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北京共識”還是“中國經驗”?(4)

怎麼才能面向未來?首先,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當然要從當前的問題說起,甚至一開始也只能是“初級階段”,不能因為一講和諧就沒有社會矛盾了,就馬上解決城鄉差距和東西差距了,用魯迅當年就說過的話,不管你多麼願意,總不能提著自己的頭發就飛起來,所以,我們還不是“騰飛”不騰飛的問題;其次,要拿自己和別人對照著說(因此要對外開放),但一說對照就有一個以誰為基本參照的問題:是以英國為主線(包括英美或歐美),以那個發展道路為最基本的參照呢,還是其他的社會也可以作為參照?比如,我們今天腦子里很少有“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了,一說就是“ 發達國家”如何成功,而很少去看包括我們旁邊的泰國、印度等,更不用說非洲了。當然我們也說日本加“四小龍”,據說是“成功”的,但是它們其實是美國為主戰後經濟-政治-軍事大格局里面長出來的,日本和“四小龍”的“成功”有很多的很特別的原因,也基本上是不可重復的,比如日本戰敗由美國軍事接管,接著變成冷戰的“前哨”、不沈的“航空母艦”,而“四小龍”在很大程度上,是搭在那艘船上走下來的。中國大陸那麼大,能搭誰的船啊?不但歐美把你作為“敵手”不要你搭,蘇聯如何呢?“一邊倒”也不成,只要你還要自己的獨立和主權,人家也就撤了。如果看看戰後的拉美和非洲、中東,沒有幾個是成功的,反倒帶來新的問題,比如依附性。最後,不論如何參照別人,最終還是要基於特定的歷史語境而走出自己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也就是“中國特色”的道路,所以也不是機械地“接軌”不接軌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帶(政治的和文化的)偏見,看看中國20多年來走過的道路,你不得不承認,它確實走了一條自己的道路,叫“中國特色”也好,“初級階段”也好,它沒有照搬任何現成的模式,是最基本的事實。

而對於這個事實,或者,更準確地說,這個實踐,我們的社會科學,還沒有認真對待。現在提出的“小康社會”、“和諧社會”概念,就如20世紀30年代提出“具體實踐”、“延安道路”,改革以來提出“中國特色”、“初級階段”一樣,不應該把它們簡單理解為一個個政治口號甚至說辭、套話,在學理方面,這本來都是可以很有內涵也很有得可說的,因為它們都不是簡單套用西方已有的概念和模式。而且,它們也不只是對現實描述,它們其實也有可能變成分析性的概念,用在我們這兒它們更有闡釋力和生命力。這里有一個很大挑戰,究竟我們的學術界,這20多年來在理論上、思想上、學術上有沒有拿出分析性、解釋性的東西?本來,“小康”、“和諧”這些概念,不只是口號和目標,它們也可以變成分析性的,再用它們來說中國當下的事,就可能完全有不一樣的認識和敘述。不是戴著有色眼鏡指責中國這也不行,那也不行,而實際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這里發生的很多鮮活的經驗,獨特的做法,潛藏著不同類型的發展可能性。如果類似於“初級階段”、“中國特色”、“小康社會”、“和諧社會”這些概念也變成解釋性、分析性的概念的話,再用它們來看我們的經驗世界,就可以看出,“中國”真是不簡單。[9]

換句話說,我們的社會科學,不是簡單羅列一些誰都知道的問題就算是“發現”了,也不是再把這些問題用現存的(以西歐加北美的經驗為基礎的)概念理論套一下就算是“分析”了。極而言之,如果我們所羅列的“問題”,是連開出租的小夥子和賣冰棍的老太太都知道的“常識”,或者,我們所說的“問題”急不如媒體來得快,也不如統計部門來得準,更不如在第一線的各級官員理解得深,然後我們就拍腦袋開“大力丸”:大力發展經濟,大力解決三農,大力改革開放,大力加快城市化;或者,如果我們一看到這問題那問題(有時候確實是“問題如山”),就認定我們這不如人家、那不如人家,就只剩下一條出路(比如說英國式的工業化、城市化)可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為了它我們也只好去征服自然、損害他人,汙染環境也是合理的,差距再大也是合理的,再糟糕的事情也能被合理化。其實呢,最糟糕的事情是沒有辦法合理化的,比如侵略,你怎麼合理化?現在還有侵略,打著各種幌子,誰都清楚那是胡扯,無非是強權和利益。對我們來說,還有一點就是已經輪不到我們去侵略了,甚至輪不到我們去殖民,連移民也不行。不是講人權嗎?人不是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地點不是有遷移的自由嗎?你十幾億人往哪里遷移?別說十幾億,一億也不行,一千萬也不行。說是自由市場,恰恰市場中最重要的因素勞動者,是不能自由流動的。於是,中國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也包括自我消化矛盾、內部解決差距,環境的破壞,福利條件差,等等,要在這個背景下來說明,因為已不能再走內部矛盾向外部轉移的老路,自己不兜著那怎麼辦?在很大程度上,“內卷化”(involution)啊,“大鍋飯”啊,是個不得已而為之的自我消化的過程。而如果按照最基本的西方經濟學理性算計,中國是養不了這麼多人的,投入-產出,效益-成本,怎麼分析也是弄不成今天這個樣子的,你一畝三分地怎麼能走到今天呢,早不是自我破產就是侵略他人了,不是動蕩破產垮臺就是殺出去搞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了。怎麼沒有垮臺,也沒有殺出去?包括一次一次危急和“警戒線”。[10]

相反,倒恰恰是人多地少這個基本國情,孕育了中國特有文化,包括我們為之驕傲的江南文化。中國多少年來的的現實,如果不能用個人投入-產出、成本-效益來解釋,是無法解釋清楚,為什麼幾百年來,江南一帶人那麼多地那麼少,怎麼會發展出這麼一種高度文明,滋生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樣一種令人羨慕的生活方式?而那種生產和生活方式,就是過密化的、人多地少的,如果按照個人單位投入產出效益算的話,就那麼一點點繡花田,一家兄弟三個,一個人種畝產500斤,二兩人是800斤,三個人也才1000斤,按照投入鏟除算,邊際效益是遞減的,是越來越不劃算的。但如果不是以個人為單位,而是以整個家庭為單位呢?全家七八口人要吃飯,兄弟三都去種糧,一個人種糧只有500斤,兩個人有800斤,三個人就有1000斤糧,按全家來算,這就是劃算的。如果這樣看區域發展也好、地域文化也好,包括多種文明形態和整個中國的人多地少歷史制約也好,恰好孕育出一個互助的基礎,不是道德上好不好、要不要互助,而是客觀社會條件就孕育出家、族、團、隊、社、群這麼一些東西。以前叫禮俗社會,倫理為本、家庭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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