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伊芙·塞吉維克的《控制論褶皺中的羞恥：閱讀西爾文·湯姆金斯》和布萊恩·馬蘇米的《情動的自治》兩篇文章發表，宣告了20世紀西方學界的情動轉向。當今幾乎所有的人文領域都涉及對情動（affect）問題的討論，梅利莎·格雷格和格里高利·塞格沃斯在《情動研究讀本》的導論中總結了情動理論的八個主要研究方向，即技術哲學、生命技術、性別研究、精神分析、政治研究、語言研究、情感史批評和科學哲學，展現了情動理論跨學科和多維度的特點。情動理論幾乎與所有主流范式相對抗，它不僅反對傳統的理性主義和主體性哲學，而且不與同樣反對傳統哲學的各種後現代范式（結構主義、語言符號學以及精神分析等）為伍。正因如此，它為當今的批判理論家提供了全新的武器，喚醒了被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機器刻意壓抑的身體與生命。

本文關注的是情動轉向最為重要的理論來源——吉爾·德勒茲的情動理論。文章將首先跟隨德勒茲獨特的哲學史解讀，檢視其以斯賓諾莎哲學反對黑格爾哲學的核心議題。為了構造一個不同於黑格爾總體辯證法的世界，需要同時說明世界之根據和世界之生成，德勒茲以斯賓諾莎的「表現學說」解釋前者，而情動理論則是對後者的詳盡闡發。接著，文章將以「力量、情動和欲望」為線索，詳細解讀德勒茲的情動理論所描繪的世界圖景，以及他如何基於情動概念發展出具有明顯政治意涵的全新哲學，最終指向根本性的政治解放問題。最後，文章將通過德勒茲對《反俄狄浦斯》等作品的解讀，展示其情動理論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並在肯定情動理論為我們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全新控制形式提供了新的理論視野的同時，也指出其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差距所在。

一、情動的源起：黑格爾主義與斯賓諾莎

邁克爾·哈特曾經指出：「巴赫魯·斯賓諾莎是將情動理論推進得最遠的思想家。直接地或間接地，他的思想是大多數當代這一領域的源泉。」1960年代，斯賓諾莎研究熱潮在法國出現，並迅速蔓延至歐洲大陸的其他國家。德勒茲的首部斯賓諾莎研究著作《斯賓諾莎與表現問題》就出版於這一時期。幾乎在同一時期，馬夏爾·蓋魯、伯納德·魯塞、亞歷山大·馬瑟隆等人也推出了斯賓諾莎研究專著。這一現象並非偶然，而是1960年代末期法國理論界集體轉向對黑格爾主義的反抗的結果。米歇爾·福柯在一次訪談中解釋過這個問題：在1960年代，年輕人能夠選擇的哲學要麼是官方承認的黑格爾的系統哲學，要麼是校園之外的讓-保羅·薩特和莫里斯·梅洛-龐蒂的現象學和存在主義。黑格爾主義彌漫在所有的理論中，但這種理論最終導向了對歷史理性的承認，而新一代學者並不想要這種保守消極的哲學。最終，1968年的社會運動加速了黑格爾哲學的壽終正寢，新興的哲學家把目光投向了差異與斷裂，他們渴望「在完全不同的世界成為完全不同的他者」。

黑格爾主義在戰後法國佔據了絕對主流的地位。一般認為，這主要源自亞歷山大·科耶夫在1930年代開設的《精神現象學》研討班，參加過這個研討班的人日後大都成了法國思想界中響當當的人物。科耶夫留給法國學界的最大遺產是對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的演化做了人類學解讀，通過關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科耶夫將黑格爾筆下意識的冒險解讀為主人與奴隸的真實歷史發展。這一解讀為「歷史的終結」設定了目標，人在時間中的自我完善最終克服了歷史的否定性，進入到相互承認的無階級社會。在這個「普遍的、同質的國家」中，不再有主人與奴隸、肯定與否定的斗爭，因而是一種終極的國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為政治提出的理想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