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科幻:中國與西方接軌,劉慈欣卻反潮流

當代國際科幻的主流綱領

雖然有了劉慈欣的雨果獎,有了《三體》這樣成功進入英語世界的作品,但是坦白地說,科幻在中國大陸,至今仍是一個既小眾又低端的圈子。科幻被許多知識分子和廣大公眾看成是“科普”的一部分,就是編一個假想的故事逗青少年課余看著玩玩的。至於目的嘛,即使拼命往“高大上”裏說,也就是“喚起青少年對科學的熱愛”而已。

對於許多上了一點年紀的人,你如果和他談到科幻,他唯一能想起的作家名字就是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不錯,這個名字在昔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中,確實長期占有特殊地位,但那是在濃厚的意識形態鬥爭背景下作出特殊選擇的結果。這種“凡爾納一枝獨秀”的狀態,遮蔽了廣大公眾乃至許多學者的視野,使他們看不到或不願意睜眼去看國際上已經持續了一個世紀的科幻創作主流。

當代科幻創作的主流是什麽?可一言以蔽之,曰:反思科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19世紀末跨過凡爾納“科學頌歌”的舊時代之後,一個多世紀以來,整個西方世界的科幻創作者們——小說作家、漫畫家和電影編劇導演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在一個共同綱領下進行他們的科幻創作。這個綱領也可一言以蔽之,曰:反科學主義。

這個綱領是如此強大,以至於讚成這個綱領的人固然會自覺地在這個綱領指導下進行創作,而不讚成或尚未深入思考過這個綱領的人,也會不自覺地被裹挾著在這個綱領下進行創作。一個多世紀以來,幾乎所有西方科幻作品中的未來世界,都是黑暗和荒謬的,就是這個綱領最有力的明證。在這個綱領之下,西方科幻作品以反思科學技術為己任,作品中普遍展示科學技術過度發展的荒謬後果,反覆警示科學狂人濫用科學技術對社會的禍害,不斷警告資本借助科學技術瘋狂逐利最終將極度危害地球環境和公眾的安全。

中國的情形與西方世界稍有不同。雖然數百年前的幻想作品比如《西遊記》、《封神榜》和《鏡花緣》,可以用來證明中國人原本並不缺乏想象力,但就思想“血統”而言,這些作品和西方當代的科幻並無相通之處。到了19世紀末,當西方的科幻創作由威爾斯(H. G. Wells)開啟持續至今的反思科學傳統之時,中國晚清的第一代科幻作家卻在全力模仿凡爾納的科學頌歌,想象著一個又一個高科技的未來太平盛世。

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中,這種傳統居然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然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科幻創作迅速完成了與國際的接軌。今天中國的科幻作家們,在整體上已經毫無疑問地匯入了國際的潮流之中。

 

劉慈欣的反潮流

但是,被譽為“中國科幻第一人”、被視為中國科幻“大神”的劉慈欣,偏偏沒有匯入這個潮流之中。相反,他還在以莊子“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勁頭,以孟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堅持著他的科學主義創作綱領。

劉慈欣《三體》獲雨果獎之後,一方面固然是一片讚美之聲,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對此不以為然,不過他們通常都徒勞地糾纏在“黑暗森林”法則能不能成立、光速能不能超越之類具體問題的爭論中,而這類爭論既不可能在現階段獲得確切結論,對於讚美或貶低劉慈欣的作品也不可能在學理上產生任何作用。

從劉慈欣《三體》第一部初版的2008年起,我已經多次評論過劉慈欣,評論的文本形式不僅有報紙雜志上的書評文章,甚至還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上的學術論文。但在此次劉慈欣獲獎所引起的滾滾熱浪中,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似乎尚未被認真談論過——那就是:劉慈欣在當代中國乃至世界科幻創作中的反潮流地位。

科學主義最基本的信念,就是相信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人類社會的一切問題——當然這只能是一個信念,誰都知道永遠不可能有得到證明的那一天。而這恰恰也是劉慈欣的信念,他在作品中反復表達和圖解了這個信念。網上流傳著一個2007年我和劉慈欣在成都“白夜”酒吧的題為《為什麽人類還值得拯救》的對談,劉慈欣在對談的思想實驗中表示“為了延續人類文明將毫不猶豫地吃掉美女”,正是他的科學主義信念所導致的邏輯後果之一。

通常,人們將一個能產生眾多作品的綱領視為富有活力的,而將在其下已經很少有作品產生的綱領視為已經式微的。從當代科幻的整體來看,“反科學主義”綱領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科幻創作實踐,已被證明是一個富有活力的創作綱領。與此相對,如果說相信科學技術終將解決人類社會一切問題的“科學主義”綱領,曾經催生過凡爾納的科學頌歌,那麽如今它早已成為一個式微的陳舊綱領。

現在的問題是:在科學主義這樣一個式微的陳舊綱領之下,為什麽竟能產生《三體》這樣的一流作品?幸好,在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科學哲學理論中,這樣的現象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釋的。按照他的理論,我們永遠無法判定任何一個研究綱領已經徹底失去活力。所以,一個式微的綱領,在劉慈欣這樣的“大神”手下,仍然有可能產生一流作品。換句話說,《三體》的成功,並不能成為科學主義綱領優秀的證明,但是可以成為劉慈欣創作能力強大的證明。

 

為何劉慈欣和當代潮流殊途同歸

非常有趣的是,劉慈欣雖然持有強烈的科學主義信念,他的《三體》卻並沒有科學主義綱領之下應有的樂觀主義。

通常,科學主義信念一定會向讀者許諾一個美好的未來。凡爾納的那些科學頌歌當然是如此,凡爾納科幻中國版本的標志性作品《小靈通漫遊未來》也是如此。這種描繪將來科學技術如何發達、人類生活因而將如何美好的科幻作品,很自然地會被作為適合少年兒童閱讀的科普讀物。但是縱觀劉慈欣的一系列小說作品,正如他的粉絲們懷著複雜的心情所發現的那樣,劉慈欣對未來是越來越悲觀了。《三體》更走向了大悲極致——人類文明被輕而易舉地毀滅了。

嚴鋒教授在評論文章《創世與滅寂:劉慈欣的宇宙詩學》中寫道:“劉慈欣已經遠離了傳統的革命英雄主義,開始走向黑暗的宇宙之心,卻依然可以聽到遙遠的革命精神的回響。因為,為了總體而犧牲個體,為了目標而不擇手段,這依然可以視為過去的革命邏輯的極端展開。”這段話已隱隱觸及上面那個問題的核心:劉慈欣抱持科學主義信念,又有著極大的反潮流勇氣,為什麽在悲觀的未來這一點上,竟會和反科學主義綱領下的當代科幻主流殊途同歸了呢?

答案可能相當出人意表:是因為劉慈欣在他科幻小說特設的“思想刑訊室”裏,對人性進行了科幻所特有的嚴刑逼供。這樣的嚴刑逼供,必然讓讀者看到人性的最黑暗之處。正是人性的黑暗,拖曳著劉慈欣筆下的角色們,走向無可避免的悲觀未來。雖然劉慈欣始終將希望寄托在科學技術上,但科學技術能改變人性嗎?

而在劉慈欣身旁,日益展現活力的中國當代科幻創作,已經匯入當代國際潮流,大批反思科學的作品正在源源不斷地問世。如果說中國科幻與國際接軌是一種殊途同歸的話,那麽當代科幻主流與劉慈欣的反潮流,又形成了另一道殊途同歸的景觀。

 載《新發現》雜志2016年第2期  科學外史(116)(愛思想網站 2017-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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