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我知識作為內隱知識：後笛卡爾的轉向

笛卡爾式的自我知識是一種透明的內省：「我思故我在」。自我是可被直接把握的心靈實體。然而，存在主義與現象學拆解了這一透明性。海德格爾的「在世存在」、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沙特的自由與虛無，都指出自我不是內在物件，而是實踐中的存在方式。

在這種框架下，自我知識更像 Michael Polanyi 所說的「內隱知識」：我們知道多於我們能說出的。我們以身體、情感、習慣與實踐知道自己，而非以命題方式掌握自己。自我不在語句之中，而在走路、凝視、欲望、羞恥、決斷的微妙紋理之中。

因此，自我知識在本質上具有「不可說性」。它不是缺乏語言，而是先於語言。

二、莫蘭的自我宣稱：語言作為倫理行為

莫蘭將注意力從「我如何知道我在想什麼」轉向「我如何對自己負責」。他指出，自我宣稱（如「我相信」「我決定」「我害怕」）不是對內在狀態的報告，而是一種規範性姿態。當我說「我承諾」，我不僅描述心理狀態，而是在承擔責任。

自我宣稱因此是一種行動（speech act）。語言不僅呈現自我，而是在建構自我。自我是語言中的實踐角色，而非靜態心理物件。

這一觀點使自我知識轉化為倫理實踐：知道自己意味著為自己負責。Agency 由此出現：自我是行動的源頭，而語言是自我行動的公共顯現。

三、不可說與詩：文學作為自我顯現的媒介

然而，若自我知識是內隱的，普通語言是否足以承載這種內隱性？維特根斯坦曾說「對於不可說之物，必須保持沉默」。但文化實踐顯示，人類從未對不可說保持沉默；相反，人類發明了詩。

詩的語言不同於日常命題語言。它以隱喻、斷裂、節奏、形象，捕捉難以命題化的經驗。詩不說「我有此心理狀態」，而是讓經驗顯形。正是在詩中，內隱自我得以「顯露而不被概念化」。

從這個角度看，詩是內隱自我知識的語言化場域。它不將自我還原為命題，而是讓自我以感性形式出現。

四、從詩的言說到 Agency：語言的生成性

若自我宣稱是一種行動，那麼詩是否也能構成 agency？答案是肯定的，但方式不同。

日常自我宣稱具有規範性明確性；詩的宣稱則具有存在論揭示性。當詩人寫「我在黑夜中醒來」，這不是心理報告，而是創造一種可共享的存在經驗。讀者在此經驗中辨認自身，從而生成新的自我理解。

詩因此具有文化 agency：它重塑人如何理解自己。它使內隱知識進入公共語言空間，使個體經驗成為可被共享、回應與責任化的現象。

換言之，詩不僅表達自我，而是在文化層面建構自我主體性。

五、後笛卡爾主體：從認識論到存在論

笛卡爾的自我是認識論主體；存在主義與莫蘭的自我是實踐主體。自我不在「我知道」之中，而在「我宣稱」「我承諾」「我選擇」之中。詩的語言則提供了「我存在」的感性證詞。

這種轉向使自我不再是透明心靈，而是歷史性、具身性、語言性存在。Agency 不再是抽象自由意志，而是嵌入語言與文化實踐中的行動能力。

六、文化評論：詩與自我政治

在當代文化中，自我往往被心理測驗、神經科學與大數據還原為可測量狀態。這是一種新的笛卡爾主義：自我是內在事實的集合。存在主義與 Moran 的觀點提醒我們，自我是宣稱、承諾與責任的實踐角色。

詩在此具有政治意義。當制度語言無法表達內隱經驗，詩成為抵抗語言貧乏的方式。它使不可說得以被說，使邊緣經驗獲得公共性，使沉默者獲得 agency。

因此，詩不僅是美學形式，而是一種自我政治技術。

結語：在語言中成為自己

自我知識作為內隱知識，先於語言；自我宣稱將其轉化為責任與行動；詩則在不可說與可說之間架起橋樑，使存在得以顯現。從不可說到 parole，再到 agency，是一條文化生成的路徑。

在這條路徑上，「我」不再是哲學抽象，而是一個在語言中不斷生成的存在事件。存在主義的文化風格或許已成歷史，但其哲學遺產仍在：我們仍然在學習如何在語言中成為自己，如何將內隱的生命轉化為可負責的宣稱，如何在詩的光影中，讓自我浮現為行動者。

Agency 一詞在中文哲學與社會理論中尚無完全對應的單一譯名。常見譯法包括「代理性」「能動性」「主體性」「行動能力」「行動者能力」與「行動權能」等。其中「代理性」源於對 agent/agency 的直譯，然中文語境中「代理」多指代替他人行事之代理關係，易造成概念誤導；相較之下，「能動性」強調主體發動行動之能力，為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理論中最通行譯法；「行動者能力」或「行動權能」則更貼近分析哲學與政治哲學語境下對 agency 作為規範性行動能力（capacity to act with responsibility）的理解。需注意的是，agency 與 subjectivity（主體性）並非同義，前者偏向行動與責任的實踐向度，後者則偏向經驗與意識結構之向度。故本文視語境採「行動主體性／行動權能」以指稱 agency，以避免「代理性」所帶來之語義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