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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14, 2022 at 8:54pm

The Story of Belt & Road initiative
By Dr. Tan Beng Huat

Good story is always universal. I still remember when I paid a visit to my old acquaintance in Wu-ai Distribution Market of Shen Yang City a few years back, I met a group of delegations from Selangor. A few Indian business leaders were among them, and there were no problems at all for them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ir leader even said that they could help convey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this initiative to their partners in India. Yes, the Indian government do worry about their ocean may be dominated by the Chinese Fleet. However, if they are willing to learn just a little bit of the history of Zheng Ho's voyages (not once, twice but 7 times), or that of Arabian or Venetian merchant ships right before the arrival of Spanish, Portuguese, Netherlands and English war ships, then they will understand whom they should be cautious of. (The author: 1st on the right)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25, 2022 at 2:17pm

陳明發〈10 vs 60〉

中國現有各領域的科技團隊都很年輕，想想他們還可能奮鬥多少年，海外華人除了叫好、忙轉發帖子外，也請猜猜我們年輕一代的隊形是什麼樣子，好嗎？[陳明發〈濾思場〉83]（25.7.2022 臉書）

馬來西亞有的領域仍占有一定優勢；可貴與可憂的是，很多都是民間本身的努力。如何在消極上防止這份努力被錯誤的管理而被挫敗，進而在積極面有效地協助這份努力升級、躍進，我年輕團隊需要思考的方向。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13, 2022 at 12:45am

婆羅洲客家人經濟活動感知

華人方言群的移民過程及其早期到達的地點和經濟傾向都反映出其祖居地的情形及地理環境的影響。其實，遷移到一個陌生地方的人們都會偏向於從事自己所熟悉的工作。生活與工作經驗已成為他們親身經歷所獲得的 “知識 ”，並在一定程度上使 他們對陌生地方產生某種“感知 ”（perception）。這種“感知”將影響他們對某個地方或生活條件所做出的“決定”或“判斷”。根據他們的“感知”，移民對新的環境做出適應性的選擇，各自企圖尋找最“理想”的經濟機會，而影響他們的“抉擇”的最大“決定性”因素在於“目的地”的經濟、政治及社會等方面。移民群所選擇的目的地點和他們的經濟傾向都會與家鄉的經濟背景及地理環境有一定的關系。這些早期的選擇與傾向，可能導致了不同方言群的不同經濟參與和遭遇。（文平強，2007，華人移民與環境適應———探討馬來西亞客家人的經濟適應與變遷，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10 期，2007 年，頁 19-34）

客家人在馬來西亞及東南亞各地是礦業開發的先驅。從事礦業與客家祖居環境、資源與歷史有連帶關系。位於粵閩贛邊界線地區的客家祖居地，不僅是遠離海岸的山區，也擁有相當藏量及多樣的礦產，客家地區的礦產包括媒礦、鐵礦、錫礦、鉛礦、鎢礦、鋇礦、錳礦及銻礦。1 世世代代以務農為主的客家人，也擁有豐富的采礦經驗。從 18 世紀末期開始，羅芳伯便領導嘉應客家人組織“公司”制度，在西婆羅洲墾荒與開采金礦 （T'ien 1997: 157-167；許雲樵 1976: 277）。隨著荷蘭統治者對西婆華人采取軍事行動後，一些客家人就搬離並移入砂拉越州從事礦業及農業生產。在馬來半島吉蘭丹州布賴地區的客家人可能是在 18 世紀末或 19 世紀初前往該地淘金，他們也很可能是最早遷入馬來半島的客家人 （見 Middlebrook 1933）。（文平強，2007，華人移民與環境適應———探討馬來西亞客家人的經濟適應與變遷，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10 期，2007 年，頁 19-34）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27, 2022 at 11:32am

作為南海成长中心的婆羅洲

（亞庇訊）一個沙巴協調工作組已在邊境經濟特別工作隊下成立，以研究與印尼決定遷都的影響有關的事項。

首相署（沙砂事務）部長拿督斯里麥西慕翁基利博士表示, 這個工作組的任務是協調所有與邊境經濟有關的發展計劃，特別是沙巴和加里曼丹的貿易以及印尼首都遷至加里曼丹後的區域經濟變化 。

“國家特工隊於上個月在首相署（經濟）部長拿督斯裏穆斯達巴莫哈末的領導下成立。”“目標之一是重新制定與加里曼丹和沒萊的邊境貿易，除了利用可以得到的經濟進步和繁榮，特別是對邊境社區而言。”

麥西慕今日與沙巴經濟發展投資局舉行會議後補充,這個工作組還將與州規劃當局和私人領域，特別是貿易和商業組織協調發展活動。

在上會議中，彼等也提到在加裏曼丹邊境沿線戰略位置對基礎設施的需求，例如海關、移民、檢疫和安全 、通信和道路連通性。

他說，沙巴經濟發展投資局將成為協調中心，而主要的合作夥伴和參與者包括沙巴經濟策劃單位、沙巴發展研究院、工務局、沙巴大學和其他聯邦機構。（原題：麥西慕：已成立沙巴協調工作組 研究印尼決定遷都相關事項， 見26/05/2022 By CP-sabahview）

東馬前景

印尼總統佐科自從2019年8月份宣布國家遷都至婆羅洲加裏曼丹東部後，因此讓全球投資者將目光鎖定這毗鄰東馬的地區。

值得注意的是，這新首都與雅加達的關係，將如同美國的華盛頓和紐約，分別為行政中心與經濟中心。

據悉，新首都努桑塔拉（Nusantara）被選中落戶當地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它處於印尼的中心地帶，且地震災害少、火山活動弱以及開發過程中不涉及過多的征地、動遷等棘手問題。

重中之重的是，鄰近的知名城鎮如巴厘巴板（Balikpapan）和三馬林達（Samarinda）也早已具備相當程度的基建和物流基礎。

印尼新首都努桑塔拉

印尼潛力全球第7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研究報告，印尼在經濟方面具有巨大潛力，預估到了2030年，印尼將崛起為全球第七大經濟體。

值得一提的是，建設這新首都須耗資466兆印尼盾（1373億令吉），而印尼政府則希望2024年開始分階段遷都。

另一邊廂，我國首相署（沙巴及砂拉越事務）部長拿督斯里麥西慕指出，印尼預計2024年首季遷都到加里曼丹，這項決定將產生經濟及發展溢出效應，同時也會通過邊境經濟滲透到沙巴及砂拉越。

那我國政府該如何積極推動大馬與印尼的友好關系及有利的跨境貿易往來機制，讓東馬攫千億新都商機，從而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呢？

有鑒於此，沙巴及砂拉越必須從印尼遷都決定中把握機會，同時發展更好的基建，如在加裏曼丹與沙巴和砂拉越邊界的所有入境點，設立移民、海關、檢疫及保安大廈（CIQ），甚至可以將位於柔佛的馬新關卡作為借鑒。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27, 2022 at 11:31am

砂沙加里曼丹 新經濟金三角

不得不提的是，印尼政府曾在2017年宣布將在加里曼丹興建長達2428公里的鐵路計劃，但由於我國在2018年首次政黨輪替後，而當時新政府以檢討前朝工程為由，因此沙砂的進度緩慢。如今隨著印尼遷都箭在弦上，未來該鐵路計劃可望銜接東馬砂拉越的首府古晉市和沙巴第三大城斗湖市，而形成泛加裏曼丹的鐵路網是皆有可能的。

以沙、砂和加里曼丹可能構成的經濟金三角看來，其實它們大致上都有不少相同之處，特別是很多地區未被發展。筆者則認為這三方可以相互學習及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在一些特定的領域如教育、水產養殖、食品加工、海鮮出口、旅遊業、產業發展等對外招商引資。

印尼政府擬招商引資
對象瞄準中國阿聯酋

不難發現，目前，印尼政府也為這個新首都一帶正積極招商引資。去年12月底，佐科主持了北加裏曼丹省布隆甘縣（Bulungan）的工業園區奠基儀式，該項計劃的註資方來自中國及阿聯酋。

上述計劃的面積達1萬6400公頃，而總發展面積達3萬公頃，這已相等於目前首都雅加達一半的面積。

然而，筆者想要在這裏強調的是，東馬一帶也因這“遷都計劃”而獲得了天時地利的優勢及備受矚目。同時，筆者也被告知，目前一些國內外的知名發展商非常看好東馬今後的發展，因此也紛紛入駐及計劃在東馬一帶大興土木，以便能搭上正處於發展洪流的順風車。

據悉，一旦印尼完成遷都後，砂拉越古晉飛往印尼新首都只需1個半小時，這將可為跨境貿易和旅遊業帶來一系列的商機。雖然現在印尼新首都還處於在規劃階段，但顯而易見的是東馬人已感受到商機，而且這新首都將會吸引很多世界各地人才精英入駐，這將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機遇。

東馬產業發展催化劑

換言之，屆時東馬的旅遊產業、文化產業、健康產業、教育產業、工業及農業領域都有望從中分一杯羹。

更令人期待的是，東馬產業的投資潛能及升值空間，將不遜於相對發展蓬勃的西馬。

如今正值我國敞開國際大門之際，東馬勢必牢牢抓住這印尼“千億之都”的發展機遇，讓海外投資者奔赴東馬及感受當地的巨大投資潛力。

總的來說，東馬與加里曼丹的相互影響及帶動下，將會為周邊的各大城鎮帶來發展新氣象與多方面的領域的雙贏。

無論是產業、制造業抑或是旅遊業發展，都是令人極其期待的。

誠如以上所探討的，筆者對東馬今後的產業發展仍深具信心，畢竟在產業投資的星辰大海中，惟有多元化的產業鏈，才能確保產業的價值與升值。（原題：印尼積極招商引資遷新都，鄰近的東馬前景無限！見 4.4.2022 南洋商报，作者：潘榮德碩士，大馬房地產推廣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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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10, 2022 at 12:10pm

[陳明發註]談南洋華族文化，叙事為何重要？從邱菽園的舊體詩可得到一些啓示，也看出這裏的初期移民社會階級觀念不深。可以想象，頭家和苦力有一種互相依存的關係。這些可豐富文創的精神含量。在電影《十月圍城》裏，王學圻和謝霆鋒之間的關係，說明了這種儒家倫理，其中包括了一種承諾與擔當。這種倫理的流逝，是一件值得關注的事。葉亞來就住在他的族人當中一起打拼。現在是發達了就搬去和權貴一起打堆。“權力距離”與“心理距離”理論或可用。

邱菽園〈星洲竹枝詞〉五首之五

龜里而今普遍呼，無分才副坎巴株。

何當捐個頭家癮，開店難題要鋪租。

註：英文Coolie，國語譯作苦力，閩南語譯作龜里。英文之Chief，閩南語譯作才副，凡店中較高之職員屬之。英文之Comprador，滬譯作康白度，閩南譯作坎巴禮株，凡銀行買辦稱之。此三級均非老闆。南洋老闆從閩南俗乃稱曰頭家，僑中階級觀念不深，只有頭家與龜里兩等。欲脫龜里籍而過頭家癮者，開一爿店，便可取得，但弗校鋪租方易成功，好虛榮者請問津焉！

1932年10月23日《星洲日報》“遊藝場”

李慶年編《南洋竹枝詞匯編》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9, 2022 at 2:53pm

跨文化接觸、個人敘事與認同建構：跨文化接觸過程中的濡化、調適和適應現象

以中國大陸和台灣為例，就外視取徑觀之，兩地社會成員的行為模式均強調關係主義（葉光輝，2002；黃光國，2005）、社會取向（楊國樞，1993, 2004），而從內視取徑分析，如宗族中的親屬稱謂規則（林美容，1990）、文化的深層結構（孫龍基，1993），亦屬同一概念體系，因此可視為同質文化。但要避免混淆的是，同質並不意味著一致， 其仍會因各自的歷史演變、政治情勢和社會發展等因素而有歧異之處， 這也是為何同質文化仍需要進行跨文化分析的理由。

而跨文化傳播與一般泛稱的跨文化研究不同，其聚焦於同質或異質文化背景下之不同社會成員，在人際交流與接觸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互動（動態）現象（Asnate & Gudykunst, 1989, p. 9），常用來描述相關現象的概念則有「濡化」（acculturation）、「調適」（adjustment）與「適應」（adaption）等術語。

 

「濡化」一詞最早是由人類學者 Redfield, Linton 與 Herskovits（1936, p. 149）提出，指由於不同文化團體中的個人，持續進行第一手的接觸，使得交流中任一方的文化或兩造的文化因此產生變遷的現象。Graves（1967）則將濡化區分為集體或團體濡化以及心理濡化兩種不同層次的現象，前者指的是集體文化的變遷，後者則指個人心理的變遷。由於本研究旨在探討來台陸生的心理轉折，因此以下將著重對因心理濡化而產生的個人調適及適應的經驗和過程作介紹與理論說明。 

在跨文化的文獻中，「調適」與「適應」常交替使用，Hannigan（1990, p. 91）在回顧了 30 年來對此兩術語的相關概念定義後，將調適視作「為一心理概念，攸關個人與環境達至和睦融洽的過程，此一和諧之獲致通常是透過個人對於其所處環境之知識、態度和情緒的改變」， 而「適應」則是一個涵蓋面更為廣泛的概念，其定義是「當個人在新文化或異文化生活時，其認知、態度、行為與心理的改變，這些改變致使個人在新環境中的行動從不舒適到如在家般自在。它是一個概括的措詞，包含了調適和同化」（Hannigan, 1990, p. 92）。儘管兩者皆以達至個人與環境的和諧為目的，但調適強調的是個人面對新環境的心理狀態與相應的作為，而適應則著重在因個人認知、態度、行為與心理的改變，所達至的理想結果（如在家般自在）的過程，適應必然涉及調適， 且是一段更為長期的歷程。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9, 2022 at 2:52pm

Kim（2002, p. 260）曾進一步將跨文化適應的相關研究區分為「問題導向的跨文化適應觀點」（adaption-as-problem）與「學習─促進成長的跨文化適應觀點」（adaption -as-learning/growth）兩種取徑。「問題導向的跨文化適應觀點」將適應的經驗看作是旅居者或移居者遭遇困難的經歷，而其研究乃在以科學方式減輕當事人的不適與困擾。最著名的例子是 Oberg 於 1960 年所提出的「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概念，他認為這是每一個進入新文化環境中的個人，在適應過程中所必然有的經驗，其起因是當事人失去所熟悉的符號和社會交往的象徵─如我們將自身定位於日常生活情境的方式、使用的語言或所接受的信念，因而引發的一連串焦慮之積累所致（Oberg, 2006, p. 142）。

 

Berry（1997, p. 13）則用「濡化壓力」（acculturative stress）一詞來解釋相關的適應問題，並認為應以此取代「文化衝擊」的概念，理由有三：（一）其指的是對於環境壓力源的回應，與壓力的心理模式之連結較強，具理論基礎；（二）「衝擊」一詞僅呈現了跨文化接觸的負面經驗和結果，然而在濡化過程中，僅有中等程度的困擾是時而被個人感受到（如身心症的問題），在此同時，其他心理的過程（如對問題的評價和處理的策略）才是當事人更常經歷的；（三）問題的來源通常不是因為單一文化引起的，而是濡化過程中跨文化的交流所造成。 

「學習─促進成長的跨文化適應觀點」則強調適應過程中之學習和促進成長的特質，早期 Lysgaard（1955）曾提出 U 型曲線模式，此模式認為調適是普遍性的而非特定性的，要麼調適順利，要麼調適的不好， 從時間歷程來看，其呈現高－低－高的 U 型心理曲線。該模式指出， 初來乍到，旅居者多是以樂觀和高興的心情置身於地主文化中，然隨之而來的是情緒的跌宕和適應上的低潮，但最終則會慢慢恢復與達至舒適的狀態（Kim, 2002, p. 264）。 

正是在此基礎上，後來的學者相繼提出對適應過程更為仔細且深入的解釋模式。 如   Adler （ 1975,  pp.  15-16 ）曾以「變遷經驗」（transitional experience）的五階段模式探討適應的歷程，勾勒經驗學習所產生的正向發展及深度。所謂變遷經驗，指的是從一個低度自我與文化覺察的狀態向高度自我和文化覺察狀態發展的趨向，他指出   U  型曲線模式反映出在適應的歷程裏，人的感受會如登高峰也會宛落深谷，但其並未對文化衝擊過程中接踵而來之認同變化與正面的變遷多作說明。

Adler（1975, pp. 16-18）的模式則將跨文化適應的過程分作：接觸、失依、拒斥、自主和獨立等五個階段：在接觸階段，人習以第一文化（原生文化）來看待第二文化（地主文化），此時其個人態度及行事，有強烈的「我族中心取向」（ethno-centrism）；失依階段─旅居者覺察其原有的行為、價值、態度無法適用於新的環境和文化，益發覺得自己不合時宜且孤立無援；拒斥階段─對第二文化產生強烈排斥感，逆行性的找尋自己與原生文化的關係，選擇性的尋求重要他人的指引。自主階段，旅居者習得了與第二文化互動的技巧，並對其有所理解，能愉快和安然的以局內人和局外人的身分置身於兩種不同的文化之中，也日益適應第二文化；獨立階段，此時旅居者的態度、情緒、行為能獨立於文化影響，但不是與文化影響無干，個人能接受和獲取不同文化之差異和相似性所帶來的滋養，對文化有高度的信任和敏感性，也瞭解人與其文化息息相關，具自我實踐能力，能主動選擇，也為其選擇負責。

 

值得注意的是，此模式並不假設在變遷過程中的階段是相接續或有連貫性，因為不同的個人會有不同的經驗及資源來處理文化的差異。Adler 的變遷經驗五階段模式的特色，是把文化衝擊當作是一種個人內在成長過程，而不只是對地主國文化的回應而已，此可說明為何每一個旅居者都有不同的對應方法，以及相應之選擇往上爬升的機會。（陳國明，2003，頁 287） 

而不論是 U 型曲線模式或是五階段模式都是將個人的跨文化適應視為累積與進步的過程（a cumulative-progressive adaption process），其特徵在以線性和前進的角度，看待旅居者的調適狀況與適應過程。Kim（2002,  pp.  265-266）同意這基本上是社會適應及心理適應增長的過程，但她嘗試用更為辯證而非線性的方式來精緻化相關的跨文適應過程描述，因此提出了「壓力─適應─成長」動力模式。在此模式中，旅居者的跨文化適應首先是在壓力與適應兩者間呈現環狀之跌宕與升起的關係，但此一關係並非封閉亦非不可後撤，而是會隨著時間螺旋狀的產生逐步向上的心理位移及個人成長，此過程中陌生與熟悉、連結和分離、進步及退後、整合與失諧、建構和解構並行同驅。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8, 2022 at 11:56pm

當然，目前對跨文化接觸及適應過程的探討與研究取徑分劃，學者各有不同側重面向，並未定於一尊，不過，Anderson（1994, pp. 303- 320）從社會心理學的調適理論出發，整合不同取徑的適應模式之洞見，提出跨文化適應研究的六項原則，仍值得研究者作為參考，其包括：

（一）跨文化適應與調適有關；

（二）跨文化適應意謂著學習；

（三）跨文化適應必然包含陌生人與地主（stranger-host）的關係；

（四）跨文化適應是環狀的、連續的、互動的；

（五）跨文化適應是相對的；

（六）跨文化適應包含了個人的發展。

二、跨文化敘事與認同發展

如前所述，在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旅居者對於所屬之第一文化（first culture）、乃至其後所寄居其中之第二（second culture）文化的認同調適，對當事人能否成功適應地主文化，影響至關重大。因為在此過程中，其面對新文化的衝擊，對自己的文化開始有了對比、審視、甚至懷疑，此時必須決定如何處理與地主國文化認同間的關係。若認同了地主國文化，是意謂著對自己原有文化的丟失遺棄？還是仍能保存自己原來的認同，而使多重文化認同（multiple cultural identity）成為可能？ 這些攸關認同的問題，是旅居者無法迴避的。（陳國明，2003，頁  295-296）然「文化認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對自身的文化接觸經驗的理解與再建構，依Polkinghorne（1988）的看法，人的「體驗∕經驗」充滿著各種意義，如果想要探索這些意義，一個直接而立即的方式就是去探究人的「敘事∕敘說（內容）」（narrative），因為這是人將自身經驗加以意義化的主要形式，而敘事同時也是一種認知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將自身的經驗賦予時間性和情節。由於敘事提供人們意義建構的工具，透過分享彼此對事實的詮釋，亦有助於凝聚社群，因此敘事的概念對於文化的研究而言非常重要。（Bruner, 1990; Hammack, 2008）。

而將個人的經驗、遭遇以事件及情節方式與自我概念相連結的敘事，稱為生命故事（life story），生命故事在認同發展過程中充任個人和社會心理功能，從人格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由於認同的發展，與敘事息息相關，學者甚至以「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 稱之（McLean, 2008）。為了使個人認同與其親身經驗和遭遇相協調， 生命故事並非一成不變，一方面其必須與時俱進地發展新的故事主題來接納陌生經驗，另一方面也會以既有的認同來同化對新事物的理解，個人認同的問題與生命故事的創造乃青少年晚期至成年期發展的兩大特色（Pasupathi, Mansour & Brubaker, 2007, p. 86）。從個人敘事中，我們可以看出當事人對生活經驗如何做首尾相連的解釋，並對其行為之意義及目的有所瞭解。

也因此我們常看到面臨文化認同問題的旅居者或移居者，會將其旅程中的經歷寫成故事，特別的是，在這類旅行書寫中，移居者傾向深度闡述與跨文化適應有關的概念，旅行的經驗反倒成為邊緣，因此其亦可稱為「跨文化敘事」（intercultural narrative）。Beaven（2007, p. 191） 指出，其通常僅在故事一開始作一簡短的事件交代，文本旨在強調和探討和其他文化的遭遇，在開始的事例中，典型地敘述為揭露文化衝擊的議題，如跨文化調適過程中的衝突與壓力，以及經驗中其他較為正向的例子。閱讀移居者的作品，讀者將目睹居留在新環境的行動如何使混合的認同成型，包含了新與舊，自我與他者，亦即，讀者被引介及得見文化認同的流動性，以及一個新的、第三文化的建立。

其中旅居者（sojourners）和移居者（settlers）會因其出行之目的及與母文化的連繫關係，而產生對地主文化不同之情愫，此處的旅居者指的是因工作、求學、旅遊……等原因，在第二文化作暫時之居留者，而移居者則是指常駐或移民第二文化，作長期居住或有成為永久公民之打算的個人或家庭。O’Reilly（2000, pp. 94-98）曾指出，旅居者因為傾向返家，因此會理想化其家鄉，移居者則會自覺與移居國有所連結並產生隸屬感，且有推翻母文化所有浪漫或正面印象的舉措，這便是所謂的「一去不返的迷思」（the myth of no-return）。（胡紹嘉《旅歷台灣，返想中國：一位來台陸生的跨文化敘事與認同重構》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一期，2012年4月 頁43-87 / 胡紹嘉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e-mail: hsj@cc.shu.edu.tw。）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8, 2022 at 8:50pm

胡紹嘉·旅歷台灣，返想中國

台灣與中國大陸一衣帶水，不僅地理位置接近，在歷史上兩地間的往來與文化聯繫亦遠較其他國家密切。儘管自十七世紀以來，除了中國文化外，尚有原住民、荷蘭、西班牙、日本等諸文化的湊會，期間社會亦因殖民統治而有顯著變化，但不論從人口的組成（漢人占九成以上） 或宗族傳統而言，均可視為中國大陸的一部分，因此有學者將台灣視為研究中國社會文化的自然實驗室（陳紹馨，2004），與中國大陸、港澳、新加坡等以華人為主的社會，同屬文化中國下的第一類型意義世界（杜維明，1999）。

然而自 1895 年，大清甲午戰敗，割讓台灣予日本以來，兩地已有一百多年的時間因軍事和政治的對峙，不相統屬且無正式往來，惟台灣人口和社會的變遷又與中國大陸人口的遷徙息息相關，特別是 1949 年前後，國民黨所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因國共內戰失利，相繼有近 120 餘萬軍民（李棟明，1971）及相關物資遷移台灣，更成為影響戰後台灣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但同時也給日後的群際身分認同問題埋下伏筆。

現時在台灣，「台灣」與「中國」之為群體的標示，混雜了族群與國族的概念，也摻揉了文化與政治的意涵，社會成員早已各自形成數種不同的認知：就前者而言，有「我是台灣人」、「我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與「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蕭新煌， 1987）；就後者來說，包括：「文化中國，政治台灣」、「文化中國， 政治中國」與「文化台灣，政治台灣」（李美枝，2003，頁 41）。多次的民意調查，大抵反映出民眾對此一認同問題的回答呈「山」字型分布狀態，「山」字左右的短豎為具有排他答案的群際關係與文化認同， 而「山」中間的長豎，則為「我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方孝謙， 2001，頁 11）且強調台灣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親近性，而對傳統中國文化的認同與建立具有特色的台灣文化間，兩者則非完全互斥（章英華，2005，頁 195-196）。

這也使得檢視中國大陸與台灣社會的成員如何進行互動，成為跨文化傳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研究「同質文化」（homogeneous cultures）的有意義對象。1 因為從跨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這兩個華人社會，雖皆以漢文化為主體，但各自有其封閉性及變異性，尋索其成員在進行跨文化接觸時之適應歷程與認同發展，將有助於進一步地剖析因兩岸分治而致文化發展的異同之處，並對更廣泛的歷史變遷、社會發展與文化融合過程做深入的探討及分析（胡紹嘉，2009，頁 5）。

回顧過去對於兩岸三地（中國、香港和台灣）之華人文化的相關實證研究多從「文化比較」的角度，以量化方式蒐集資料，試圖透過量表和問卷找出不同地區的華人在傳播行為或文化構面上所顯現出的差異： 如葉蓉慧和陳淩（2004）採用 Singelis 及 Brown 的自我構念量表，與Infante 及 Rancer 的爭辯行為量表，試圖瞭解並預測中國、香港與台灣三個華人社會文化中，大學生之個人價值的「自我構念」趨勢及其對於爭辯行為之影響；而涂榮宗、劉昇雯和丁美靜（2009）則以兩岸三地之上市公司的執行長、業務員及採購經理為研究對象，以 Hofstede 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模式做為依變數並設計問卷，藉此驗證該三個地區文化是否有顯著差異。但鮮少有研究者從「跨文化傳播」的角度，對此三地華人社會中成員彼此的跨文化接觸及人際互動進行探討，更遑論提供質化且具詮釋豐富性的溝通經驗文本。

（胡紹嘉《旅歷台灣，返想中國：一位來台陸生的跨文化敘事與認同重構》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一期，2012年4月 頁43-87 / 胡紹嘉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e-mail: hsj@cc.s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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