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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誰還記得北婆羅州？ 4 hours ago

吳標生：中台關係不能等同馬來亞與砂沙關係，首相應澄清「動用武力」論，砂沙不是馬來亞原有領土

（成邦江19日訊）針對安華日前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若馬來西亞任何一個州屬試圖脫離聯邦、導致國家分裂，政府將毫不猶豫採取包括動用武力在內的手段捍衛國家統一，斯木省華總會長兼成邦江中華總商會會長拿督吳標生博士認為，有關言論涉及國家聯邦結構及東馬地位，首相有必要進一步作出明確說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解。

吳標生指出，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歷史、政治及國際關系，與馬來亞和砂拉越、沙巴在1963年組成馬來西亞的歷史背景，根本不能相提並論。

最重要的一點是，砂拉越和沙巴從來不是馬來亞的領土。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時，是由馬來亞、砂拉越、北婆羅洲（沙巴）及新加坡等方面組成一個新的聯邦。」

他強調，根據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時的憲制安排，砂拉越與沙巴被列為組成馬來西亞聯邦的婆羅洲邦；馬來西亞聯邦憲法當時也明確列出馬來亞，婆羅洲兩邦及新加坡。

吳標生說，因此，不能簡單地把「一個州屬脫離聯邦」的概念套用在砂拉越和沙巴身上，更不能把砂拉越、沙巴與馬來亞半島原有州屬視為完全相同的歷史與憲制地位。

「砂拉越和沙巴參與組成馬來西亞，是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也有《馬來西亞協議1963》（MA63）以及相關憲制保障。我們討論東馬與聯邦的關系，必須回到1963年的歷史事實，而不是單純以今天的行政州屬概念來理解。」

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就是最好的歷史例子

吳標生也指出，新加坡1963年加入馬來西亞，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國家，最終是通過憲法修正及相關法律和協議完成，並非以軍事武力解決。

他說，1965年馬來西亞國會通過《憲法與馬來西亞（新加坡修正）法令》，允許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及主權國家；新加坡政府也根據相關法律完成獨立程序。

「既然當年新加坡可以通過政治、法律及憲制程序和平脫離馬來西亞，為什麼今天一談到任何有關聯邦組成與未來地位的問題，就必須首先想到動用武力？」

他認為，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面對政治及憲制爭議，首先應該依靠憲法、法律、協商及政治機制解決，而不是把武力作為第一反應。

吳標生強調，他並不是鼓勵任何一方輕易提出脫離聯邦，而是認為涉及國家組成、聯邦關係及憲制權益的問題，必須以歷史事實和法律依據來處理。

「首相必須講清楚：砂沙是否包括在內？」

吳標生表示，安華作為首相，其言論具有重大政治意義，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澄清：

「首相所說的『任何一個州屬』是否包括砂拉越及沙巴？」

「如果首相所指的是一般意義上的聯邦州屬，希望他明確說明；如果包括砂拉越和沙巴，那麼更應該說明，其法律及憲制依據是什麼，以及這是否符合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時的基本精神。」

他強調，砂拉越和沙巴今天當然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抹煞兩邦在馬來西亞成立過程中的特殊歷史地位。

「我們必須承認歷史，也必須尊重MA63。尊重砂拉越和沙巴的歷史地位，並不是破壞國家團結，反而是鞏固馬來西亞聯邦關係的重要基礎。」

吳標生最後呼籲安華，不要讓一句「動用武力」的言論產生不必要的政治聯想，更不要讓砂拉越和沙巴人民產生聯邦政府以武力對待東馬的疑慮。

「安華應該盡快講清楚、說明白。馬來西亞的團結不能單靠武力維護，而應該靠公平、尊重、信任、憲法及MA63來維護。」

「只有聯邦政府真正尊重砂拉越和沙巴的歷史、權益及自主權，才能建立一個更加穩固、長久及互相信任的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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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對你「客製化拉票」？「AI輔選」如何成為選舉投票新日常

如今，近9成的競選團隊每天都使用AI來迎戰選舉。AI工具如何幫他們分析選民想法、製作競選素材？當你接到的拜票電話、政治人物社群發文都出自AI，當候選人對民意的預測都直接由AI生成，信任還存在嗎？

在美國，隨著11月期中選舉和2028總統大選逐漸迫近，政黨候選人和助選策略機構們發現，不運用AI可能就會遠遠落後。

如今，即使是長期對AI工具持謹慎態度的人，也已經迅速將其納入日常工作，用於分析選民數據、製作競選素材，以及撰寫針對不同選民的客製化訊息。

競選，怎麼結合AI？

科技顧問公司Anchor Change的一項調查顯示，高達87%的競選團隊或外部策略顧問「每天」都在工作中使用AI。

這股熱潮甚至催生了一個線上資料庫，讓數百位策略師彼此分享近百種AI工具。例如利用ChatGPT，就能輕易將一份政策簡報轉化為一週的社群媒體貼文。

導入AI也讓許多團隊大幅降低了傳統成本。加州第11選區民主黨候選人查克拉巴蒂（Saikat Chakrabarti）的團隊，僅靠三名工作人員編寫的AI工具，就幾乎取代了所有原本需要付費的拉票App和拜票電話系統。

致力於為進步派團體推廣新科技的組織Higher Ground Institute執行董事蓋奇（Kate Gage）指出，這些工具徹底改變了政治組織方式，「過去競選團隊擁有龐大數據卻無法有效分析，現在AI讓競選活動能更快地進行深入研究。」

「基本上我現在全部精力都花在怎麼讓競選團隊搞懂『到底可以把AI用在哪裡？』，」蓋奇直言。

政治團體「搖擺左翼」（Swing Left）就是數據分析的實踐者。他們會將選民的談話內容紀錄在手機App中並進行言論分析，藉此調整競選訊息，以爭取搖擺選民。

例如當他們在選民邦德（Alex Bond）家門口詢問他最關心的議題時，他提到了油價、稅收和AI資料中心，這些內容都會立刻被轉化為可分析的資料，「每個人說的每一句話，都是一個數據點，」搖擺左翼的專案經理卡普（Violet Kopp）表示。

AI輔選的兩難

人工智慧倡議者認為，接下來的選舉是最佳試驗場，能為競選團隊帶來進步。

但候選人卻面臨一種矛盾：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渴望AI帶來的好處，卻又不想捲入選民對AI的反感泥沼之中。

民調顯示，有55%的美國成年人認為AI帶來的壞處大於好處。民眾普遍擔憂AI對失業、環境與兒童的影響。

「這是一種政治包袱，」共和黨策略師威爾森（Eric Wilson）坦言，如果選民不喜歡AI，肯定也不想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正在用AI寫郵件或剪影片，「所以你不會看到有團隊大肆宣揚這一點，雖然大家都在這樣做。」

除了形象包袱，AI融入競選也引發學界對民主根基的擔憂。

《製造共識》作者、匹茲堡大學教授伍利（Samuel Woolley）與其團隊警告，AI可能取代民選官員與選民之間的真實溝通。

當競選團隊依賴AI來自動撥號、分析甚至預測選民意見時，將嚴重損害雙方關係，「數字遠遠不能取代人，這類分析方法無法捕捉人們在形成明確意見前，彼此交流所產生的觀點。」

學者更擔憂，掌握AI技術的人將變得更加強大，甚至可能利用這些資源瓦解民主。

這種擔憂並非空穴來風。一項由40名研究人員組成的國際研究表明，語言模型Claude比人類說服者更有說服力——無論是真實情況還是欺騙情況。研究指出，這可能是因為大型語言模型往往能表現出比人類更高的信念感。

儘管爭議不斷，但AI的強大效益已讓人難以回頭。

威爾森承認，將AI納入競選策略確實讓一些人感到不安，「我發表演講時，肯定有人會問這在道德上站不站得住腳？這當然是個值得討論的話題，但我們現在的目標是贏得選舉。」

（資料來源：NYT, Brookings, Guardian, Kings College; 編譯 田孟心 天下 Web only; 發布時間：2026-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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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數字無知：我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麽

本文把「無知」這個理論落到馬來西亞多語、多族群、殖民遺緒、教育制度、原住民族、媒體與 AI的具體經驗上，而不是把馬來西亞當成最後才出現的一個例子。文章也會降低論文腔，讓它更像一篇文化評論。

我們不知道的馬來西亞：無知如何成為一種治理方式

馬來西亞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我們每天都在談「多元」。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原住民族；馬來語、華語、淡米爾語、英語，以及沙巴、砂拉越各種地方語言；國民型學校、國民學校、獨中、宗教學校、國際學校。我們甚至很習慣把這種複雜性當成馬來西亞的國民性。

但換一個角度問：馬來西亞究竟知道多少自己的多元？答案可能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樂觀，因為一個社會的問題不只是「知道什麼」，而是「不知道什麼」。

誰的歷史被寫進課本？誰的語言被當成教育語言？誰的文化被視為國家文化？誰的生活被統計？誰的死亡被記錄？誰的土地糾紛有完整資料？誰的知識可以成為「學術」？誰的經驗只能被稱作「個案」？誰的問題可以成為國家政策？而誰甚至沒有被算進問題裡？

這些問題，讓我們重新理解「無知」；無知不一定是沒有讀書。有時候，無知恰恰是制度運作得太正常的結果。

一、無知不是笨，而是「不必知道」

文化史家 Peter Burke 在 Ignorance: A Global History 裡提醒我們，無知並不是知識的單純反面。有些無知是偶然的，有些是選擇的；有些由個人造成，有些則由組織、制度與權力結構產生。(Yale University Press)

這個觀念放到馬來西亞，非常有意思。因為我們是一個對「知識」有非常強烈階級感的社會。哪一間大學畢業？會不會英文？是不是在海外讀過書？有沒有博士？是不是某個專業人士？這些東西經常被用來判斷一個人「懂不懂」。

但值得問的問題其實是：你所在的制度，讓你知道什麼？以及：它讓你不必知道什麼？一個吉隆坡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可能對英美大學、全球金融、矽谷科技非常熟悉，卻不知道半島原住民族某個社群的土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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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城市裡長大的人，可能知道很多關於中國、日本、韓國的流行文化，卻不知道鄰近州屬某個原住民族的語言已經面臨什麼樣的危機。一個馬來西亞華人可能非常熟悉中國政治，也非常熟悉台灣政治，卻未必知道東馬的歷史與政治經驗。

一個西馬的人可能談「馬來西亞華人」談得頭頭是道，卻把 Sabah、Sarawak 的政治想像成吉隆坡政治的延伸。這些都不一定是個人的懶惰。有時候，只是我們的制度沒有要求我們知道。

二、馬來西亞的第一種無知：教育制度告訴我們，什麼值得學

馬來西亞的教育爭論，表面上常常是語言問題。國民學校要不要加強？華小應不應該保留？淡米爾學校是不是造成族群分隔？英語應該不應該重新提高地位？母語教育是不是國家團結的障礙？這些爭論都很重要。但從「無知」的角度重新看，問題會變得不太一樣：

教育制度不只是決定孩子學什麼，也決定孩子有機會知道誰。

馬來西亞的多語教育體系，本身就是長期政治、文化與族群協商的結果。學者研究也指出，國民學校與華、淡米爾等國民型學校之間的爭論，不只是教育政策問題，也涉及國族認同、族群政治與文化保存。(Geografia-Malaysian Journal of Society and Space)

一個孩子進入什麼學校，不只是決定他使用哪種語言學習數學。它也可能決定：他讀到誰的歷史；他聽見誰的文學；他熟悉哪一種國家敘事；他覺得誰是「我們」；以及誰只是「他們」。

這裡最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種學校「比較好」。值得問的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為什麼總是只能在「整合」與「保存」之間二選一？

因為一旦我們把問題簡化成：「華小會不會造成分裂？」「國民學校是不是比較愛國？」我們其實已經把一個更大的問題縮小了：馬來西亞能不能建立一種不需要消滅差異，仍然能共享公共世界的教育？這才是教育困難的地方。

三、我們不是沒有多元，而是沒有學會互相知道

馬來西亞最弔詭的事情之一，就是：族群非常多，彼此知道的卻可能非常少；我可以在同一個城市裡生活二十年，卻從未進入另一個族群的家庭。可以知道「馬來人」「華人」「印度人」這些大型分類，卻不知道分類底下其實存在巨大的差異。甚至連「原住民」這個詞，都可能把大量不同的歷史壓縮成一個行政分類。例如馬來西亞官方資料將半島 Orang Asli 分成三大群體、十八個小族群；國家資料平台也已經開始把這些人口與分布資料整理出來。(data.gov.my)

這當然是進步。但它同時也提醒我們：在一個人被統計之前，他可能已經長期處於「國家看不見」的狀態。這就是無知最有意思的一種形式，不是有人禁止你知道。而是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料讓你知道。

四、誰沒有被統計，誰就很難成為政策問題

我們經常說：「政府應該有數據。」但數據不是自然存在的，一個政府要先決定：什麼值得測量；什麼值得花錢調查；用什麼分類；由誰來定義；什麼算一個人口；什麼算一個家庭；什麼算貧窮；什麼算失業；什麼算教育程度；什麼算文化。

所以「沒有資料」不只是技術問題。有時候，它是一個政治問題。假設一個族群的傳統知識沒有被記錄，那麼在政策文件裡，它很容易變成「沒有正式證據」。

假設一個社區沒有完整的土地資料，那麼它的歷史使用權就可能很難進入現代行政語言。假設某種語言沒有足夠的文字資料，那麼它在數位世界裡就很容易被視為低資源語言。一個非常殘酷的循環形成：沒有資料 → 看不見問題 → 沒有政策 → 更沒有資料。

這就是「制度性無知」。它不需要陰謀，它甚至不需要壞人。只需要一個制度一直按照自己的既有分類運作。

五、原住民族問題最能讓我們看見「不知道」的政治

馬來西亞的 Orang Asli、沙巴與砂拉越原住民族，是理解這個問題非常重要的入口。因為原住民族面對的問題，不只是貧窮、土地或發展。更深層的問題是：誰有權定義他們是誰？國家可以統計人口；學者可以研究文化；政府可以建立政策。

企業可以進行土地開發；博物館可以收藏文物；AI 公司可以蒐集資料；但原住民族自己對自己的知識，有沒有同等的定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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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今天全球「Indigenous Data Sovereignty」討論的核心之一：資料不是單純中性的原料；資料的蒐集、分類、使用與所有權，本身就是權力關係。相關研究甚至直接指出，資料挖掘忽略原住民族的自主權，很可能重複殖民時期的知識掠奪。(arXiv)

這件事到了 AI 時代尤其重要。因為一個社群沒有參與決定自己的資料如何被蒐集，那麼 AI 可以「學習」這個社群，卻不代表這個社群擁有決定自己如何被學習的權利。這是一種非常新的殖民形式：不是把土地拿走，而是把知識拿走。

六、馬來西亞的族群政治，有時候就是無知政治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馬來西亞的族群政治如此容易陷入循環；因為族群政治最有效的方式，不一定是讓人仇恨另一個族群。

有時候，只需要讓人不知道另一個族群的生活。不知道對方的歷史；不知道對方的恐懼；不知道對方為什麼堅持母語教育；不知道對方為什麼對某些政策特別敏感；不知道 Sabah、Sarawak 的歷史經驗為什麼與半島不同；不知道 Orang Asli 的土地與文化問題為什麼不能只用「發展」兩個字處理。

當不知道累積到一定程度，刻板印象就會填補空白——「華人不團結。」「馬來人不進步。」「印度人只關心自己的問題。」「東馬只想要錢。」「原住民需要現代化。」每一句話都可能包含某種非常有限的經驗。

但當它們變成整個族群的描述時，無知就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複雜的人，被壓縮成一個標籤，一張梗圖。

七、最有效的無知，不是「假新聞」，而是把複雜問題變成簡單答案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應該只把「無知」理解成假新聞。假新聞只是其中一種，更常見的其實是：把一個複雜的問題，變成一個不需要再問的答案。教育問題變成「華小造成分裂」；原住民問題變成「他們需要發展」。族群問題變成「各族要互相尊重」；貧窮問題變成「個人努力不夠」；語言問題變成「國語就是國家團結」；政治問題變成「這個人是親某某族群」。

每一個答案都可能有一點道理，但正因為有一點道理，它們才特別危險。因為它們讓人覺得問題已經被解釋。無知，有時候不是沒有答案，而是太方便得到答案。

八、我們也必須重新理解馬來西亞的「言論自由」

在一個多元社會裡，誰可以說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誰敢說話？以及：誰相信自己說了也有人聽？一個人可以法律上擁有發言權，但他知道某些話題會帶來政治、職場、社群或社交成本，他就可能選擇沉默。

這也是無知研究需要補充的一層：無知不一定由禁止製造，也可以由預期後果製造。人們會自我審查，媒體會避開麻煩題目，機構會選擇安全措辭。學者會避免某些研究方向，公務員會使用最不具責任性的語言。普通人則學會：「這個不要講。」

久而久之，一個社會會產生一個非常奇怪的知識地圖：大家都知道某些事情存在，但沒有人願意成為第一個把它說清楚的人。這種無知甚至沒有主人。它是大家共同維持的。

九、然後 AI 來了

這一切原本已經夠複雜；然後我們把 AI 放進來。馬來西亞現在正積極建立 AI 生態系統。國家 AI 辦公室已經把透明度、公平、問責、偏見與資料治理列入 AI 治理的重要原則，政府也正在推動 2026–2030 年的 AI 技術行動計畫。(Malaysia National AI Office)

這是一件好事。但 AI 治理不能只問：「AI 會不會歧視？」還必須問：「AI 會不會讓我們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怎樣分類？」

這個問題更難。因為演算法不一定直接告訴你：「我不讓你知道。」

它可能只是：不推薦；不排名；不收錄；不翻譯；不訓練；不辨識；不提供背景。

一個社群可以存在於現實世界，卻不存在於數位世界。

一種語言可以每天有人說，卻沒有足夠的數位資料；一段地方歷史可以存在於老人記憶裡，卻不存在於大型語料庫；一個社區可以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卻在 AI 的世界模型裡變成幾行維基百科式的摘要。

這就是 algorithmic agnotology 最值得馬來西亞警惕的地方。

十、AI 可能會把馬來西亞最古老的問題，變成最現代的問題

馬來西亞一直面對一個問題：我們如何在多元之中建立共同的公共世界？

以前，這個問題發生在學校；後來發生在媒體；再後來發生在社群平台。現在，它開始發生在大型語言模型與演算法裡。

誰的語言有數據？誰的歷史有數位檔案？誰的文學作品被收錄？誰的地方知識被引用？誰的政治敘事被模型當成「常識」？誰的經驗只被當作「少數觀點」？這些問題並不只是科技問題。

它們是文化政治問題；國家建構問題。因為未來一個馬來西亞年輕人問 AI：「什麼是馬來西亞？」而 AI 給他的答案主要由英文世界、商業資料庫、國際媒體與少數主流百科資料共同塑造，那麼他得到的「馬來西亞」究竟是誰的馬來西亞？這是一個我們現在就應該開始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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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需要警惕的，是「看起來什麼都有」

AI 時代最大的幻覺之一，是資訊太多，所以我們一定知道得更多。其實不一定。

一個搜尋引擎可以給你十萬個結果；一個生成式 AI 可以在十秒內寫出一篇關於馬來西亞歷史的文章；一個社群平台每天讓你接觸數千個觀點。

但：資訊很多，不代表知識很多；更不代表：我們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這甚至可能產生一種新的無知：流暢的無知；它沒有沉默；它會說話。

而且，它說得非常完整。它有標題、有段落、有因果、有結論。它甚至可以同時使用馬來文、英文、中文、爪夷文或其他任何語言。

它可能把一個族群的歷史壓縮成兩句話，把一場政治衝突變成「族群緊張」，把一個原住民族的知識變成「傳統習俗」，把一個複雜的教育問題變成「多元文化的挑戰」。

這種無知最危險的地方在於：它不像無知。它看起來像知識。

十二、所以，馬來西亞缺的不是更多資訊

我們常常說：「馬來西亞需要更多教育。」當然，也需要更好的媒體、更透明的政府、更好的資料、更負責任的科技公司。但還不夠。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文化。一種允許人說：「我不知道。」而不是馬上找一個族群、政黨或意識形態來填補空白。

一種教育，不只教學生國家歷史，也教他們知道：誰的歷史沒有被寫進來？一種資料政策，不只公布數字，也讓我們問：

為什麼是這些數字，而不是另外一些？一種 AI 治理，不只要求模型公平，也要求我們知道：哪些語言、族群、地方與知識從一開始就沒有進入模型？

一種公共文化，不只是要求每個人「尊重差異」，而是要求我們花時間理解：為什麼別人的差異會對他如此重要？

 

十三、無知不是馬來西亞的缺陷，而是馬來西亞的政治結構之一

從這個角度看，馬來西亞的很多爭論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華小的爭論，不只是教育問題；它也是「誰有權保存自己的知識」的問題。

原住民族的土地問題，不只是發展問題；它也是「誰有權定義一塊土地的歷史」的問題。

Sabah、Sarawak 的政治，不只是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它也是「誰有權定義什麼叫馬來西亞」的問題。

族群政治，不只是誰歧視誰；它也是「誰有機會知道另一個群體如何生活」的問題。

AI，也不只是科技產業，它正在成為下一個知識分配制度。馬來西亞面對的問題，不是：我們怎樣才能讓所有人知道同樣的事情？

而是：我們能不能建立一個制度，讓不同的人都擁有知道、提問、修正與定義自己的權利？這兩者完全不同。

前者容易走向同質化，後者才可能走向多元民主。

 

十四、從「誰是 ignorant」轉向「誰製造了 ignorance」

我們應該停止太快地把別人叫作「無知」。因為「你很無知」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句子；它把問題變成個人缺陷。但有力量的文化評論，應該再往前一步：

為什麼他會不知道？誰沒有被教？誰沒有被記錄？誰沒有被統計？誰沒有被翻譯？誰沒有被收錄？誰沒有被演算法看見？

以及最重要的：誰從這種不知道裡獲益？這就是從個人道德批判走向制度分析的差別。

Peter Burke 讓我們看到無知可以有自己的歷史；Anthony Downs 讓我們看到人們有時會理性地選擇不知道；Robert Proctor 的 agnotology 則讓我們看到，有些無知會被制度與權力刻意生產。

而 AI 時代進一步提出一個更令人不安的可能：無知可以被寫進基礎設施。

當這件事發生，問題就不再只是「誰知道」；而是：誰設計了我們知道什麼的條件？

 

結語：一個成熟的馬來西亞，應該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

馬來西亞最珍貴的東西，是在這麼多不同的歷史、語言、宗教與族群經驗彼此重疊的地方，我們仍然有可能建立一個共同世界。這不是一句「多元」、「包容」所可能概括。

但共同世界不是把所有差異磨平；也不是要求每個人都接受同一套國家敘事；更不是把所有衝突都包裝成「我們都是馬來西亞人」。我們首先必須承認：沒有人知道全部。馬來人不知道華人的全部歷史；華人不知道馬來人的全部經驗；西馬不知道東馬。

城市不知道鄉區；國家不知道原住民族；政府不知道所有社區。

學者不知道所有地方知識；AI 更不可能知道所有馬來西亞。所以，一個成熟的國家，不是那個聲稱自己已經知道答案的國家。

而是那個有能力不斷問：「我們還不知道什麼？」

在今天的馬來西亞，這可能比「誰比較愛國」、「誰比較進步」、「誰比較開明」更加重要。因為最危險的無知，不是有人什麼都不知道。而是：一個社會已經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卻開始用那個無知治理別人。

而當這種無知被寫進學校、行政分類、資料庫、媒體與演算法時，它就不再只是無知。它成為制度，成為文化。最後，成為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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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嫣然] 歷史洪流下的建國抉擇：從庫德族的百年悲歌，看馬來西亞先賢的政治才幹

歷史的走向往往由結構性的地緣政治與局內人的政治智慧共同交織而成。橫向對比全球兩大民族——世居中東的庫德族與落腳東南亞的馬來西亞華族，兩者在20世紀世界秩序大洗牌的兩次大戰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運軌跡。這段歷史不僅揭示了國際地緣政治的殘酷，更突顯了「具備現代政治觀念的領袖」如何決定了一個民族的興衰與生死。

一、一戰的殘酷分贓：庫德族的百年無國悲歌

庫德族是中東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其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三千年美索不達米亞的古老記載，與華夏文明同樣源遠流長。然而，歷史的久遠並未轉化為立國的護身符。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協約國戰勝西亞霸主鄂圖曼帝國，原本在1920年《色佛爾條約》中向庫德人許下了獨立建國的承諾。

然而，在帝國主義的分贓邏輯與地緣石油利益的誘惑下，西方列強迅速背棄了諾言。1923年，為了向強勢崛起的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妥協，英法等國簽署《洛桑條約》，將庫德斯坦強行瓜分給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和伊朗。自此，這個擁有數千萬人口的古老民族，淪為全球最大的「無國之民」，在各國的高壓統治與夾縫中承受了百年的動盪與悲劇。

二、結構與人謀：庫德人缺乏現代領袖的致命傷

庫德人建國夢碎，外部因素固然有土耳其凱末爾強勢的武裝反擊、英法列強的利益出賣，但同樣重要的內部致命傷，在於當時缺乏具有現代政治觀念的領袖。

在1920年代的關鍵歷史窗口，庫德社會依然停留在破碎的傳統部落制度中。當地的權力核心是傳統的部落酋長與宗教領袖（謝赫）。他們的思維模式仍侷限於宗教認同或家族割據，缺乏「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宏觀政治觀念。這種內部的不團結與封建思維，導致他們無法凝聚出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與西方列強談判，甚至在關鍵時刻被分化拉攏。這種人謀的匱乏，讓他們在與現代土耳其民族主義碰撞時，瞬間潰不成軍。

三、二戰後的「自決」浪潮：大放手背後的立國試金石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秩序迎來第二次重組。在美蘇兩大超級大國為了打破英法舊殖民壟斷的戰略默契下，「民族自決」再度成為國際大勢，老牌殖民帝國被迫逐步退出殖民地。

這場「去殖民化」的浪潮，成為檢驗各地本土領袖才幹的試金石。歷史證明，單憑殖民者的「自決安排」並不保證繁榮。有些地方因缺乏具備遠見的掌舵人，在獨立後迅速陷入了內部族群撕裂、軍閥割據的悲慘命運（如非洲許多新興國家）；而有些地方，則在驚濤駭浪中，奇蹟般地建立起穩定的憲政國家。馬來亞（以及後來的馬來西亞），無疑是後者中最璀璨的典範。

四、馬來西亞的成功：在地領袖的卓越才幹

馬來亞能從一個擁有多元種族、宗教和文化衝突的殖民地，和平過渡為一個繁榮的現代國家，在地領袖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以東姑阿都拉曼、敦拉薩為首的馬來人領袖，以及華人、印度人領袖，展現了超凡的現代政治智慧。他們深知，要在這片土地上立國，就必須打破英國人「分而治之」的種族藩籬。他們締結了「東盟」，向英國人證明了在地精英擁有跨族群治理的才幹。在起草憲法時，這群精英更展現了高超的談判與妥協藝術，達成了歷史性的「社會契約」，以公民權置換國家體制認同。這種務實、世俗且具備現代憲政觀念的集體領導力，讓馬來西亞避開了如印巴分治、西亞內戰的血腥泥潭。

五、飲水思源：感恩陳禎祿等先賢的遠見

在這場波瀾壯闊的建國史詩中，大馬華族之所以能夠在宗主國英國撤離的制度安排下，名正言順地成為這個新興國家不可分割的一份子，必須歸功並感恩於敦陳禎祿等華裔先賢。

在面臨「歸國」還是「落地生根」的歷史十字路口，陳禎祿展現了極具遠見的現代政治觀念。他堅決反對排他性的民族主義，主張華人必須在地化，將政治效忠轉移至這片土地。他以馬華公會創辦人的身份，帶領華社與巫統進行對等談判，最終在爭取百萬華人一夜之間合法獲得公民權、保障華文教育與經濟權益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沒有陳禎祿等先賢與馬來領袖在談判桌上的據理力爭與大局觀，大馬華人就無法在建國體制中獲得法理上的正統地位。

結語

歷史不容假設，但歷史充滿啟示。庫德族的悲劇告訴我們，空有悠久的歷史與獨立的熱情，若缺乏現代政治觀念的領袖與制度設計，終究只能淪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相反地，馬來西亞的建國成功，則是「地緣機遇」與「領袖才幹」完美結合的產物。

在緬懷建國歷程之際，後人應當飲水思源，珍視先賢用政治智慧與務實妥協換來的多元共存基石。

Comment by 誰還記得北婆羅州？ on Monday

[愛墾研創]「後真相」（Post-truth）～～是一種文化與政治現象，指在形塑公眾輿論時，客觀事實的影響力反而不如訴諸情感與個人信念。在這種環境下，重複的斷言和情感共鳴往往會掩蓋客觀證據與事實反駁。

核心特徵

情緒凌駕事實：公共辯論高度依賴感受、直覺與身分認同，而非經查證的數據。

排斥事實導正：當證據與既有立場衝突時，常被直接貼上「偏見」標籤或遭到無視。

信任體制崩解：主流媒體、科學界和政府機關等傳統核心信任機構，其公信力大幅下滑。

主要驅動因素

1.社群媒體演算法

各大平台為了追求用戶參與度（Engagement），傾向放大傳播誇張、兩極化且能引發憤怒的內容，形成點閱率至上的環境。

2.同溫層效應（Echo Chambers）

使用者在數位空間中，傾向與自己立場相近的人群聚集，導致既有的偏見與信念被不斷重複、放大並自我證實。

3.資訊超載與假訊息

當前資訊量呈爆炸式成長，伴隨著刻意製造的假新聞（Fake News）以及 AI 生成的深偽（Deepfake）影音，導致大眾檢驗真實的成本與難度大幅提高。

文化與時代背景

此詞彙在 2016 年 迎來爆發性的關注，並被《牛津英語詞典》選為年度代表詞。當時的主要歷史背景包括英國脫歐公投（Brexit）以及美國總統大選，這兩場選戰將「後真相」的特質展現得淋漓盡致。

當一個社會失去了對「基本事實」的共同認知基底時，理性的公共討論與集體尋求問題解方的民主機制，將會面臨極為嚴峻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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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璐瑤 王勳 張振新·逆火效應：真相真的越辯越明嗎

在當前網絡時代，信息傳播迅速，真假信息魚龍混雜，往往造成「造謠一張嘴，辟謠跑斷腿」。為什麼在當前公共輿論環境下，如此難以辟謠？為什麼即使擺出事實證據，如實告知大眾真相，部分民眾仍然難以扭轉錯誤認知？心理學中的「逆火效應」（the backfire effect）或許可以幫助解釋這一現象。該效應是指一條錯誤的信息被更正後，如果更正的信息與人原本的看法相違背，反而會加深人們對這條（原本）錯誤的信息的信任。

「逆火效應」是由美國記者大衛·麥克雷尼（David McRaney）在2011年提出的。他發現，當一個人面對公共輿論的指責時，越是想辯白，越是擺事實講道理，就越會引發對方更進一步的否認，甚至攻擊。

也就是說，當個體遇到與自身信念相抵觸的觀點或證據時，除非該觀點或證據足以完全摧毀原來的信念，否則個體就會忽略或反駁它們並強化其原有信念。

在美國，每年流感季都會導致上千人死亡並產生數億美元的醫療成本。一份美國調查發現，大約43%的大眾認為流感疫苗會帶來流感。為了更正這一看法，美國疾病防控中心特地在官方網站上發布了科普文章，以期扭轉大眾認知。隨後，研究人員對這一做法進行調查，發現科普文章雖然顯著糾正了人們的誤解，但同時也顯著降低了對疫苗副作用高度關注的受訪者的疫苗接種意願。由此可見，雖然辟謠是消除謠言所帶來的危害的一條有效途徑，但也會導致部分受眾更相信謠言，甚至傾向於依謠言行事。

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情境中也常常會出現這種說服信息誘發「逆火效應」的現象。例如，當煙草公司對「煙霧有害」這一信息進行反駁時，民眾反而會更加相信該信息。除了辟謠信息以外，產品警示信息可能也會帶來負面效果。有研究發現，當向人們披露香煙或者人造甜味素會帶來健康風險時，這種產品警示卻導致受眾更多地購買這些產品。

那麼，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呢？在有關謠言的心理學研究中，常常用動機性推理（The Motivated Reasoning）這一理論來解釋「逆火效應」。動機性推理是指人們傾向於防御性地處理和回應信息，即接受和尋找確證性信息，忽視、質疑或反駁挑戰性信息及其來源。

具體而言，當人們接觸到對他們的信念或偏好產生挑戰的信息時，就會因為衝突而情緒緊張，繼而產生一種想要解除緊張情緒的衝動，即認知失調。在這種衝動的刺激下，人們便會忽視、質疑或反駁挑戰性信息及其來源。

在反駁性信息產生的過程中，人們往往存在可得性偏見（Availability Heuristic），即根據認知上的易得性來判斷事件的可能性。例如，某人因為上個月發生了飛機相撞事件，所以現在更願意坐火車。但事實上，火車事故率是高於飛機事故率的。

「逆火效應」的另外一種解釋是真相錯覺與動機誤解。一方面，人們會因為遺忘錯將謠言記為事實，即真相錯覺效應（The Illusory Truth Effect）。

根據真相錯覺理論，人們在編碼信息時，會給假信息一個否定標簽，但不會給真信息一個肯定標簽。在一段時間後，否定標簽早於信息本身被遺忘，人們便會在此情況下產生真相幻覺，把謠言模糊地記為「真相」。

另一方面，人們會誤解辟謠的動機，從而更加相信謠言。也就是說，當人們接觸到辟謠信息時，特別是在一些日常存在觀念偏見的信息上，會認為辟謠者在極力掩蓋謠言中某些不可告人的「事實」，從而更加相信這些謠言。

此外，心理抗拒也是導致「逆火效應」的原因之一。心理抗拒理論指的是當某種限制，導致人們感到自主權或面子受到威脅時，他們便會產生逆反或抗拒心理，繼而產生奪回自主權的想法或行為，具體表現為更加相信被限制的觀念或更多地采取被限制的行為。因此，當辟謠或者說服信息讓人們感受到自主權或者面子受到威脅時，他們就會產生一種心理抗拒，從而導致「逆火效應」。

盡管辟謠難以從根本上消除謠言的不良影響，但辟謠者可以在發布辟謠信息時針對「逆火效應」的成因來制定辟謠方案，最大限度地削弱「逆火效應」，減少辟謠「後遺症」。

2021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與傳聞證據相比，被試在接收科學證據信息時，會更理性地更新他們的信念。因此，辟謠者在提供辟謠信息時，可以提供科學的標凖化措辭的信息，從而更好地糾正人們的錯誤認知。考慮到可得性偏見的影響，辟謠信息還應盡量以圖表等清晰易讀的形式呈現，使信息更容易被編碼和提取，給受眾帶來更多的真相易得感，從而促使他們相信真相。

在辟謠時加入提示社會規範或社會身份的信息，可能也是一個有效的措施。人們往往會通過效仿群體行為，以獲得社會身份認同及其帶來的良好感覺。因此，辟謠者可以利用人們的這種從眾心理，在辟謠或說服信息中加入提示社會規范或社會身份的信息，從而促使受眾以效仿社群行為的方式來接受辟謠或說服信息。

總之，辟謠者在擺出自己的事實證據之前，應充分考慮「逆火效應」的影響，采取適當的應對策略，以免適得其反。在了解「逆火效應」後，大眾在接受辟謠信息時，也應當反思自己是否會受其影響，從客觀理性的角度去看待所接收的信息。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心理學院；2023-02-0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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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發博士文創哲學]文化生產如何面對後真相哲學？～～法國當代哲學家與科學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在 2018 年出版的《返回現實》（Down to Earth: 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台灣譯作《著陸何處》）中，為批判「後真相現象」提供了一套極具顛覆性且務實的方法論思考。 [1, 2, 3]

拉圖爾的底層邏輯非常震撼：後真相的蔓延，不是因為群眾太愚蠢，也不是因為假新聞太厲害，而是因為我們長期以來用「抽離現實、高高在上」的方式在捍衛真相。 [4, 5, 6]

要破解後真相，拉圖爾提出了一套「重回地面」的方法論，其核心內涵可分為以下四個層次：

1.轉移批判焦點：從「事實（Matters of Fact）」轉向「關切（Matters of Concern）」

傳統科學的盲區：過去，科學家或知識分子在面對質疑時（如氣候變遷），習慣把事實當作一塊冰冷、絕對、與人類無關的客觀石頭丟給群眾（Matters of Fact）。但在後真相時代，這種冷冰冰的教條很容易被政治陰謀論用「社會建構論」或「資本陰謀」一腳踢開。 [4, 7, 8]

方法論轉向：拉圖爾主張，我們必須展示事實是「如何被關切、如何被建構」的過程（Matters of Concern）。科學事實不是憑空掉下來的，它是通過科學家、實驗室、經費、觀測站、同行評審等無數人與非人類物體「織成的一張網」。 [4, 5, 9, 10]

拉圖爾的藥方：要對抗後真相，不能隱瞞科學的運作過程，反而要使其徹底透明化。讓群眾看到科學家付出的代價、不確定性的論證、體制的建立，讓人們相信「體制與網絡的可靠性」，真相才能重獲權威。 [4, 11, 12]

2.洞察後真相的根源：「離地（Offshore）」階級的政治陰謀

拉圖爾在書中將「後真相」與「全球氣候危機、貧富差距擴大」綁定在一起。他指出，後真相（如氣候否認論、另類事實）不是隨機出現的，而是全球跨國精英階級的戰略陰謀。 [2, 4, 13]

逃離地球的精英：那些掌握大量財富的统治階級，早在1980年代就意識到地球資源即將耗盡、氣候災難不可逆轉（如Titanic即將沉沒）。

製造無知的 lullabies（搖籃曲）：這些精英不打算與普羅大眾共享同一個地球的未來，於是他們選擇「離地（Offshore）逃跑」，把財富轉移到避稅天堂，並在政治上資助、製造大量的「後真相」與陰謀論（如川普退出巴黎協定），目的是讓底層大眾在迷惑中繼續內鬥、奏樂狂歡，為精英的撤退爭取時間。 [1, 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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