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剛:也談“中華文明歷史上曾長期領先” 4

古希臘文明規模並不大,但質量非常高,眾所周知這個時期希臘特別是雅典出現了主權在民輪番為治的城邦民主制。古希臘的雕刻、建築與航海技術很高明,商業也很發達,雅典衛城和雅典娜神廟至今令世人讚嘆!古羅馬特別是帝國時期幅員遼闊,橫跨歐亞非三大洲,人口與土地肯定遠超我們的西漢盛世,而且在遼闊的土地上有數以千計的自治城市,這些城市有很多漂亮的公共建築,有很多保存至今,最重要的是城市自治,僅此在我國古代就很難想象。韋伯說“在西方意義上的封建國家僅在我們的文化中才為人知。通過定期選舉代表而產生的議會,和由群眾領袖及政黨領袖擔任各部部長並向議會負責的政府,甚至更為我們所獨有……實際上,一個國家本身,從它具有一部合乎理性的成文憲法,有著一套合乎理性的法律,並有著一個對法律規章嚴肅負責且由一批經受過訓練的官員予以執行的行政班子這一總的意義上來說,也只有西方才有,盡管其他國家在別的方面同西方國家十分接近。”(《文明的歷史腳步》第5頁),可以說是有見之言。這種市民自治古希臘就有了,在古羅馬得到大規模的發展,中世紀的城市只是繼承者。因此無論從量(規模)還是質(現代性)的角度看我們的漢唐文明也很難說領先,至多說各擅勝場。至於宋朝規模就更小,有學者說兩宋經濟總量占當時世界40%,還有人說南宋占世界經濟總量60%。對此我很懷疑。因為宋朝地域很小,南宋更小,可能不到我國現有面積的六分之一,雖然比較繁華,但達到全中國區域經濟總量的60%或40%已為不易,怎麼可能達到全世界的60%或40%?而且我們講領先最重要的不是比較GDP總量而是統禦GDP或物質文明的精神觀念價值和文化制度,即從現代性角度作質與量的比較。從此角度看,現代化的許多構成因子和關鍵要素已包含在西方古代文明與中世紀歷史之中。如民主、理性、法治的精神是我們古代所缺少的,或至少可以說不夠的,還有保護私有財產的所有權意識、契約精神也非常重要,也是我們所缺少的。這些東西後來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土壤上生根開花結出現代化的果實。這是我不太讚成許多人輕言我們古代文明長期領先的重要緣由。

中世紀呢?中世紀也不能輕言領先。為何?中世紀的西方有三個地方與我們不一樣:一是封建制度包含著契約意識與保護所有權觀念。領主與附庸之間關系更像是一種契約,後者對前者效忠,前者對後者提供保護,雙方都必須履行自己職責,而且人格平等,所有權受到保護,不能隨便侵犯。不要小看這樣一種契約,貴族正靠此同王權相抗爭,使王權力量不致過分強大。中世紀英國的《自由大憲章》正從此產生。而中世紀早期的市民階級充分利用這樣一種精神定位自己與封建主之間的關系,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保護,才有積極性去經商賺錢,建設城市,逐漸發展出新型的城市文明,從而成為近代資本主義和現代化的策源地。韋伯說西方意義的封建與眾不同正因此而言。還有一個不一樣是基督教力量的存在,一方面支配人們的精神與信仰,另一方面也成為抗衡強大王權的力量。這一條也非常重要,王權過於強大,臣民的力量就相對弱小,利益與權利就難於落到實處,也就沒有多少從事經濟政治科技等創造性活動的積極性。這是為多少歷史所證實了的。中世紀西方由於封建契約關系和基督教的存在,使貴族與教會均成為抗衡王權的力量,使之不過於強大,在此背景下城市文明之花方能在封建統治的夾縫中生長並逐漸壯大。而新型城市文明的出現與發展是西方中世紀與我們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不一樣。新生的市民階級充分利用西方封建社會存在的契約精神和保護所有權觀念在封建主特許的地盤上建立一個又一個新型的城市。這是一種新型的文明,它直接就是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的先驅和前身,但它又是在封建社會內部產生的,經過好幾百年的發展,後來蔚為大觀,不可阻擋。湯普遜說:“新形成的資產階級要求承認城市的權利與特權;這項要求從政治上來說是:那在封建世界幾百年來有效的契約原則應擴充到非封建世界。平民也要求‘權利’與‘自由’來執行自己的司法、征稅、鑄幣、市場管理等等,像封建王公在他們的土地是所做的那樣。”(【美】湯普遜著《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第425頁,商務印書館1963)在政治上新興市民階級幾乎把所有可能的政治形式都試了一遍,民主的,獨裁的,貴族的,議會的,元老院的,執政官的,外請市長的,行會的,等等。在經濟上則全力經商賺錢,發展經濟,有很多新的創造 ,如銀行、保險、信用、股份制、商法及覆式簿記、統計學等。因此資本主義的誕生可以說水到渠成。我們封建社會其實同之不是一回事。資本主義某些萌芽也有,但總體上看差別大著呢,也很難獨立發展出完整的新型城市文明和資本主義。從此角度看我們很難說比其領先。

中世紀之後更加如此。因為從那以來現代化浪潮興起並席卷全球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勢不可擋。從此領先與落後、進步與停滯,都必須從此視角出發來評判。前面考察的科學革命只是現代化運動的一個環節,一個方面,一個構成部分。對現代化可以從歷史的和邏輯的兩個角度來看。從邏輯的角度看現代化運動包括經濟上的市場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技術方面的工業化,生活方面世俗化、思想和價值觀方面個人主義人文精神與自由平等博愛理念的傳播,還有城市化等。從歷史的角度看,先是中世紀後期約8、9世紀以後新型城市文明濫觴;接下來12世紀以後文藝覆興運動興起,提倡人道主義和人文精神,反對宗教蒙昧封建專制和禁欲主義;16世紀及以後的幾百年相繼出現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這些運動相互激蕩終於匯聚成一股活水,一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洪流,那就是現代化運動。因此我們今天稱之為現代化的東西無論從歷史還是邏輯的角度看都包含了許多因子、要素和環節的互動,不是簡單的物質財富堆積和單純生產技術的改變。這樣一些覆雜內容與構成不是16、17世紀突然出現,而是經過歷史洪流長期激蕩和生長發展,在中世紀以後的歐洲才得以機緣湊巧,聚合到一起,終於成為不可抗拒的現代化運動。其中許多構成因子如古希臘的民主精神、自由精神和理性主義,古羅馬的所有權意識、自然法觀念、城市自治的精神,中世紀的契約意識、貴族與王權及教權與王權的對抗和新型城市的市民精神,等等,是我們所缺少的。我們的文化在不同背景和歷史條件下走了不同的發展之路,具有不同的特點和長處,也有自己的缺陷和弱點。這是沒有疑問的。因此籠而統之或從整體角度說我們的文明歷史上曾長期領先似乎根據不足,也不太有說服力。


以人民幸福為旨歸融東西所長重建中華現代文化

如果不是近代東西文化碰撞和現代化運動,中華文化當然可以獨立自在的存在並發展,但現代化運動興起以後很難獨善其身,因為現代化必然席卷全球把所有的民族和文明裹挾其中,落後就要挨打,這方面教訓很多,也付出不小代價。所以我們必須加入其間,迎頭趕上,在現代化基礎之上重建我們的文明與文化。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對東方和西方、傳統與現代、過去與未來有準確的認識。本文作者不讚成全盤西化,而是認為東西方文明皆有所長,也有所短,對我們的長處要充分肯定,如對個人主觀能動性的強調,還有道德意識、社會責任、和為貴的思想,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與天人合一等,不能妄自菲薄,搞虛無主義和崇洋媚外;但也不應妄自尊大,沒有根據地臆斷自己曾長期領先,而不考慮和認識自己在哪些方面不足,如何迎頭趕上。即不能諱疾忌醫,回避不足,而應有科學態度,勇敢面對,是怎樣就怎樣,哪方面不足就在哪方面趕上。其實只要確立了更高的目標與理想,即以中華民族在當代乃至未來的繁榮與幸福為最高目標與福祉,並認識到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和發揮每個人的主能性創造性,也需要利用一切可資利用的有益東西,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的,只要有益於最高目標的實現都可以拿來所用,都是手段,都只具有次要的價值,不是最高目的本身。從此角度看我們不必執著於歷史上是否長期領先,煩惱於西化還是中化(都是服務於最高目的的手段)的兩分法,更不能為了面子和虛榮只看到自己的長處和優點,看不到短處與不足,反而可能為我們今天的趕超與現代化實踐制造障礙。這是本文作者的擔憂。思慮再三,撰寫此文,望對國人正確認識自己和別人有所裨益。知我罪我,批評毀譽,在所不計也!

原載於《學海》雜志3(愛思想網站 201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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