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杜伯曼·60年代劄記(上)

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的文章《沒有計劃的叛亂》(《紐約時報》星期日雜志,1968年1月21日)是令人震驚的。里面幾乎沒有一個句子不是虛妄的指控,自我封閉的觀點,不合時宜的憤慨。它是對校園激進左派的全盤歪曲——完全是那種居高臨下、肆意歪曲的敘述,這種敘述認他們的角度出發認定20歲的人,認為“自由主義者”不能理解新的一代,也不能理解社會擺在我們面前的新問題。不止於此,該文還是一篇危險的文章,因為它用了通常羅納德·里根才用的觀點和措辭,從而使肯南這個名字有了一種特別的分量……

我難以相信肯南看過多少立場鮮明的報紙,這種報紙經常由“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發行,而這一全國性的組織代表著校園激進左派的立場。如果他讀了的話,他不可能提到他們“巨大的確定性”,他們“尖叫的脾氣發作”,他們對“唯暴力主義”充滿了興趣。因為他們相信世界會變得更好,差一點使他們變成了“烏托邦主義者”。

確實,他們還沒有創造一個更美好世界的“藍圖”。如果他們有,就會受到天真的指責,因為只有笨蛋才敢說有一套解決各種問題的詳細答案……但是如果沒有這種大膽狂妄,今天的青年激進分子就沒有爭論的基礎。如果肯南願意閱讀“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成員寫的作品,他會發現大量有關“修改憲法或政治改革”的建議,也有很多他宣稱並不存在的“理智的爭論與討論”……

這已經是老調重彈了:當激進派真正擁有一個美好社會的計劃時,他們被譴責為束縛千姿百態的社會;當他們沒有制定出計劃來的時候,他們就被譴責為空想。那些反對實質性改革的人總會找到理由這樣做的……

——致編者,《時代》,1968

在我們種族主義的文化里,固執的態度和行為已是家常便飯。如果期望它很快會被消除,不切實際地希望這一代人能獲得兄弟般的感情,那我們就太愚蠢了。如果我們能夠按照那些原則來使之付諸行動的話,那我們就會做得很好。也許將來在更真實、更富人文精神條件下成長的一代,會從外在的攤從轉向內在的信念。但是對於現在來說,即使為取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有限的目標,我們也必須依靠對聯邦立法進行補充,要求它得到有力的貫徹執行(不同於1964和1965年的條款),對相當多的社會動亂有所準備……

如果變革會自動到來,那就更好了。加強立法不是一種理想的方式。但是考慮到為時已晚和反對派的固執己見,這顯然是誰一的方式。有人會認為,強行改革不能產生持久的結果;人們不能立法以反對偏見;國家方式不能改變大眾方式。但是這種觀點搞錯了平等立法的基本用意,平等立法的目的不在於消除偏見,而在於減少偏見的外在表現。立法只能做到這一點。因此只能強化法律,只能讓人民被迫去遵守法律,而不管他們對法律有什麽樣的感覺。有人甚至還這樣認為——像高登·阿爾伯特(Gordon Alport)的書《偏見的本質》中的觀點那樣——從長遠觀點著,強行改變外在行為最終會影響內在的信仰,使二者走向更大程度的一致……

歷史不是一個必然的永遠進步的故事,不管美國人多麽偏愛那種觀點。改革的沖動在達到目標之前經常會傳播開來,在一種逆反傾向中把以前的成果全部抹殺。1967年,就像在1877年(第一次“重建”)時一樣,出現了這種趨勢實際上已經開始的明顯信號。如果沒有受到阻力的話,它可能會加速前進。我們幾乎付不起驕傲自滿、不思進取的代價——就像他們一樣可憐。

如果說在種族平等方面能取得什麽進展的話,那將需要艱苦的努力才能獲得——不能靠想像中時間之恩賜,或上帝的降福。

——《一個公民權利的讀者》前言

(利昂·弗里德曼編)1967

約翰·邦紮爾對怯懦和悲傷十分氣憤。他特別不再歡以輕視態度對待這個一冷酷、實用”(即“真實”)的政治世界的人,他們試圖把它變為它不是的某種東西(如種族或神學),然後對估計不足的失敗進行嚴厲譴責。在這樣做的時候,邦紮爾宣稱(在他的新書《美國的反政治》里)他們拒絕承認政治——它的付出和索取,它的妥協和調和——是一個民主社會真正的需要,這個社會力求以最低限度的壓力來調控個人與集體利益問不可避免的沖突。政治只有一種有效的作用:避免固有的、容易導致分裂循社會經濟問題憂亂社會“共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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