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著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但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會這種傳統的標準,他們在用著正在建立的新的標準,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這傳統,青年代卻不理會它,這種脫節的現象是這種變的時代或動亂時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麼討論。直到近年,馮雪峰先生才將這標準這傳統作為問題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是在他的《鄉風與市風》那本雜文集裏。

馮先生指出“士節”的兩種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說後者往往因為脫離了現實,成為“為節而節”的虛無主義者,結果往往會變了節。他卻又說“士節”是對人生的一種堅定的態度,是個人意志獨立的表現。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這種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後來的時代,例如我們的時代。馮先生的分析,筆者大體同意;對這個問題筆者近來也常常加以思索,現在寫出自己的一些意見,也許可以補充馮先生所沒有說到的。

氣和節似乎原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意念。《左傳》上有“一鼓作氣”的話,是說戰鬥的。後來所謂“士氣”就是這個氣,也就是“鬥志”;這個“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氣”,似乎就是這個氣的轉變與擴充。他說“至大至剛”,說“養勇”,都是帶有戰鬥性的。“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義”就是“有理”或“公道”。後來所謂“義氣”,意思要狹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氣”的分支。現在我們常說的“正義感”,雖然特別強調現實,似乎也還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氣”聯系著的。至於文天祥所歌詠的“正氣”,更顯然跟“浩然之氣”一脈相承。不過在筆者看來兩者卻並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強調那消極的節。

節的意念也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左傳》裏有“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的話。古代註重禮樂,樂的精神是“和”,禮的精神是“節”。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的。

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但是他們要統治,要上統下,所以也要“和”。禮以“節”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著;樂以“和”為主,可也得跟“節”配合著。節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說所謂“聖達節”等等的“節”,是從禮樂裏引申出來成了行為的標準或做人的標準;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的“中道”。按說“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極性了。

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在野的士人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汙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這些在野的士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織,卻已經在聯合起來,並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們害怕了,於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領導人。這就是所謂“黨錮”或“鉤黨”,“鉤”是“鉤連”的意思。從這兩個名稱上可以見出這是一種群眾的力量。那時逃亡的黨人,家家願意收容著,所謂“望門投止”,也可以見出人民的態度,這種黨人,大家尊為氣節之士。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就是不合作。這敢作敢為是以集體的力量為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謂“義氣”只註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後來宋朝幾千太學生請願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黨的攻擊宦官,都是集體運動,也都是氣節的表現。

但是這種表現裏似乎積極的“氣”更重於消極的“節”。

在專制時代的種種社會條件之下,集體的行動是不容易表現的,於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偏向了“節”這個標準。在朝的要做忠臣。這種忠節或是表現在冒犯君主尊嚴的直諫上,有時因此犧牲性命;或是表現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國上。忠而至於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這種人表示不願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遊離於現實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隱逸之士了。這兩種節,忠節與高節,都是個人的消極的表現。忠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甚至於一些虛無主義者。原來氣是動的,可以變化。我們常說志氣,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裏,志和氣是配合著的。節卻是靜的,不變的;所以要“守節”,要不“失節”。有時候節甚至於是死的,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於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馮雪峰先生論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忠言逆耳利於行”,忠臣到底是衛護著這個階級的,而清高之士消納了叛逆者,也是有利於這個階級的。所以宋朝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原先說的是女人,後來也用來說士人,這正是統治階級代言人的口氣,但是也表示著到了那時代士的個人地位的增高和責任的加重。

“士”或稱為“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並非“幫閑”。他們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嘗不如此。固然在野的處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縛,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們得吃飯,這飯恐怕還得靠農民耕給他們吃,而這些農民大概是屬於他們做官的祖宗的遺產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面話,就是偶然有個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態上也還是在負著天下興亡之責的士,陶的《述酒》等詩就是證據。可見處士雖然有時橫議,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鬧架,他們生活的基礎一般的主要的還是在農民的勞動上,跟君主與在朝的大夫並無兩樣,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識形態,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終於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從清朝末年開設學校,教員和學生漸漸加多,他們漸漸各自形成一個集團;其中有不少的人參加革新運動或革命運動,而大多數也傾向著這兩種運動。這已是氣重於節了。等到民國成立,理論上人民是主人,事實上是軍閥爭權。這時代的教員和學生意識著自己的主人身份,遊離了統治的軍閥;他們是在野,可是由於軍閥政治的腐敗,卻漸漸獲得了一種領導的地位。他們雖然還不能和民眾打成一片,但是已經在漸漸的接近民眾。五四運動劃出了一個新時代。自由主義建築在自由職業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教員是自由職業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補的官。學生也可以選擇多元的職業,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們於是從統治階級獨立,不再是“士”或所謂“讀書人”,而變成了“知識分子”,集體的就是“知識階級”。殘余的“士”或“讀書人”自然也還有,不過只是些殘余罷了。這種變質是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的一段,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在這過程中也曾盡了並且還在想盡他們的任務,跟這時代世界上別處的知識階級一樣,也分享著他們一般的運命。若用氣節的標準來衡量,這些知識分子或這個知識階級開頭是氣重於節,到了現在卻又似乎是節重於氣了。

知識階級開頭憑著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為一股氣。可是這個集團並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眾打成一片又不容易,於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而一方面廣大的民眾擡頭要飯吃,他們也沒法滿足這些饑餓的民眾。他們於是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著不自由,鬧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只腳”。他們於是只能保守著自己,這也算是節罷;也想緩緩的落下地去,可是氣不足,得等著瞧。可是這裏的是偏於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種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著“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並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這個尺度成為標準,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罷?

1947年4月13、14日作。

(原載1947年5月1日《知識與生活》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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