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湖上閑思錄》象外與環中

若說生命與非生命(物質)的區別,主要在有知覺與無知覺,則自最先最低級的原形膠質的生命像阿米巴之類,他也像已有知覺存在了。所謂知覺,只是知有己與知有物,這一知覺,便把世界形成我和非我,內和外,但最先最低級的知覺只是在模糊朦眬昏睡的狀態中。直至一切植物,還是那樣。生命演進到高級的動物界,他的知覺才逐步覺醒、清楚而明晰。人類占了生命知覺之最高最後的一境,因此在人類的心覺中,己與物,我與非我,內與外,才有一個最清楚最明晰的界線。但一到人類的心覺中,己與物,我與非我,內與外,卻又開始溝通會合,互相照映,融成一體。我的心中,活著許多別人,在許多別人心中卻活著有我。 

一切生命,都寄放在某一特定的個別的物質上,因此生命在空間和時間里都是有限的,渺小而短促,有生便即有死。只有人類,開始把他的生命從其特定的個別的物質中(即從我之身體中),因於心的覺知,而放射出去,寄放在外面別人的心中,於是生命遂可以無限擴張,無限綿延。正因為要求把我的生命放射出去,映照在別人的心里而寄放著,因此遂有個性尊嚴與人格之可貴。人必努力發展個性,創造人格,始能在別人心里有一鮮明而強烈的影像,始能把你自己寄放在別人心里,而不致模糊朦眬以至於遺忘而失其存在。 

若把這個觀念來衡量人生價值,則一切物質人生,依然是最低級的,尤其是飲食的人生。飲食只在其本身當下感覺到飽適或鮮美,決不能映照到別人心里而生出一種鮮明而強烈的影像而存放著。此所謂飲水冷暖各自知,此乃無可共喻的。衣服與居處較為高級了,在某一人的衣服與居處上,多少容易表見其人之個性與人格而映射到別人心里,發生出某一些影像而暫時存放著,這便是你生命之擴張,由己心放射到他心。然而這是極淡漠極輕微的,重要的還在你的個性與人格上,不在你的衣服與居處上。若說你的個性與人格只能在衣服與居處上表現,豈不成為一種可鄙的笑談嗎? 

藝術人生之可貴便在此。你的個性與人格,完全投射在你所創作的藝術品上,而映照到別人心里,別人欣賞到你的藝術作品,便發現到你的個性與人格。你的藝術創作,便是你的生命表現。藝術長存,即是生命長存。然而藝術人生已是生命之物質化,無論一幅字,一幅畫,一件雕刻,一支樂曲,一個宮殿建築,乃及一個園林設計,總之藝術必憑借物質而存在。你把生命融入了所憑借的物質,別人再從此物質來想像了解你的生命,這些多少是間接的,不親切,不單純。因此欣賞藝術時的心情,總是欣賞藝術品的本身勝過了欣賞創制藝術品的作者。這是藝術人生之缺憾。只有憑借於外面物質更少的,始是表現出創造者之個性更多的。在這里,只有音樂和東方人所特有的書法,則比較不同了。因其比較憑借外面物質更少,而更接近於下面所要講的文學了。

文學在此上和藝術不同。藝術作品需要憑借物質,而文學作品則由人類自身所創造的文字中表達,不再需要憑借自然物質了。因此欣賞藝術的,一定不免於欣賞作品超過了欣賞作家。而欣賞文學的,往往可以欣賞作家超過了欣賞作品。我們就此點來評論文學,則戲劇和小說,似乎仍不是文學之上乘。何以作故?因戲劇和小說,就創造言,還不免要把作家的心情曲折轉變寄放在別的人事上而投射到別人的心里。就欣賞言,則還不免使人欣賞戲劇和小說作品之本身,勝過了此戲劇與小說的作者成此作品時的一切心情之真源。如是則依然是一種間接的交流。如西方之莎士比亞,其作者本身人格,可以形成種種之猜想,而仍無害於其作品戲劇之價值。此可證明作品可以脫離作者而獨立自在了。在文學中,只有抒情的詩歌和散文,才始是把作家和作品緊密地融成一體,在作品上直接表見出作者之心情,以及其個性和人格,直接呈露了作者當時之真生命,而使欣賞者透過作品而直接欣賞之。最空靈的,始是最真切的。最直接的,始是最生動的。最無憑借的,始是最有力量的。如是始可說是理想文學之上乘作品。中國人總是崇拜陶潛與杜甫,勝過了崇拜施耐庵與曹雪芹。因施耐庵與曹雪芹只將自己生命融化於他的作品中,而陶潛與杜甫,則是將自己的生命凝成了他的作品,而直接奔放。同樣理由,中國人崇拜書家,常常勝過了崇拜畫家。崇拜畫家,常常勝過了崇拜建築師。而崇拜文人畫,亦勝過了崇拜宮院畫。 

科學家的生命則寄放在純客觀的物理上,距離實際人生更遠了。我們若以藝術家的創造心情來看科學家,則科學家應該可以說是更藝術的。何以故?因其能純粹忘卻自我而沒入外面的事象中,因而在外面事象中獲得了自我之存放。但此種自我,卻已是純粹事象化了,更沒有自我之原相存在。因此說科學家是更藝術的藝術家。因此科學家在科學真理之發現上,是絕對沒有所謂個性與人格之痕跡存在的。豈僅如此。在科學發現之後面,幾乎可以使人忘卻有人之存在了。因科學是超人生的,非完全遺忘人生,不能完成科學。因此我們只有在追憶科學家那一番探求真理之過程中,有時可以稍稍領略一些科學家們之日常生活與其內心精神。至於在科學家所發現的科學真理上,則絲毫不帶有科學家自身之蹤影。 

繼之再說到宗教。西方人的宗教,實和他們的科學貌異神近。因非遺忘人生,即不能進入宗教。他們亦必是先忘卻了自己,而後始能祈求沒入宗教的教理中。他們所信的宗教教理,幾乎也可說是一種純客觀而又同時是非人生的。他們先把握到上帝的心情,再始回頭來處世,在他們心坎深處,不該存有家庭,不該存有世間,他們只該以體認到的上帝的心情來處家庭,來處世間。在其追求宗教信仰之一段過程中,我們也可以領略到其日常生活與夫其內心精神之一斑,但在其所信仰之真理中,則同樣不能有信仰者自己的個性與人格之重要與地位,甚至不應該有人的地位存在呀!至少在理論上是須得如此的。 

這里我們又將提到東西人生態度之不同。東方人以道德人生為首座,而西方人則以宗教人生為首座。西方人的長處,在能忘卻自我而投入外面的事象中,作一種純客觀的追求。他們的藝術文學科學宗教種種勝場莫不在此。中國人的主要精神,則在能親切把捉自我,而即以自我直接與外界事物相融凝。中國人的藝術與文學皆求即在其藝術與文學之作品中,而直接表現自我。中國人的宗教生活也如此,因此在佛教中有中國禪宗之產生。這在宗教圈中而依然看重了自我,於是乃有所謂狂禪者出現。而中國人的科學造詣,則不免要落後。若說中國人是超乎象外,得其環中,則西方人可說是超其環中得乎象外了。西方人最高希望應說能活在上帝心中,而中國人可說是只望活在別人心中。上帝還是象外的,別人則仍是在環中。就哲學術語來說,東西雙方依然有向內向外之別。人生終不能不有所偏倚,這亦無可奈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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