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幼棣《後望書》聳立在莊稼地上的現代樓閣(6)

1955年,建築界對“梁思成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美主義的復古建築思想”開展了批判。(《中國建築史·後記》)

吳晗是一位“與時俱進”的領導兼歷史學家。

10年後,我們還會看到,另一位不懂歷史但懂得觀察政治風雲的“文學評論家”姚文元,瞄準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箭中的。吳晗副市長還是被急駛的“時代列車”拋了下來,而且這一摔,就再也沒有起來。

東西長安街上的兩座牌樓似乎是幸運的,1954年被拆除後,周恩來指示遷建於陶然亭公園。“文革”中有人報告江青,聽說是周恩來指示重建,便下令以“破四舊”名義又一次徹底拆毀,這次可是片石無存。

位北京阜成門內的歷代帝王廟前的牌樓,是北京規格最高的牌樓之一,四柱三門式。牌樓一共兩座,廟的大門與牌樓之間有條小街,街很短,叫景德街。過去只供祭祀的皇帝和官員使用。平時行人得從歷代帝王廟最南端的影壁外繞過。

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回憶說:“拆除歷代帝廟牌樓,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幾天。名為拆遷,但事先並未落實遷建地點,拆下一堆料後來也不知去向;大高玄殿前原有兩個習禮亭,習禮亭與故宮的角樓相仿,比角樓還漂亮,也被拆了,說是拆遷,但拆到哪兒?沒定下來,也是拆下一堆料,後來不知去向,沒準在‘文革’中當成柴火燒掉了。”圖片2-06

據《大清會典圖》記載,歷代帝王廟“前門正中石橋三座,橋南護以朱柵”,與天安門前的金水橋相仿。拓寬街道時,這三座漢白玉石橋也被拆除了。於是,大街從廟正門外取直通過,原本渾然一體的建築群被分割成兩個部份,30多米長的建於明代的宏偉壯觀的影壁,孤零零地留在了街南。

我在中央黨校進修時,同班有一位北京市西城區的領導。他盛情邀請我們到西城區參觀,其中有近年來投巨資修繕一新歷代帝皇廟。他說,這座廟因被一所中學當校舍,大殿當時作學校的“室內體育館”。景德崇聖殿兩側有4個禦碑亭。正東的碑亭學校用作老師辦公室,他們的辦公桌,都擺在螭首龜趺和乾隆石碑的四周,所以重檐歇山式的碑亭也保持完好。當我們走出歷代帝皇廟時,又不禁想起廟前曾有過的兩座牌樓。這兩座牌樓是北京造型最好,雕作最為精致的牌樓之一。記得梁思成教授曾說,從這兩座牌樓的東面望去,有阜城門的襯托,晴天時還可以看到西山,特別美,尤其是傍晚落日時分。為爭取保留這兩座牌樓,他還給周恩來總理寫信。

也是黃昏。

當我站在街邊,向西望去,不遠處,白塔寺因迎奧運而正在修復。嘈雜的市街,車流擁堵,阜城門立交橋那邊,聳立著一幢幢高樓。盡管一夜大風,天依然是灰蒙蒙。不見西山。我想起梁思成先生的話,邈遠得已如同隔世。至於城市,是不是要在“歷史形成的基礎上發展”,保存歷史形成的美麗的歷史風格?——半個世紀後,仍然沒有破題。

北京不相信眼淚。

50年的風雲變遷,你能一眼望盡麼?

無疑,城市交通道路需要發展,城市的建築文化也需要新的內容新的形象。但是不是雙塔與北京的“所有牌樓”是否都妨礙了交通?比如汽車撞在牌樓上,是駕駛員的責任還是牌樓的責任?為何牌樓城門全都拆除了,北京的交通還是擁擠不堪呢?圖片2-09,圖片2-10

再比如,西四的南北街道面貌,即使牌樓拆除後,直至今天也沒有多大改變。不管是雙塔還是眾多的牌樓,歷史城區由於歷史形成的原因,給道路和市政建設帶來異常復雜的影響。今天看來,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多樣的方法解決交通問題,並沒有太大的難度。有的可用建立綠島環島繞行,有的可建地下汽車專用道——歷代帝王廟前的景德街,即使道路從地下穿過,也只有幾百米,就可使這個全國重點文物得以完整地保持下來。

可拆毀後,一切都無可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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