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忠奸之辨的心理化：晚明“Moment”中的內在道德秩序

《封神演義》雖充滿法術、仙神，但小說的“忠奸”判準卻極為心理化，這是晚明思想氣候的重要特徵。

以丹納的視角看，這種「道德判斷由禮法外轉向心內」的敘事，不是某位作者創造的，而是整個文化共同生產的結果。

1.紂王的“惑心”與“蔽良知”

紂王的敗亡常被歸因於“心迷於妲己”，這種“心被私欲遮蔽”的描寫與心學語彙不謀而合。

2.周文王的“天心”

文王行為的根源被敘述為“順天心”，實際上是“順其本然之心”，仍是內在德性被強調。

3.哪吒反抗與自我更新

哪吒自剖後重生，其本質是“以真心抗父權、以本心重建自我”，極具晚明式個體道德覺醒的意味。

這些敘事結構共同顯示：

晚明的神魔小說不再僅僅講“法”、講“權”，而是講“心”——講個體的道德覺悟。

這正是丹納所稱的 “Moment 造成的集體心理模式”。

四、英雄的自覺性：個體主體的形成

晚明文化重視“自心”“自覺”，這種心理風貌滲透在小說人物的塑造中，使《封神演義》的英雄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神怪小說的“個體化”特色。

1.不是命運的傀儡，而是自心的行動者

姜子牙雖“受命”封神，但小說明確告訴讀者：

他必須藉自己的判斷與德性完成使命，而非坐等天命。

2.道德地位高於法術能力

太乙真人、燃燈道人等仙人雖法力強，但最終能否封神，仍需其德性匹配。這是典型的“以德衡之”的晚明思潮。

3.英雄行動往往帶着“心之自證”

人物不是因外力被推著走，而是因為“我當如此”。這種內在性，正是心學的倫理心理學與晚明“Moment”的共同特色。

丹納若看到這些角色，或許會說：這些人物的道德心理不是作者的天才，而是時代精神塑造的“典型”。

五、《封神演義》不是心學寓言，但具“共時性”

學界常提醒：不能把《封神演義》硬讀成心學宣傳品。編者並未引用陽明語錄，也未進行哲學論戰。

然而，若以丹納“Moment”理解之，就能看到一種更深層、也更合理的關係：

• 不是“引用”，而是“共時”
• 不是“思想傳播”，而是“文化氣候”
• 不是“刻意說教”，而是“時代精神的自然反映”

晚明的“道德焦慮”與“良知行動論”形成了整個社會的心理氛圍，而《封神演義》只是藉神魔敘事，將這種氛圍具象化、戲劇化。

因此我們不妨說：

《封神演義》與心學一樣，都是晚明“Moment”中的不同表述方式。它們不是彼此的母體，而是同一時代精神的兩種迴響。

六、結語：時代精神如何穿透神魔故事

透過丹納“時代（Moment）”視框觀察，《封神演義》便不再只是奇幻小說，而是一部晚明“心理史”的文學呈現：

• 它映照了對“本心、良知”的深刻依賴。
• 它回應了社會道德失序的焦慮。
• 它呈現了個體主體的覺醒。
• 也展現“知行合一”式行動的倫理美學。

最終，《封神演義》的神魔煙火與心學的道德哲學，似乎在時代精神的深處互相照映。比干的赴死、姜子牙的決斷、黃飛虎的選擇——這些行動都不僅是小說情節，而是晚明人心底的呼聲。

在一個混亂而焦躁的時代，個體仍需依靠內心的光亮行事。

這是心學的信念，也是《封神演義》的底色，更是晚明“Moment”賦予這部作品持久生命力的原因。（[愛墾研創·嫣然]時代歆唤：以丹納「時代」視框重訪《封神演義》：心學餘波與神魔敘事的文化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