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幼棣《後望書》聳立在莊稼地上的現代樓閣(4)

2006年早春,乍暖還寒。這次倒是外國人直接評選中國的“十大建築”了。

美國的《商業周刊》評出了“中國十大建築奇跡”。奇跡,首先在於奇,千奇百怪,已不是建築形式的初衷。這個“奇跡”,把法國人安德魯設計的國家大劇院(巨蛋)、赫爾佐格和德梅隆設計的北京奧運會主會場(鳥巢)、荷蘭建築師庫哈斯設計的新中央電視臺新大樓(褲子)、國家遊泳中心(水立方)、12位亞洲建築師設計建造的長城下的公社、上海金融中心大廈、北京當代MOMA等,統統入選。對此,有的人相當興奮,有的人不以為然。

21世紀的北京乃至中國,正在成為某些外國設計師標新立異,甚至是“標新立怪”的試驗場,是喜還是憂?

外國的商業刊物評出了“中國新建築奇跡”,人們有理由問,除了跨海大橋等外,經過歲月的淘洗,靠外表“標新立異”奪人眼球的,幾十年後還能留下多少?

回望長安街上的風景:綠島、雙塔與牌樓

一些歷史的風景正在人們的淡漠中遠去——

如果我們驅車從天安門廣場往西,過了中南海新華門。橙紅的夕陽照臨,遠遠地,正前方街心出現了綠島,和碧樹環抱著筆直聳立著的雙塔。汽車從塔下劃一個弧線繞過,這時傳來風鈴清脆的聲響,那是一個怎樣怡人的景象,心身與視覺的疲勞,會頓時消除。

——毫無疑問,這綠島與雙塔將和天安門、金水橋一起,將成為長安街上經典的風景。長安街上有過雙塔?

是的。西長安街路南側曾有大慶壽寺,亦稱雙塔寺,創建於金代。原址位於今天電報大樓對過,音樂廳之西北。雙塔寺元代最為興盛。當時主持該寺的是高僧海雲大師。海雲法師名印簡,俗姓宋,山西寧遠人。海雲受到元朝統治者的禮遇,大慶壽寺也因此擢居天下禪林之首,掌全國釋教。雙塔寺地本宏敞,殿宇參差,元代至明清,薪火相傳,頗負盛名,詩人有“金碧樓臺護紫霞”之句。

雙塔寺中原有《大蒙古國燕京大慶壽寺西堂海雲大師碑》一通,為著名學者王萬慶撰,立於1255年,當時海雲法師還在世。此碑銘文與書法向為金石學家所重。這兩塔高低不同,都是八角密檐磚塔,一為9層,而另一塔稍低,為7層,東西比肩排列。9層塔為海雲大師靈塔,9層塔額題“特贈光天普照佛日圓明海雲估聖國師之塔”;低者為曾主持慶壽寺的海雲得法大弟子可菴之靈塔。

元塔有確切年代的不多。兩塔造型精美,極具東方文化神韻,其修建年代比北海白塔早400年,也早於元大都城的重要標性建築北京阜城門內妙應寺白塔。慶壽寺雙塔是元代藝術建築的精華,為無價之藝術瑰寶。後來寺雖毀,但雙塔完好無損。

修寺院造塔,與西方國家建教堂相似。塔是佛的重要標誌。佛教中歷來認為造塔有莫大的功德。塔源於古印度,巴利文音譯“塔婆”(Thupo),或稱“浮屠”。塔的原始造型為方基、覆缽、尖頂。方基象征佛的方袍;覆缽即佛缽;尖頂,象征杖錫。後來造型不斷演變。佛塔自傳來中國,不久便同中國古代建築融合,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塔形體從四方,發展到6角、8角、10邊形和12邊形等等。佛塔吸收了中國傳統建築特色,形成了樓、閣、闕、觀組合,富有極大的文化內涵。聳立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實際為一塔形方尖碑。

元朝進入忽必律時代,已不是“略輸文采”而是文采飛揚了。我曾前往內蒙古正藍旗北,考察元上都所在地金蓮川草原,天高雲淡,綠草如茵,氈房點點。這片草原以“金蓮川幕府”聞名於元蒙史。當時,在忽必律周圍,聚集了大批來自漢地甚至中亞各地的精英,文化氣氛濃厚,學術思想活躍,他們在這片美麗的草原上,謀劃著未來蒙古大汗國家的藍圖。

元代統治全國之初,都城仍在上都,人員來往非常不便。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律決定在金代的中都修建元大都城,元大都的規劃者是來自金蓮川幕府的漢人劉秉忠。劉秉忠是一位道士,又是精通風水和城市的規劃大師,他和阿拉伯人也黑疊兒按照古代漢族都城的傳統的布局,根據《周禮·考工記》王城圖所記的式樣,按前朝後市,左祖右社,對元大都進行總體規劃設計。完全舍棄遼金舊城(今北京城西南方),以北海為中心點重新規劃,新城大都是一座對稱式城池,但城中有許多湖泊(海子),形狀和大小形狀,都是不對稱的,當時一些外國人看到後,贊口不絕。這個宏大科學的都市規劃,700多年前的世界上無出其右。

一個強盛的國家,總是人才薈萃,大師雲集。元大都水系的規劃和設計者,是大名鼎鼎的“科學家”郭守正。他修建的元大都上下水道,幾百年後仍然暢通。郭守敬在元大都建設中,一個很大的功績,就是修建通惠海,引西山之水到古代永定河故道留下的坑窪水塘,即積水潭、後海、什剎海等,使大運河上船能直抵積水潭。從此,漕運興盛,積水潭一帶更成為熱鬧的市街,笛里番腔,街頭戲鼓,元雜劇等文化活動也由此而生。

主持元大都一些重要佛寺、佛塔、道宮營造的,則是“外國專家”阿爾尼格,他來自尼波羅國(今尼泊爾),是著名的雕塑家和建築師,曾到西藏參加過黃金塔營造。阿爾尼格應元世祖忽必律之邀來到北京,官至光祿大夫、大司徒等。此外,參加元大都建設的還有一大批建築師、工匠和畫師。

規劃中的元大都城墻是方方正正的。慶壽寺正在大都南城墻一線上,佛寺面臨被拆除的危險。規劃已經皇帝批準,動得還是動不得?元世祖忽必律得知此事後,竟下令修改自己“欽定”的規劃,城墻至此繞了個彎。大都的城墻竟為“佛教文化”讓路,一時在全國傳為佳話。今天誰有忽必律的氣魄與眼光?

我們回想一下,20世紀毛澤東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幾十句名言中,除了“槍桿子里出政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等等之外,必定有“造反有理”,“破舊立新”,“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之說。——但有一些名言一經放大應用,還真值得商榷。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是大建設的時代。當一種新的學說興起的時候,“破舊”成了一種必需的開路方式。城市的特點是文化的多元性、異質性和復雜性。一個“破”,便快刀斬亂麻,勢如破竹,著實很痛快。如同犁鏵,但深翻之後的土壤播種什麼?是清一色的麥子還是土豆?

長安街的建設被賦予了象征“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的涵義——筆直寬廣平坦,這成了建設中國第一大街的價值取向。這如同北京今天的城市規劃,仍然影響著全國大大小小城鎮的建設一樣。圖片2-08

1955年,拓展西長安街時,涉及了大慶壽寺雙塔。只有清華大學教授、著名的建築學家梁思成敢提不同意見,他建議,可以拆除雙塔周邊的民房,保留雙塔並辟一塊街心綠地,既保護了文物古跡,又可豐富街道景觀。盡管塔千百年來已經融入了中國的主流文化,但畢竟還是與佛教有關。梁思成的建議自然無人理采,不可能被采納。慶壽寺的雙塔接著被全部拆除,塔中的海雲大師碑被移至北海公園內的天王殿。跨越韶光的真實已經失去,永不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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