尼的群眾不同，斯大林、毛澤東的群眾又和他們的群眾不同。


12 Dagmar C. G. Lorenz， 「Introduction，」in Dagmar C. G. Lorenz，ed.， 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Elias Canetti，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4， p. 9.

13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Trans. Carol Stewart. London： Gollancz， 1962， p. 468.

14 Elias Canetti and Theodor W. Adorno， "Crowds and Power，" in David Darby， ed.， Critical Essays on Elias Canetti. New York：　G. K. Halls， 2000， p.142.

15 Elias Canetti and Theodor W. Adorno， "Crowds and Power，" p. 142.

16 Elias Canetti and Theodor W. Adorno， "Crowds and Power，" pp. 142， 157.

(徐賁 2007《詩性人類學的群眾理論：兼及卡內提和阿多諾關於群眾問題的對談》2007-09-18 爱思想平台)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27, 2021 at 9:57pm

詩性人類學—埃利亞斯·卡內提（Elias Canetti）在他的《群眾與權力》一書中提出的是一種詩性人類學的群眾理論。卡耐提於1925年開始研究群眾，受到奧地利散文家和詩人克勞斯(Karl Kraus，1974-1936)的影響，克勞斯告訴他，無論什麽思想，語言表述一定要清晰。他還受到朋友瓦丁格(Fredl Waldinger)的影響，瓦丁格研究的是佛教和引渡哲學，他的研究讓卡耐提悟出兩個道理，第一，研究群眾不一定要全身心地泡在群眾之中；第二，研究群眾的視野越開闊越好。卡耐提的群眾理論借助了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歷史、政治學等不同學科的材料。〔註1〕卡耐提從1925年到1959年，斷斷續續一共花了34年時間才完成《群眾與權力》一書。他在書中闡述的群眾理論幾乎完全沒有所謂的科學分析範疇，是一種勞森(Richard H. Lawson)所說的“非範疇性歸類”。〔註2〕這形成了卡耐提群眾研究與其它群眾理論以及社會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區別，那就是，它缺乏人們普遍認可的“科學性”，但卻富有一般群眾理論所缺乏的特殊人文想像和魅力。 

卡耐提在引述各種歷史記錄和人類文獻的同時，不斷作出他自己的解釋，他采取的是一種夾敘夾議的方式。跟著他的思路，讀者自會感覺出其中的道理。但是，期待清晰論點的讀者卻會覺得從卡耐提那裏得不到那種理論的滿足。耐倫(Tom Nairn)曾就此抱怨道，“卡耐提博士從來不用他的資料來論述關於群眾、歷史、心理學或別的什麽的論點。他只是在做雄辯的演說。”〔註3〕耐倫在卡耐提那裏尋找論點，得到的卻是辯才。但是，正如羅卜遜(R. Robertson)所說，我們不妨把卡耐提群眾理論中的那種高度混合的“描述”和“解釋”的表述看成是一種“歷史人類學”的“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註4〕

1. 一. 人類學深度描述和文學暗示

深度描述是美國人類學家葛茲(Clifford Geertz)提出的術語，來源於英國哲學家萊爾(Gilbert Ryle)論行為描述的一篇文章。萊爾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兩個孩子同樣做擠眼睛的動作，其中一個是自己不能克制的習慣動作，另一個則是向別人悄悄示意。如果從生理學理論來看這兩個行為，它們並沒有區別。但是，如果對它們分別作描述加解釋的密集描述，它們便有了不同的行為意義，一個是“眨眼病”，另一個是“暗示”。〔註5〕葛茲用這個例子進一步提出，人類學家在描述它文化和社會中的人們行為時，必須也要加入解釋，這樣才能說明行為的意義。這就叫密集描述。按照對行為者所具有的意義來描述行為。〔註6〕

在實際運用中，如在葛茲自己的名篇論文《深層遊戲；巴厘鬥雞筆記》中，萊爾所觀察的眨眼和葛茲所觀察的鬥雞，這二者之間的區別不只在於後面的現象遠比前面的複雜，而在於，眨眼睛的人多少能夠解釋自己的行為，而葛茲對巴厘鬥雞的解釋卻是巴厘人自己所不能做的。葛茲對巴厘鬥雞作了這樣的解釋：血淋淋的鬥雞使得壓賭註錢的旁觀者極度興奮，其實是一種“藝術行為”，成為一種對“死亡、男性力量、憤怒、驕傲、失敗、善行和機遇”的表述。巴厘人觀看鬥雞是和英國人觀看莎士比亞戲劇演出相似的公眾行為。〔註7〕有論者指出，葛茲的解釋中含有太多的想像成分，有牽強附會之嫌。〔註8〕但這個解釋卻很能說明密集解釋的一個重要特征，那就是，這種解釋一般超過了行為者自己所意識到的行為意義，涉及到了行為的半意識或者無意識(下意識)意義。解釋到什麽程度必須適可而止，不至於「過度闡釋」，那要看解釋者自己如何拿捏分寸。

密集描述在人類社會學和人類文化描述學(ethnography)中有許多廣為人知曉的例子，如社會學家霍布金斯(Keith Hopkins)描述羅馬的鬥劍士格鬥，他所作的心理意義闡述包括觀眾感覺到的性吸引，觀眾在比賽中認同的是勝者的光榮而不是敗者的痛苦。〔註9〕慶典參與者雖能理解這些像徵意義，但卻無法對之作出解釋。這種密集描述往往得借助歷史上流傳下來的記錄，這些記錄是否準確當然會影響密集描述所提供的闡釋。由於卡耐提對自己所引述的大量原始材料的可靠性並沒有直接評說，所以有論者對他的闡釋可信度存在疑慮。〔註10〕也有論者認為，卡耐提有選擇地運用原始材料，不妨把他對這些材料的闡釋當作一種與文學闡釋相似的表述，只要闡釋本身言之有理，能自圓其說即可。〔註11

1 Thomas H. Falk， Elias Canetti.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3， pp. 85-6.

2 Richard H. Lawson， Understanding Elias Canetti.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1991， p. 57.

3 Tom Nairn， "Crowds and Critics，" New Left Review 17 (1962)： 24-33， p. 29.

4 Ritchie Robertson， "Canetti as Anthropologist，" in David Darby， ed.， Critical Essays on Elias Canetti. New York：　G. K. Halls， 2000， pp. 161-168.

5 Gilbert Ryle， "The Thinking of Thoughts，" in Collected Papers. 2 vol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1， vol. ii， p. 482. 

6 Clifford Geertz，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3-30

7 Clifford Geertz，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p. 443.

8 See V. Crapanzano， "Hermes' Dilemma：　The Masking of Subersion in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 in J. clifford and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68-76.

9 Keith Hopkins， "Murderous Games，" in Death and Renewal. (Sociological Studies in Roman History， vol. 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30.

10 S. Schmid-Bortenschlager und Hermann Broch，"　in K. Bartsch and G. Melzer， eds.， Elias Canetti：　Experte der Macht. Graz： Droschi， 1985， p. 118.

11Ritchie Robertson， "Canetti as Anthropologist，" in David Darby， ed.， Critical Essays on Elias Canetti， p. 168

(徐賁 2007《詩性人類學的群眾理論：兼及卡內提和阿多諾關於群眾問題的對談》2007-09-18 爱思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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