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63)

(3) 群體犯罪的歷史


關於群體犯罪的歷史,我們有著詳細的記載。


在1789年7月14日,在用大炮轟斷了吊橋鐵鏈之後,暴動的民眾沖進了巴士底獄。

在監獄裏,暴動者既沒有如願以償地找到政治犯,也沒有找到傳說中殘暴貪婪的看守。

巴士底獄裏總共只有八個人,除了監獄長之外,其中有四個是假證件販子、兩個精神病患者,以及一個性變態者——此人的性傾向使得他的父母不得不把他交給巴士底獄代為看管。


監獄長的職責,就是以保姆的身份,照料這些病人。當暴亂者沖進來的時候,監獄長正在替一個精神病患者擦口水,他轉過身示意這些暴動者不要大聲喧嘩,以免刺激到病人讓他們發病。然而很快,監獄長就被這群興奮到極點的人團團圍住了,從四面八方對他拳腳相加,在飽受毆打之後,走投無路的監獄長不小心撞到了一個廚子的身上。


這個廚子之所以來到巴士底獄,主要原因是他無所事事的好奇心。他只是做完飯出門散步,恰好遇到了人們攻打巴士底獄,於是就想要看看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麼熱鬧事。

立刻有人建議,將這個“試圖反抗”的監獄長吊死,或者是砍下他的頭,把他掛在馬尾巴上。

這些建議先後被否決了,只有最後一個主意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同,那就是讓這個被撞到的廚子割斷監獄長的喉嚨。


廚子來這裏並不是為了殺人,然而由於大家的意見都是如此,於是他也就相信這是一種愛國行為,甚至自以為應為殺死一個惡棍而得到一枚勛章。


就這樣,這位廚子滿懷著神聖的心情,從一旁借來一把刀,開始慢慢地割這位監獄長的脖子。但是這把武器有些鈍了,他因此沒能切動。於是他從自己的兜裏掏出來一把黑柄小刀,以他嫻熟的廚師手藝,成功地割斷了監獄長的喉嚨。


我們在前面指出的犯罪過程,清楚地反映在這個例子裏面。我們都會服從別人的慫恿,而這種慫恿會因為來自集體而變得更加強大,殺人者會認為自己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因為他得到了無數同胞的贊同,也就會很自然地產生這樣的想法。


毫無疑問,這樣的事情在法律上代表著極大的罪惡,但在心理學上,我們卻很難把它視同為犯罪。而這種事情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或許我們應當在學術領域著手,將它歸納成一種新型的犯罪心理。


由此,我們就需要對犯罪群體的特征,做一番細致的了解。



(4) 犯罪群體的特征



犯罪群體的一般特征,與我們在所有群體中看到的特征一模一樣。


它們容易受到慫恿,輕信,容易變化,容易走極端,習慣把正面或負面的感情予以誇大,表現出平時未有的道德等等。


假如我們仔細研究,就會發現在法國歷史上留下最兇殘記錄的群體,即參與“九月慘案”的群體之中,有著全部的上述特征。


在那次慘案中,沒人確切地知道究竟是誰下達了殺掉犯人,空出監獄的命令。這個人也許是丹東,也可能是羅伯斯庇爾,然而這一點並不重要。因為無論是誰下達了這樣的命令,都意味著對參與屠殺的群眾給予了強烈的慫恿。


這個殺人群體殘酷地屠殺了3000人,而且它完全是個典型的異質性群體。除了少數職業無賴之外,它的成員包括了一些小店主以及各行各業的手藝人。


這些靴匠、鎖匠、理發師、泥瓦匠、店員、郵差,在別人的慫恿之下,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個廚子一樣,完全相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項愛國主義任務。他們吶喊著沖進一間間辦公室,把官員與貴族當場活捉。


這些人承擔了法官和執行人的雙重角色,他們先是大義凜然地對貴族們進行審判,隨即又將他們當場殺死,卻絲毫不認為自己是在犯罪。


這些人深信自己肩負著重要的使命,親手搭起審判臺與行刑臺,與這種行動聯系在一起的是,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表現群體的率直和幼稚的正義感。


考慮到受指控的人數眾多,他們決定把貴族、僧侶、官員和王室仆役一律處死,沒有必要對他們的案件一一進行審判。


群體的偽推理能力在此又一次起到了作用,在他們看來,貴族們犯下了許多惡行,而他們又往往勾結成一股貴族勢力,因此整個貴族階層都是十惡不赦之徒。相應的,那些與貴族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僧侶、官員與王室仆役,自然也就不能予以寬宥。


這就是說,在這些傑出的愛國者眼裏,處決一個人並不需要多麼確鑿的證據來證明他有罪,只要看一下他的職業,就可證明他是罪犯。剩下的人則將根據他們的個人表現和聲譽做出判決。


就這樣,群體幼稚的良知以這種方式得到了滿足,屠殺也就可以合法地進行了,群體殘忍的本能也就隨時得到了盡情釋放。


在其他的慘案中也是一樣,群體總是會將他們殘忍的本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因為這樣的事情一旦被引發開來,就很難再被平息下去。


正像群體通常的表現那樣,殘忍的本能並不妨礙他們表現出一些相反的感情,這也就是說,他們的善心常常和他們的殘忍一樣極端。


在席卷巴黎的大革命中,暴亂者對巴黎的工人們懷有深刻的理解,並以極大的同情來對待他們。


他們隨意沖進工廠,宣布工人從此得到解放,並勒令工廠主立即停工,由他親自去從事生產。當工人們對此表示反對時,暴亂者就更加兇殘地毆打工廠主與工程師,認定是他們平日的貪婪與殘酷才讓這些勤勞的工人膽怯到這種地步。


在阿巴耶地區,暴亂者攻進了一座監獄,當這幫人中的一員在得知囚犯二十四小時沒喝上水的時候,幾乎想要把獄卒打死,如果不是犯人們為其求情,他們一定會這樣做的。


當一名囚犯被暴亂者的臨時法庭宣告無罪後,包括衛兵和劊子手在內的所有人,都興高采烈地與他擁抱,並為之瘋狂地鼓掌。然後就開始了針對貴族的大屠殺。


在這個過程中,歡快的情緒從未間斷。暴亂者與囚犯們圍在屍體旁跳舞唱歌,甚至還禮貌地為女士安排了長凳,以享觀看處死貴族之樂。而且從始至終,這種表演一直充滿著特殊的正義氣氛。


當時,阿巴耶地區的一名劊子手抱怨說,為了讓女士們看得真切,把她們安排得太近了,使在場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享受了痛打貴族的樂趣。


於是暴亂者又當即決定,讓受害者在兩排劊子手中間慢慢走過,讓他們用刀背砍他,以延長其受苦的時間。


在同一時間的福斯監獄,這一過程要殘酷得多,受害人被剝得精光,在半個小時裏施以淩遲的刑罰,直到每個人都看夠了以後,再由劊子手一刀切開他們的五臟六腑。


在整個過程中,劊子手並非全無顧忌,在他們身上出現了令人吃驚的紀律與道德觀念。這些受害者都是些身家顯貴的人物,身上有許多價值不菲的物品,然而暴亂者卻拒絕占有受害人的錢財和首飾,而是把這些東西都收集起來,放在大廳的會議桌上。


在這些人的所有行為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群體頭腦中特有的那種幼稚推理方式。


比如說,在屠殺了一千五百名“民族的敵人”之後,有人提議說,那些關著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漢的監獄,其實是在養著一些沒用的人,只是國家的累贅而已,因此不如把他們統統殺掉。


這個人補充說,這些人中間還存在著不少人民的敵人,比如一位名叫德拉盧的寡婦,此人犯有投毒罪,並且對坐牢非常憤怒,她曾經宣稱,如果她能辦到的話,她會一把火燒掉巴黎。


在暴亂者看來,既然監獄裏關押著這樣的人,那麼其他囚犯也必定有著同樣的想法。這個說法非常令人信服,於是這些囚犯就無一例外地被處死了,其中甚至包括50名十幾歲的兒童——他們被冠以“人民公敵”的罪名,被通通處決掉了。


當一周的工作結束時,所有這些殘忍的殺戮也終於停止了,劊子手們認為自己終於可以休息一下了。然而他們深信自己為祖國立下了汗馬功勞,於是竟然集體前往政府請求獎勵,其中最熱情的人甚至為自己要求授予勛章。


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歷史記載中,也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類似的事實。


在巴黎建立集體公社的構想,來自於大革命時期的激進主義者巴貝夫,此人要求由集體公社掌握國有財產和被沒收的敵產,建立以農業為中心的經濟體系。


按照這樣的構想,公社成員們將街心花園中的花草樹木挖掉,將雕塑與建築夷為平地,改種上小麥與玉米,以響應農業中心的思想。


更極端的行為還在後面。在公社成員看來,財產屬於社會資源,應該歸國家所有,而性資源也屬於社會資源,那麼也就應該歸國家所有。於是這些富有想象力的公社成員制作了許多所謂的“許可證”,這種“許可證”的持有者,可以隨意將婦女娶為妻子。


有不計其數的婦女成為這一措施的受害者,其中既有他人的妻子,也有五年級的小女孩。而幾乎所有的巴黎婦女,都被要求到公社的一個專門委員會去登記造冊,以便公社能夠對這些“公共資源”進行集中掌控和分配。


這場鬧劇不僅僅意味著荒唐,它同時也反映著群體的殘忍本能,因為如果被征集的婦女不能滿足許可證持有者的要求,就要被立刻冠以“拒絕參與革命”的罪名。在那個時代,這種身份與“人民公敵”毫無區別,而這也就意味著災禍的來臨。


也許你會認為,這樣的事情只會發生在那個蒙昧而混亂的年代,並且確信這樣的血腥不會再重染法蘭西大地。


事實上,真實的情況恰恰與此相反。早在拿破侖時代的法國,這樣的事情就曾經發生過。拿破侖帶著一群傷痕累累的老兵開進巴黎市區的時候,看到許多妓女和交際花,於是驚呼:“首都到處都是婦女。”於是他就采取措施,強行為全國的貴族小姐和妓女分配丈夫。


在當今這個時代,我們驚訝地發現,群體的勢力在不斷增長,而政府的權力卻在它面前節節敗退,如果這種趨勢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一定還會看到許多性質相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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