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兩條絲綢之路,在不同朝代,不同文化環境,經歷過國號的改變,國界的改變。
可是,文化商貿和友好情誼,還是越久越醇實的那個傳統。
在新的紀元里,我們要增添什麼新的內容?
高期待、高關注度的背后,最現實的問題,是落實和普及的艱難。
要促進沿線國家與地區之間的共識,如何來對話談合作? 如何來加強頂層設計和規劃?
要講“文化先行”的優勢,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互動方面,可扮演怎樣的角色?
(攝影:鄧福恒遺作·沙巴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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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當烘焙溫度控制在80℃至90℃范圍時,綠茶香氣、滋味品質得以顯著提升,而色澤無顯著變化,所以低溫冷藏後烘焙處理綠茶是可行且有效的。」山東農業大學園藝學院茶學專業畢業生王魯萍站在台上,自信滿滿地匯報著自己的畢業課題。
6月初,山東農業大學的11名2024屆本科畢業生來到山東省普通高等學校示范性實習實訓基地——泰山茶溪谷,參加「2024屆山農學子茶產業課題研究畢業匯報會」。他們圍繞茶樹種植管理、茶園新型肥料研發、茶葉病蟲草害防治、優質茶葉加工以及茶葉包裝、銷售全產業鏈,提出了優化解決方案。
今年,山東農業大學創新推出「產區選題-產區實施-產區匯報」的畢業論文設計和考核模式,鼓勵學生提交練就興農本領的畢業論文和厚植愛農情懷的畢業匯報兩份畢業答卷。依托產區進行的畢業匯報也在全校20個學院中開展,涉及蛋雞、小麥、花生、煙草等多個產業,遍佈齊魯大地各個角落。
「我們結合畢業生畢業設計,從選題的科學性、研究的創新性、成果的實用性、效果的顯著性、推廣的普及性以及服務鄉村振興建設等方面,在產業產區做出回答,正是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和實踐。」山東農業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冷暢儉表示。
任重道遠,改革仍需發力
可以看到,新農科建設啟動五年來,高等農林教育的確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學科間的壁壘被打破,產教的結合更緊密,從入學到畢業,育人的過程內外合力、上下連通。
以往,農科專業大都圍繞產業和科學對農業生產的細分進行設置,學科被劃分為種植、植保、土壤化肥、園藝等細分專業。師生們在各自的領域「單打獨斗」,且與實際生產經營的結合不夠,科研成果難以應用,人才在鄉村也扎不下根。
「如今,學科交叉融合成為農林院校專業優化調整的主要方向,新農科學科專業佈局不斷調整。同時,農林院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不斷深化,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體系也在不斷完善。」曹志軍說。
更直觀的成果則體現在學生身上。
「經過教育,很多學生對農業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能夠勇敢地擁抱這個行業。同時他們具備了更多元、更先進的知識和技能,到了社會上也更有競爭力和發展潛能。」仲愷農業工程學院動物與科技學院副院長劉文俊感受頗深,「即便行業還是那個行業,企業還是那些企業,但人變得不一樣了,故事也會不一樣。」
放眼全社會,農學的熱度也正在提升。中國農業大學農學類專業近年來第一志願報考率每年提高10%左右,錄取平均分數超一本線的差值每年上升8至9分,生源質量逐年提升。今年5月,上海市教委宣佈將理工農醫類本科招生比例提高到50%以上。在《百度熱搜·2023高考大數據》中,農業工程專業位居熱門專業搜索熱度攀升榜第二名,較上年增長43%。
雖有成效,但現實的困境仍然存在。
從大背景來看,與工學、醫學、人文社科門類相比,農學的社會關注度還不夠高,直接影響了生源質量和就業形勢。同時,一些地方院校在科研投入、科技創新能力方面存在短板,獲取經費難度較大,不利於高層次人才引進,也是長期存在的問題。具體到新農科建設而言,整合教學資源、平衡各方利益、重構評價體系,都是高校將要面對的問題。
目前,食品營養與健康、智慧農業、農業智能裝備工程、生物育種科學等新興跨學科專業勢頭向好。「這也意味著,如何推動跨學科專業建設成為下一階段深化新農科建設的重點,也是難點。」曹志軍認為,涉農高校需要進一步推動這些新興專業建設,破除新專業建設中「寬而不深」「跨而不融」的問題,真正實現學科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知識體系的交叉融合。
未來,這場改革要如何推進?當下,有更多思考正在匯聚。
6月29日,「引領新農科建設再出發」暨《安吉共識》發佈五周年研討會在中國農業大學舉行,旨在進一步明確新農科建設的方向和目標,推動中國高等農業教育改革與發展再上新台階。
華中農業大學副校長青平認為,新農科面臨的挑戰可以歸納為情懷、培養方案、課堂教學、實踐教學、教育評價5個方面。農業學科發展策略和思維模式或許也需要調整,視角應當由「內向外」轉變為「外向內」,依據社會經濟與產業的實際需求,設計佈局專業和培養方案,避免閉門造車。
北京林業大學副校長張志強也談到,新農科建設要緊跟行業企業的真實需求,特別是在人才培養的目標設定上,要直接反映這些需求,「我們的教育模式必須跟進技術創新和管理實踐中的變革,通過體系化、實踐導向的教育,使學生能快速適應並引領行業發展。」
同時,也有更多力量正在加入。
6月11日,寧波現代農學院正式成立。這是一所「背景強大」的學校——由浙江萬里學院攜手寧波市農業科學研究院等5家單位合作辦學,共同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模式。學院計劃自2025年開始招生,並設定了清晰的發展目標:以農業資源與環境、水產和生物工程等學科為基礎,在未來五年加快新農科建設、培養服務農業農村基層的緊缺人才,計劃培養本碩博學生1000人以上。
正是高校招生季,又有一批學子滿懷赤誠,決心耕耘「三農」沃土。未來的高等農林教育會給出鄉村什麼答案,讓我們拭目以待。
(趙藝璇·新農科,何以興農?來源:2024-07-09農民日報;作者單位: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李鳳亮·論文化新質生產力
文化新質生產力是新質生產力在文化領域的表現形態,加快其理論闡釋與實踐探索是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提升文化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的重要基礎。
新質生產力在文化領域內呈現新質態、新類型
新質生產力「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具體到文化領域中,文化新質生產力可以概括為:以創新為驅動,以高科技為支撐,以高質量和高效能為指引,以文化創作生產為核心內容的形態。主要體現為其新質態的躍升、新類型的形成。
從生產要素看,由新型文化勞動力、新型文化勞動對象、新型文化勞動工具以及新型文化基礎設施組成。在新型文化勞動力方面,一大批具有創新精神、掌握先進技術的新型文化工作者不斷湧現,是推動中國文化創新的重要力量。
在新型文化勞動對象方面,新技術應用使文化產業邊界不斷拓展、應用場景持續增加,與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的深度融合日益成為文化產業的「新戰場」、新支點、新載體;在新型文化勞動工具方面,生成式預訓練轉換器(GPT)、視頻編輯工具FCP等新型生產工具極大地提高了文化生產效率和質量,推動文化產品與服務更加多樣化、個性化;新型文化基礎設施如數字博物館、網絡圖書館、智能文化體驗館等,為人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文化服務。
從文化業態看,催生了以下新業態類型:
一是以新質生產力路徑引入新的文化元素和創意,對傳統文化內容進行創造性重構和創新性表達,形成了推動傳統文化資源和文化內涵煥發新光彩的創新性文化業態。例如,「數字敦煌·開放素材庫」是全球首個基於區塊鏈的數字文化遺產開放共享平台,它向全球開放了6500餘份高清數字資源檔案,有力支撐了敦煌文化的全球化傳播。
二是文化與科技的深度融合,加速了跨行業、跨文化和跨場景等融合性文化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湧現。例如,上海、成都、西安、哈爾濱等城市,利用藝術IP創造性開發城市文化資源,探索出了「科技+文化+旅游」的文旅產業融合創新實踐路徑。
三是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等新交互媒介推動下,消費者不再被動接受文化產品,而是積極參與到文化產品的再創作過程,催生了一批互動性文化業態。這種互動性不僅增強了消費者的參與感和體驗感,更有助於供需兩端進行雙向調適,進而推動文化產品創新和升級。
文化新質生產力的主要特征
依托於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構建與完善,現代文化產業又通過不斷與互聯網、5G信息、雲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感知技術等新興科技手段深度融合,使其生產方式更加高效,文化產品與服務質量大幅提升,更好滿足新型文化消費市場和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此意義上,文化新質生產力有別於傳統文化生產力,「新」在科技創新,「質」在高效高質,因而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的鮮明特征。
高科技特征。目前,高科技已經成為文化創作的重要工具。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虛擬現實等技術的應用,使得文化創作者能夠創作出更加豐富、生動、逼真的作品。這些作品不僅拓寬了藝術的表現形式,也豐富了藝術的表達內容。例如,在數字技術廣泛應用的藝術展覽中,觀眾可以看到數字技術創作的各種形式的文化藝術景觀,包括數字繪畫、數字雕塑、數字影像等;通過虛擬現實技術,用戶可以身臨其境地體驗歷史事件、藝術展覽、人文景觀等,這些方式極大地豐富了文化體驗的形式和內容。
高效能特征。既包括提高文化生產效率,也包括發掘文化事業、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新動能。在提高文化生產效率方面,數字化生產流程和自動化管理系統在文化領域得到廣泛應用,逐步實現對文化產品從創作到生產、從分發到銷售的全程數字化管理,減少了搭建研發工具、實現創意落地、建立營銷渠道的成本,大大提高了文化生產效能,突破了傳統媒介下文化傳播效率低、范圍小、形式較為單一的局限。
賦能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將豐富文化內容的存儲介質載體,革新文化演繹呈現形式,開辟文化傳播互動渠道,催生出文化新業態,從而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注入新動力、提供新動能。《關於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2022),明確提出到「十四五」時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服務平台,形成線上線下融合互動、立體覆蓋的文化服務供給體系,這將為文化生產活動提供高質量素材,提高文化創新效率。
高質量特征。極大激發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和數據等文化生產要素活力,不僅能夠提高文化生產質量,還為文化市場的跨領域創新合作、新型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研發拓寬了生產要素流通渠道,有助於提高文化供給質量,更好滿足消費者的文化需求。
體現在生產制作環節,是作為產業化的生產標准而存在的,它是對文化產品本身的質量要求,如影視作品的清晰度、藝術水准等。文化供給質量則主要體現在消費流通環節,是作為市場化的供給機制而存在的,主要針對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而言,如影視作品是不是觀眾所需要的,作品的可選擇性、獲得的便利性以及消費成本如何等。
最終能夠實現具有文化內涵、藝術價值、精神能量的高質量文化產品的生產和供給。例如,河南衛視制作的節目《洛神水賦》以創新思路和先進技術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能,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高質量融入當代人的生活,自播出以來,視頻播放量已超過1億次。
培育和發展文化新質生產力的實施路徑
培育和發展文化新質生產力,必須堅持創新驅動,在加快發展新型文化企業、文化業態、文化消費模式的同時,不忽視、不放棄傳統文化產業。要在改革、融合、知識產權保護、人才等關鍵點上持續發力,因地制宜培育和發展文化新質生產力。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一是構建滿足文化新質生產力發展需要的新型生產關係。深化文化領域「放管服」改革,建立完善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等文化產業發展新趨勢的市場監管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文化市場主體的創新動力,形成活力迸發、流通高效、開放共贏、不斷適應文化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二是充分發揮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元宇宙等新興技術應用優勢,推動傳統文化資源與現代文化資源有機共生,推動公共文化資源與個體文化資源有序整合,推動產業文化資源與事業文化資源有效協同,構建「全民創新」「上下貫通」的文化創新協同機制。三是構建多元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費的市場表達與滿足機制,引導文化生產向多元化、個性化和智能化方向發展,完善政府引導與市場主導的調控機制。
做好「融合」文章,促進文化產業品質效益雙提升。一是推進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提升文化生產質量。加大對文化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制定完善資金支持和稅收優惠等政策措施,鼓勵全行業樹立以高新技術賦能文化領域高質量創新的發展理念。鼓勵文化企業運用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等創新手段,提升文化產品質量和用戶體驗。打通「文化+科技」全產業鏈,推動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鼓勵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等開展文化科技創新活動。二是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動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依托中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歷史文化資源,開發形成極富魅力的人文與自然相結合、科技與藝術相交融的文旅產品。加快文化和旅游產業服務融合、生態融合、業態融合,推動文旅科技、文旅競技、文旅會展、文化演藝等細分市場提質升級,促使文化與旅游產業形成發展合力。
加強文化領域知識產權保護,彰顯文化創新價值。知識產權是文化創新的核心要素,保護知識產權是激勵文化創新的重中之重。一是通過立法手段,完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明確文化創作者的權益和利益分配機制,為文化創新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侵權盜版行為,維護文化市場秩序,保護文化生產者和消費者合法權益。三是制定完善一系列支持政策,包括稅收優惠、資金扶持、項目資助等,鼓勵企業和個人投身文化創新活動。四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國際交流合作,借鑑國外先進經驗,提升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和能力。
構建多層次文化人才培養體系,強化推動文化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人才支撐。文化人才是文化新質生產力的關鍵要素,構建多層次文化人才培養體系是提升文化人才素養的內在要求。一是從基礎教育階段開始,加強文化素質教育,培養學生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和愛好。二是在高等教育階段,優化設置文化相關專業,培養具有深厚文化底蘊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文化人才。三是在吸引優秀文化人才方面,優化就業生態,為文化人才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和良好的就業前景。四是通過設立文化人才獎勵制度、舉辦文化人才交流活動等方式,激發文化人才創新創造活力。
(李鳳亮·論文化新質生產力;來源:2024年第7期《黨建》雜誌 2024-07-03 ;作者系華南農業大學黨委書記、教授,南方科技大學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院長,[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推進文化自信自強的時代背景與現實途徑研究」23ZDA081)、深圳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特別委托重點課題「城市文明典范研究」(SZ2022A005)的階段性成果])
方朝暉:文化軟實力之我見
很高興來參加武漢大學文化軟實力高峰論壇。我想從傳統文化來談談當代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建設問題。我認為,從儒家思想的角度講,文化軟實力問題本質上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文明進步程度問題。儒家講「夷夏之辨」,主張王道、反對霸道,實際上是追求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從這個角度來講,今天我們這個社會離文明進步的理想還有很大差距,所以離真正的文化軟實力還有很大差距。從國學或者儒家思想傳統來看,我認為至少有四個方面值得我們好好去關注:
第一,今天社會盛行一種不安定的情緒。這導致大家都非常狂躁,不知道自己的終極目標是什麼,無論是個人的生活、生涯的規劃,還是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未來的預測,究竟終極目標在哪裡都不知道。
我早晨在武大校園裡散步,欣賞美景。武大校園是全國大學校園當中名氣最大也最漂亮的之一,有很多非常美麗的、解放前的建築,也有很多解放後甚至最近幾十年的建築。我發現武大校園的建築跟我校校園的建築有一個相似之點,即最好的、最可珍惜的房子還是解放以前建的老房子,看起來最有品位,玩味不已。凡是新中國以後,特別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建的房子,基本上就像火柴盒一樣的簡陋。仿佛建的時候就已經打算拆了,沒打算讓它用個數十年、上百年的,所以不可能太追求美觀。我們學校這幾年也建了不少新房子,尤其是百年校慶的時候建了很多新房子,看起來非常的氣派。但是稍微走進一看,已出現裂縫、雨後污點等等,讓人感覺沒有精雕細琢,很粗糙。
為什麼現代人比過去有錢多了,物質條件、硬件設施、科技手段遠好於古代,卻建不出古人那麼有品位的房子來?其實並不僅僅是技能比古人差,我想不是這個原因。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心態不一樣。現代人對事情急功近利,都要解決當下的問題,能夠滿足若干年內的政績需要或者說在未來十年、幾十年內的居住需要,就已心滿意足了。也不是說我們沒有審美意識,任何人都有愛美之心,我們當然也是愛美的。但是,為什麼沒有古人那種把美做到極致精的精神?為什麼在追求美的同時,讓一種急功近利的思想來主宰自己?這背後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的情緒性急躁,這種急躁在一定程度上是時代的產物。
比如我們成天講創新、翻新、革新,要不斷進步,與時俱進,這種心態也是急躁的原因之一。然而這種心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進化論的影響。進化論就是說世界是不斷進步、不斷發展的,所以我們只知道要不斷地變、變、變,但並不知道究竟最終會變成什麼樣子。換言之,今天建房子時覺得,若干年以後可能會有一個新的樣式出來,時代在不斷地發展嘛,今天的房子建得再好有什麼用呢,說不定還是會被推翻,所以乾脆也不考慮太長遠了。
現在我們每隔若干年大政方針就要大幅度地調整一次,或者一些重要的變化就要發生,我們要使盡渾身的氣力去緊跟、學習、領會。不斷緊跟、不斷變化、不斷調整,我們永遠在不斷調整和緊跟當中,情緒永遠不能安定下來。我們忘記去問問自己,究竟在什麼時候才能夠安定下來,整個民族的情緒究竟在什麼時候才能夠安定下來。如今全社會的不安和狂躁與此有關。從國學角度來講,這也是和一個文明社會的理想不太一致的。(下續)
(愛思想 2018-06-19)
(續上)第二,社會風氣的問題。儒家是非常重視「移風易俗」,主張「同風俗,一道德」。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毛詩序》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風俗在儒家看來是衡量一個社會最最重要的標准。
實際上儒家這個思想,我曾經在有關文章指出,是基於對中國文化習性的一種洞察。那就是說,在中國這個社會,當一種強大的風氣形成後,再健康的社會制度都可能運轉不靈,再完備的法律規范都可能百孔千瘡。所以要改造中國,往往就要從改造風氣做起。
今天全社會的人心腐爛、道德淪喪、日常生活缺乏起碼的安全感,實際上是非常嚴重的社會風氣問題。我也曾經在很多文章裡說到,反腐敗不能夠完全寄希望於嚴刑峻法,很多學者都已經指出歷史上用嚴刑峻法來反腐,成功於一時、失敗於最終。腐敗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整個社會太看重金錢。假如這個社會強大的拜金主義風氣能夠有所收斂和改變,不再普遍把金錢當作最重要的衡量標准,貪污腐敗的現象也會大幅度減少。
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應當好好地去研究我們這個社會道德風氣敗壞的根源在哪裡。我認為至少有三個重要的根源:
(1)「文革」當中,包括1957年反右運動以來在歷次運動中鼓勵大家說謊,誰說謊說得天花亂墜、神乎其神,誰就能夠升官發財。當然不是誰有意讓大家說謊,但實際情況是人們被迫紛紛說謊。當說謊成為人民普遍慣有的行為,當說謊成為政治生活中的常態時,整個社會的良知已經麻木,整個民族的道德資源已被耗盡。順此下去,當然是什麼壞事都能幹出來。
(2)另外一個風氣敗壞的重要原因是,過去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太功利取向了,國家大力方針以「利」為導向,所以全民心領意會,一窩蜂地去逐利,短時間內形成了一切向錢看的風氣,不擇手段地去坑蒙拐騙。儒家的義利之辨,今天看來越來越顯示出其深刻的現實意義。不去遵守,就會有報應。
(3)還有一個導致風氣敗壞的原因,當然是改革開放以來新型權貴階層的興起,給人民的示范意義至少包括:權貴們追逐私利、貪污腐敗,讓人民學會見利忘義;權貴們追求特權、壟斷機會,讓人們對正義缺乏信心;權貴們無德無能、喪失信仰,令下層人民不能心悅誠服。於是,既然通過正當、合法途徑無法與權貴們競爭,於是他們違法亂紀、無所不用其極,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4)最後一個導致風氣敗壞的原因,就是本來應該由各種宗教機構、民間書院或其他民間組織承擔的道德教化功能,被完全消滅光,取而代之的是道德教育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經過幾十年的實踐,今天導致許多人對「道德」這個詞本身已經產生了足夠的反感和嫌惡,當然也不會再願意在生活中崇尚道德、追求道德了。因為時間關系,這個問題今天就不多講了。
第三,信仰的問題。一講到信仰很多人就會問,你是要我去信基督教,還是信儒教、道教、佛教還是共產主義?學生們常這樣問。然而,不要忘記了,在所有的主義信仰和宗教信仰的背後,應當有一個全民公共的信仰,那就是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信仰。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信仰是所有的民族、所有的階層、所有的教派都可以接受的共同信仰。我們應當旗幟鮮明地去捍衛這個信仰,如果這個信仰建立不起來,反腐敗再徹底也沒用。一個沒有信仰的人,在他的心中除了金錢和女色之外,實在找不到任何讓他充滿激情和快感的事情了,找不到任何更神聖、更崇高的價值了,所以他不腐敗怎麼行,不鬼混怎麼行。
對於信仰的失落,今天我們應當要好好去反省和思考一個問題:怎麼樣找到全民都能夠接受的信仰,大張旗鼓地去宣傳和推廣它;能否把人的尊嚴和價值,作為我們這個民族整合起來的一個公共信仰?在這個公共信仰的基礎上,再談某種主義的信仰要不要去堅持,各種宗教的信仰要不要去接受的問題。
大家只要研究一下中華民族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國人自古至今很少把死後世界當作主要信仰,不從出發鬼神來理解人生的終極價值。過去中國人普遍相信鬼神,特別在民間,但也一般來說不會把鬼神當作生命的理想形態或生命價值的終極根源。中國人不像在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東正教等之中那樣,把「神」當作一切價值之源和一切存在之本。那麼中國人在儒、道、釋「三教」中獲得的是什麼樣的信仰呢?其實就是對於人性尊嚴和價值的信仰。這就是《周易》「生生之謂易」、孔子「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的精神。所以我說我們在信仰問題上,還是要回歸國學,從中國文化自身的傳統出發來談信仰重建問題。一個民族沒有普遍接受的公共信仰是就沒辦法整合全民同心同德去做事,喚起人心安分守己去生活。(下續)
你總商會,我也總商會,
大家到底會不會?
在過去短短幾年間,馬來西亞出現了
數以百計的「新商會」。有中國人在這裡成立的
計劃作為出海來此長久經營的平台
也有本地人成立的,打算手牽手遇到進軍大陸
許多時候,彼此都有個共識:
立足馬來西亞,放眼東盟甚至全球,而且
業務上不僅僅瞄准商貿,也不忘文化活動
文化如何產業化;產業如何更有文化起來?
這道題,#愛墾網 十餘年前就有答案了
(續上)第四,中國要建成一個真正文明的社會,確立行業價值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行業價值是社會道德的重要「蓄水池」,是抵擋一個社會惡劣風氣的中流砥柱。什麼叫做行業價值?比如說,一個小孩子出於好奇,問山的那邊是什麼、大海的後面是什麼、太陽升起的地方後面是什麼等等。這種好奇之心,並不是由於愛國或找工作等任何外部原因。但是順著這種好奇之心,長大了也可能會成為一個天文學家或物理學家。
人們熱愛科學,從人性基礎的角度來講是因為它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世界上有很多偉大的科學家,世界級的科學家,包括愛因斯坦、牛頓、伽利略之所以成為世界級的科學家,就是因為從小有強烈的好奇心和未知欲,且有一種打破砂鍋問到底、不達目的不罷休的精神。假如我們把歷史上所有的科學家都打扮成愛國的典范,說這些人在歷史上之所以成為偉大的科學家,就是為了給中華民族爭光,就是因為愛國,他們都是因為愛國才成為科學家的。一個科學家愛國當然是天經地義的,一個人在科學上的偉大成就一定能夠給自己的祖國掙光。
但是,如果我們把愛國當成是科學研究的主要動力,要人們出於這樣一種政治性或者國家民族的目的來追求科學,實際上科學真正的基礎反而被掏空了,因為科學真正的基礎在於滿足人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你不能夠說牛頓是因為為了給英國人民爭光才成為了牛頓力學的發明者,你不能說愛因斯坦是為了報效德國,為了把德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國家而奮斗,才成為愛因斯坦的。恐怕不好這麼說的。換言之,假如愛因斯坦從小就是為了報效德國,為了把德國建成一個強大的國家而奮斗,他是不是能成為愛因斯坦,恐怕還是個問題。
我們強調愛國固然沒錯,但是我們一定要尊重行業價值,每一個行業有它自身獨立的基礎,有它自身獨立的邏輯,而這個邏輯基礎在於人性的深處。一個行業的生命力在於人們從自己人性的邏輯出發,在這個行業找到了自身潛能發揮的空間,所以這個行業對它來說才是比生命還要更加寶貴的,這個行業才是它可以安身立命的基礎。假如我們把所有的行業都理解為圍繞著一個愛國這個目的,或圍繞著一個至高無上的原則而存在,那麼這個行業自身在人性深處的基礎反而被漠視,如此這個行業是不可能真正繁榮的。越是想為國爭光,你越是出不了世界級的科學家,越是爭不了光。
從今天社會現實的角度講,破壞行業價值基礎的除了有政治因素之外,還有經濟因素。那就是金錢主導一切,金錢收買人心。比如說足球是大家都很喜愛的,一個小孩子從小喜歡踢足球,他並沒有想到是不是可以掙大錢、出大名,他就是喜歡。每個人只要參與到這項活動裡面,這個行業對於他的價值就是不言而喻的,那些世界級的球星也就是因為把這個行業原則堅持到底,把自己人性的潛力發揮到底,才成為世界級球星的。但是假如一個運動員被告知這場球他只能輸不能贏,輸一個球得幾十萬,他就不可能暢快淋漓地去踢球了,他必須要考慮很多其他因素。足球對於他來說本來是富有意義的一項活動,現在就變得沒有意義了,換言之足球這個行業的價值被金錢掏空了。
當一個行業的價值被掏空,行業從業人員對於自己所從事的行業將沒有敬畏、沒有崇高感和神聖感,不可能把它當作比自己生命還要寶貴的東西來愛惜,所以行業的規則可以隨意地踐踏、隨意地破壞,行業永遠不可能自主地建立起來。
儒家特別強調社會的自治,因為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什麼事情都由政府包辦是不可能的。儒家在歷史上講孝道,而這個孝道實際上是在強調一種社會的自治,至少是非常有利於社會的自治。古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家族裡面,讓每一個家族自己管理自己,每個家族把自己管好了,天下就太平了、就安定了,國君就少操心了,這是對統治天下最好的方式,幹嗎不去采用呢。所以中國古代的帝王都很聰明,都非常尊重儒家的孝道思想。
以古喻今,雖然我們今天不是主要生活在家族裡面,但是我們都生活在自己的行業-社會空間裡。如果每一個行業都自治了,找到了自己的價值基礎,人們就都在自己的行業裡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了,這個社會也就安寧了、太平了,對統治者來說是一本萬利的好事情。
行業價值的缺失是我們今天必須要非常認真面對的大問題,能夠決定中華民族能不能建成一個偉大的文明國家,能夠決定中國各行各業可否真正走向繁榮、領先於世界、給人類文明作出巨大貢獻,我們能不重視嗎?
(摘自:方朝暉:文化軟實力之我見;見:愛思想 2018-06-19;本文原為在武漢大學「國家文化軟實力高峰論壇暨《文化軟實力研究》創刊發布會」上的發言,2016年6月5日,這裡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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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頻道》電工達人
一帶一路·札記
方朝暉·強大與文明是兩碼事~~一個民族的持久生命力在於文明昌盛,而不在於政治、經濟、軍事強大。
歷史上很多帝國,比如說埃及王朝、波斯帝國、蒙古帝國、大英帝國、前蘇聯帝國等等,今天都已煙消雲散。每當一個帝國興起的時候,直接向人們呈現一個強大的政權,或一個龐大的軍事實體等。但是當一個帝國消亡之後,真正給別人留下的有價值的東西,往往並不是這些以「強大」為標記的東西,諸如政治、經濟或軍事實力等。相比之下,帝國中所發展起來的文明價值和文化理想,作為帝國生命力的支撐者,可能具有超越帝國本身的永恆價值。比如羅馬人的法律和法學思想,阿拉伯人的數學成就,印度人的宗教思想,等等。
以中國歷史為例:曾經不可一世的秦、隋、遼、金、西夏、蒙古等帝國均已消失,但是象周、漢、唐、宋、明、清等王朝或帝國,並不僅僅致力於武功或經濟發展,而同時在宗教、學術、藝術、科技、制度等領域取得巨大成就,所以給後人留下永久價值的文化,一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包括歷史上發展起來的儒、道、釋和百家思想,文學和藝術成就,科舉制度、職業文官制度和家族制度等等,是這些東西一直保存到今天,鑄就了中華民族的獨特性格。它們甚至可以理解為幾千年來中國的文化和民族性不曾因多次民族入侵所同化、消滅的主要原因之一。
歷史上一些軍事政治並不強大的國家或民族,長期遭受外族侵略或統治,但因為文化發達卻能持久存在:
例一、古希臘VS羅馬。前面提到的古希臘,嚴格說來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帝國,而只是由諸多文化相近而又相互獨立的城邦構成的文化圈。古希臘諸城邦自從公元前338年以來,受馬其頓人、羅馬人統治達千年之久,但其由於其文化繁榮、燦爛,後來逐漸被羅馬人所接受,希臘語甚至成為東羅馬帝國的官方語言。所以歷史上有希臘人在軍事上被羅馬人打敗,但卻在文化上把羅馬打敗的說法。
例二、印度VS波斯。印度歷史上分裂的時間遠多於統一的時間,被異族統治的時間遠多於受本民族統治的時間。過去2600多年裡,印度曾遭受過包括波斯人、希臘人、塞種人、安息人、大月氏人、嚈噠人、拉其普特人、突厥人、蒙古人、葡萄牙人、英國人等發動的無數次侵略和佔領。自從笈多王朝於大約公元500年衰亡之後,在長達1500多年的漫長歲月裡,印度(尤其是北部)曾長期處在分裂或外族統治之下。但是印度民族並沒因為「長期亡國」而消失。
在1945年掙脫英國人長達150多年(具體時間算法不一)的殖民統治、正式建國之後,印度作為一個具有自己鮮明的文化的民族國家很快得到了全世界承認,這是因為自自身獨特的文化及其魅力早已盡人皆知。可以說,自從吠陀時代以來,印度人創立了自己的種姓制度和宗教信仰(一開始是婆羅門教,後者發展出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等),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民族性格。今天印度本土主要信仰是源自婆羅門教的印度教,其宗教信仰幾千年保持了連續性。
相比之下,歷史上的波斯(今日伊朗一帶),曾經是非常強大的帝國,勢力最大時幾乎佔領整個中東和印度北部,有自己的宗教(如襖教、摩尼教等)、語言文字和社會制度等。但是在阿拉伯帝國興起後,波斯很快被伊斯蘭化,從語言至信仰都發生了重大改變。今日伊朗早已成為阿拉伯文化的一分子,而昔日曾經有過的、自身獨特的文化或文明類型已不存在。波斯原有文化的退縮誠然有許多客觀因素,但也與其自身原有的文化不夠成熟發達有關。
例三、藏族VS滿族。文化作為一個民族持久生命力的標志還可從中國的兩個少數民族——藏族與滿族——的對比中看出。任何人只要稍微比較一下不難發現,滿族(包括她的祖先女真人)自從公元10世紀以來是中國北方最活躍、最好戰的民族之一,其軍事、政治上的成就也遠在藏族之上。相比之下,藏族自從公元10世紀以來,主要致力於發展宗教和文化,酷愛和平,極少侵略擴張。然而,誰都知道,曾經統治全中國、威震全天下的滿族,今天還有多少民族特色?即使有,又怎麼能與藏族相比?在今天中國所有的少數民族中,恐怕藏族是自身文化最發達、民族特色最鮮明的。然而藏族人在最近一千多年裡,也是最溫和、甚至長期被外族統治的。為什麼一個政治、軍事上成就卓著,卻在今天趨於衰亡;另一個政治、軍事上幾無成就,卻在今天獨樹一幟呢?根本原因也許在於:滿族雖然富有戰斗力,但在文化上並不繁榮發達,不象藏族那樣有自己獨特的宗教信仰體系,以及一套嚴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
綜上可知:許多無比強大的帝國,因為沒有文化的發達、制度的進步以及政治的文明為基礎,一旦崩潰,立即灰飛煙滅,一無所有;而一些極其弱小的民族或種族,雖然飽經侵略佔領或外族統治,但因為文化發達或文明進步而表現出持久的生命力(也許猶太文化和10世紀以後的藏族可算這方面的典型)。也有一些強大帝國,他們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強大,伴隨著文化的發達、制度的進步和政治的文明,或者說以後者為基礎,因而具有更強的生命力(這方面前蘇聯與美國的對比最能說明問題,中國歷史上的秦、隋等王朝與周、漢、唐、宋等的對比也是明證)。
因此,只有文化或文明,而不是強大,才能決定一個民族的生命力。
當我們把強大當作首要關懷,而忽視了文明進步時,很可能掉入了歷史的怪圈而不自知。 (愛思想 2018-07-02 )
契合“說好中國故事”的國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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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之瑜&張登及,2010,中國崛起的認識論及其敘事衍生
方朝暉:文化軟實力之我見
陳明發·50年翻轉·中國管理教育
馬中1974年正式建交,1978年改革開放。在管理教育方面,最早是怎樣的情況?台灣徐木蘭教授在她的名著《見樹又見林—經營的藝術》(1983年,台北天下雜誌出版)一書中,有一篇〈管理之風吹向中國大陸〉(34—39頁),做了極好的分析。
改革開放初期的四個「現代化」,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對比今天掘起後的中國,是多麼的「謙卑」?
反觀50年前馬中建交初期,我們在各方面又有多少領先的地方?
如果看了中國當年在方方面面的管理技術有多可笑,我們還是省省吧。
不如看看我們今天怎麼落後了,在趁50週年紀念之際,趕上去吧。
(舊文檔〈陳明發學習〉有更多關系中國MBA的材料)
(原見:January 10,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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