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發現東方與文化輸出 6

這種頗有代表性的現代性觀點提醒我們,在當代中國學術研究中必須具有自身文化的指紋和身份。如果喪失了這種文化身份,這樣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僅僅是後殖民進程而已。當然,立足於東方,並不等於對西方不再關註,相反,正是因為東方的“他者”是西方,只有面對這個他者,面對這個“鏡像”,中國問題才能真正浮出水面,即不僅看到傳統中國的文化形態,而且也看到中國傳統文化形態遭到西方文化中斷式挑戰,以及中國文化覆興的新的可能性。當代中國需要尋求審美共識,將中國文化的審美內容鑄進國際相對具有共識感的審美形式中,進而從不斷反傳統的怪圈中走出來,從“審傳統”走向“審自己”,真正地面對決裂與選擇。在我看來,中國學術的發展不是一條路、一種聲音、一種模式可以決定的。全球化中的思想和學術不應該是一種形態,而是應該有多種形態。

在這個世紀的價值論危機中,對西方二元對立思維論的反省,使人們註意到東方思維的多層多元性,並對東方思想中一些活生生的東西,諸如:生態文化、綠色和諧精神、辯證思維、綜合模糊思想、重視原本性與差異性、文化價值觀多樣性、以人為目的的“仁者愛人”等等,加以重新體認,以求能糾正西方中心話語霸權之狂。當前的生態文化思想,無疑有著東方文化的精神棲息在其中,說明中國文化輸出問題並不是一個可以忽略的問題。[xlii]

然而,一旦考辨西方中心或中國邊緣,西方的話語權威和中國的零散和中國的孤獨感等問題,這種與後殖民主義緊密相關的心態這便成為多種思想論戰的導火繩,中國知識分子的兩難心態已經持續了一個世紀——應該全盤西化,還是半盤西化,還是堅持中國本位,成為百年糾纏不清的政治問題。

在國外曾看過一次電視辯論,深受震撼。NHK電視台邀請了包括日本人、韓國人和在日本的中國人,要求配偶必須是白種人、洋人,同時他們還生了孩子。最妙的是,它分為三方,即甲方、乙方和孩子,甲方即日本人、韓國人、中國人,他們普遍認為“自己的婚姻不幸”。他們與白種人走到一起,但生活在陰影中,因為對方不願意說日語、韓語、漢語,因此他們在表達最微妙的感情的時候,最先總是用英語不清楚地說;而乙方認為東方確實有很多很多的優點,否則我怎麽會娶東方的妻子,或嫁給東方的丈夫呢?但是永遠也體會不到他們文化深層的意蘊。最有意思的是第三方——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祖國在哪兒,不知道父親的文化是什麽文化,也不知道母親的文化是什麽文化,自己身在何處,自己應該說什麽……。由此我想到,如果中國文化真正地全盤西化,我不知道是覆興古希臘文化,還是古羅馬文化,還是西方文藝覆興的文化,還是現代文化,還是後現代文化?這樣我們的文化就會變成如同辯論中孩子一方那樣的混血兒雜種文化,那時又該怎麽辦呢?是不斷地一代一代混血下去,直到中國文化的血緣關系微乎其微?還是我們應該選擇在相互的價值立場上進行對話和會通?[xliii]

同樣,在後殖民時代中國知識分子文化身份問題非常關鍵。今天很多人都以知識分子自居,但相當多的知識分子沒有思索,不能提出問題,不能對前沿的問題甚至是前提性的問題做根本性的追問,對問題沒有本質性界定。一些思想的超越和形而上學的思考被取消了。因而,人文知識分子不僅要放棄虛無主義立場,還要放棄極端民族主義立場,才有可能在“極高明而道中庸”中,找到價值重塑和道德重建的思想地基。[xliv]

在我看來,我們在文化轉型與文化發展中,只能是盡可能多地遵守不斷超越的“人類性”的共同價值和認識,遵循一定的國際審美共識(不管是文學的還是藝術的),同時加上通過中國知識分子審理過的中國文化的精華部分的“文化財”(狄爾泰),才有可能組成為新世紀的中國新文化形態。只有這樣的差異性和多元化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才能維持整個世界文化的生態平衡。


七 在“文化拿來”中堅持“中國文化輸出”



當代中國學者在文化拿來與文化輸出問題上,遭遇到西方強大的語境。賽義德,德裏克,只是為自己本土說“東方”。在我看來,周蕾無疑是海外華人學者中對後殖民語境中“中國問題”尤其是“香港問題”有著全方位思考的學者,她對後殖民霸權的“看與被看”的關系的分析,雖然受到福柯的影響但有著自己的提煉。她對海外漢學家“絕對化中國傳統和輕視當代中國文化”的文化歧視和內在焦慮的分析,對外部殖民和內部殖民的雙重警惕,對後現代混雜派無視後殖民中的“殖民”問題的批評,以及對第三空間的論述,都可以看到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深切關註。她敏銳的理論思維力,清醒的後殖民身份分析意識,都使得讀其書,而能理解其處身第一世界學術圈層中的邊緣性擠壓。[xlv]


同時我也註意到,周蕾註意播撒自己的思想,其著作(如《寫在家國以外》)相繼出版英、中、日等多種版本,並微妙地變換書名,從三個書名中可以看出其中關鍵詞轉移的重心所在。[xlvi]她在海外研究香港遠眺香港,用殖民話語框架和知識分子理論來看香港的流行文化,將主要為流行文化的內容命名為知識分子研究,不免顯得有些勉強。書中有的論旨還可以再討論,諸如作者反中心話語立場,使得反殖民主義時卻將香港膨脹和置換成新的中心,強調香港的現代化就是中國的未來圖景的“最前線”意識;書中多處言述表明作者存在著冷戰意識,一方面反英、一方面拒斥大陸,認為香港語言與文化是雜糅的,因而它已不帶有中國色彩而成為獨立的“第三空間”;具有濃厚的精英知識人情結,要以時髦的後殖民理論申說香港和中國的非同一性,強調香港經濟地位、文化觀念、歷史處境同大陸的差異,為香港這個“沈默的”地區代言。在我看來,在多種體制和價值互補並存的時代,這種較明顯的政治性情緒和“另類社會”意識與客觀的學術研究所存在的距離,尚有待彌補。

另一方面,周蕾也指出了老漢學家闡釋中國的焦慮。在批評哈佛大學漢學家宇文所安(另譯歐文)教授對第三世界作者的政治歧視時,周蕾表現出相當的學術勇氣和敏銳的眼光。在她看來,在宇文批評詩人(如北島)為了“自身利益”而屈從於跨國文化商業化傾向時,宇文卻沒有反省造就他自己話語機構的資源——他自己的“自身利益”。這種批評他人不用同樣苛刻尺度去裁判自己的態度,實際上形成一種固定權力形式,這種形式不斷地被闡述和鞏固,因而使東方主義在東亞研究領域中根深蒂固。對宇文來說,這種對他人“不忠誠”所作的道德主義的控訴,卻掩飾著一種更根本的焦慮。“這焦慮來自漢學家覺得他致力探求的中國傳統正在消亡,而他自己也正被人拋棄。”[xlvii]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問題,不僅中國學者內部出現了分化,即從事古代問題研究的學者對現代文化學者揚棄傳統中的某些問題的做法表示反感,而從事現代文化研究則又深感古代文化研究的“保守主義傾向”。周蕾敏銳地看到中國身份地位的變化影響著漢學家的身份地位,使得從事古代文化研究的漢學家對中國文化現代化(或西化)狀況深感不安,這種情緒被周蕾看成是一種闡釋中國的焦慮。這種“宇文所安的焦慮”——宇文所安因解讀北島的詩而感到其已經相當西化,中國詩歌的本質屬性發生了變異,“中國”變得不再像傳統的“中國”,於是闡釋中國現代詩的典籍闡釋權威“對自己的學術位置感到焦慮”。在周蕾看來,這種研究事實上是“他者”的被他者化,“中國”的被中國化的現實處境,關註文化邊緣化過程中,所呈現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意識“商品化”狀態。周蕾的看法盡管相當尖銳,但是也說出了漢學家面對當代中國失語的幾分實情。

同時,周蕾也註意到處於邊緣話語的知識分子對抗西方霸權的方式:即自我戲劇化表演(self-dramatization)走一條自我卑賤化的路線(self-subalternization),這路線日益成為獲取權威和權力的有效手段。某些知識分子“用權力發言但卻認同於無權力性(powerlessness)。這就是那些其實來自特權階層的人如何多半從“缺失”,甚至他們自己也是“缺失”這觀念作為其發言之起點。這種話語從別人的剝奪中吸取其資本,而同時又拒絕承認已擁有的特權。”[xlviii]周蕾的這種批評,似乎過分苛刻了些,這實際上有可能將東方主義批評中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所遭受的壓抑,看成一種文化矯情般的訴苦,將對後殖民現象的反抗,當成一種“依憑無權力性”的“權力發言”。這種化約性的表述,甚至有可能成為強權話語的新支點。這是值得再思考再討論的。

文化透支和文化赤字仍然沒有引起學界注意:百余年來中國從西方翻譯了近10萬本書,但是西方實際翻譯的中文書卻不到100本。日本1894甲午海戰之前每年翻譯中文書平均70本,但是1894-1911年16年間,大約只翻譯了3本,而且還是數學方面的。[xlix]相反,20世紀初到日本求學的國人難以計數。從1806年到本世紀最初的十余年間,到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有數萬人之多。僅1906年就有8600人前往。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留學生到日本大多並非以學日本學術為目的,而是以學習西洋文化為目的。[l] 這些人或留學、或旅居著述、或流亡,均積極吸收新知識和新思想。這無疑對現代中國學術有著重要的影響。可以認為,正是各種西方和日本譯作湧入中國,與傳統思想相較量,而最終改變甚至變革了傳統精神,進而取代了傳統思想的中心地位。[li]而一些未能出國的學者,也在學習日語或翻譯各類著作。在譯西文東文時,又經常遭到國粹派攻擊之苦;[lii]在翻譯西學和接受哲學思想方面,中國思想界本世紀初通過先行走向現代化的日本這一“中介”,[liii]開始了苦學外語(日語和西語),並急切地譯書。[liv]如康有為1898年曾記:“日本維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備。與我相近,最易仿摹,近來編輯有日本變政考,及俄大彼得變政記可以采鑒焉。”[lv]

就當代中國而言,問題在於我們經歷過一個世紀的拿來主義後怎樣走向文化輸出主義?在全球化語境中的當代中國我們如何輸出?我們是否具有輸出的資本?我提出關於新世紀中國文化“輸出主義”的時候,有人認為走向輸出主義,中國有這個本錢嗎?好像中國是一無所有,落後西方很多,天天說落後就要挨打,居然還要說輸出,認為是異想天開。我認為:我們有諸子百家群星燦爛,可以看到西方包括東亞若幹國家,歷史上幾千年來沒有中華民族這樣多的思想家和哲學家。而在當代西方獲諾貝爾獎的科技方面相當多的同樣是中國人,同時還有二十年中國獨特的現代化經驗。中國當代文化不能老依賴別人靠知識輸血過日子,也要有自己的東西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長點——文化創造性。與文化創造性相對的是“文化挨打性”,20世紀整整一個世紀我們的文化都處在被動挨打的境況下,要化挨打為創造,化文化拿來主義為文化輸出主義,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中國人應該有足夠的自信。問題是如何輸出。

文化輸出表明中國將在三個層面進行文化闡釋和輸出:知識型(古典經典),對話型(20世紀思想),生態型(東西互動的當代狀態)。這種闡釋和輸出具有文化諸動性和自我選擇性:以我為主,東西互動,合而不同,重建中國形象,保持文化生態。面對當代的西方中心論、後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等文化思潮,中國在努力學習西方現代化的同時,應該從一個世紀的“文化拿來”推進,進入當代中國的“文化輸出”。中國如何讓外國人認識自己?日本人10年前從經濟大國走向文化大國為我們提供了借鑒,中國應該使自己優美的文化精神走向世界,這需要幾代中國學者的艱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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