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運動的開始，鬥爭的對象主要的是古文，其次是禮拜六派或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又其次是舊戲，還有文明戲。他們說古文是死了。舊戲陳腐，簡單，幼稚，嘈雜，不真切，武場更只是雜耍，不是戲。而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余酒後消遣，不嚴肅，文明戲更是不顧一切的專迎合人們的低級趣味。白話總算打倒了古文，雖然還有些肅清的工作；話劇打倒了文明戲，可是舊戲還直挺挺的站著，新歌劇還在難產之中。鴛鴦蝴蝶派似乎也打倒了，但是又有所謂“新鴛鴦蝴蝶派”。這嚴肅與消遣的問題夠覆雜的，這裏想特別提出來討論。

照傳統的看法，文章本是技藝，本是小道，宋儒甚至於說“作文害道”。新文學運動接受了西洋的影響，除了解放文體以白話代古文之外，所爭取的就是這文學的意念，也就是文學的地位。他們要打倒那“道”，讓文學獨立起來。所以對“文以載道”說加以無情的攻擊。這“載道”說雖然比“害道”說溫和些，可是文還是道的附庸。照這一說，那些不載道的文就是“玩物喪志”。玩物喪志是消遣，載道是嚴肅。消遣的文是技藝，沒有地位；載道的文有地位了，但是那地位是道的，不是文的——若單就文而論，它還只是技藝，只是小道。新文學運動所爭的是，文學就是文學，不幹道的事，它是藝術，不是技藝，它有獨立存在的理由。

在中國文學的傳統裏，小說和詞曲（包括戲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為是消遣的，不嚴肅。不嚴肅也就是不正經；小說通常稱為“閑書”，不是正經書。詞為“詩餘”，曲又是“詞餘”；稱為“餘”當然也不是正經的了。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余酒後消遣，倒是中國小說的正宗。中國小說一向以“志怪”、“傳奇”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經的東西。明朝人編的小說總集有所謂“三言二拍”。“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拍案驚奇》，重在“奇”得顯然。“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雖然重在“勸俗”，但是還是先得使人們“驚奇”，才能收到“勸俗”的效果，所以後來有人從“三言二拍”裏選出若幹篇另編一集，就題為《今古奇觀》，還是歸到“奇”上。這個“奇”正是供人們茶余酒後消遣的。

明清的小說淵源於宋朝的“說話”，“說話”出於民間。詞曲（包括戲曲）原也出於民間。民間文學是被壓迫的人民苦中作樂，忙裏偷閑的表現，所以常常扮演醜角，嘲笑自己或誇張自己，因此多帶著滑稽和誕妄的氣氛，這就不正經了。在中國文學傳統自己的範圍裏，只有詩文（包括賦）算是正經的，嚴肅的，雖然放在道統裏還只算是小道。詞經過了高度的文人化，特別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總算帶上一些正經面孔了，小說和曲（包括戲曲）直到新文學運動的前夜，卻還是醜角打扮，站在不要緊的地位。固然，小說早就有勸善懲惡的話頭，明朝人所謂“喻世”等等，更特別加以強調。這也是在想“載道”，然而“奇”勝於“正”，到底不成。明朝公安派又將《水滸》比《史記》，這是從文章的“奇變”上看；可是文章在道統裏本不算什麼，“奇變”怎麼能扯得上“正經”呢？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變了。到了清朝末年，梁啟超先生指出了“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並提倡實踐他的理論的創作。這更是跟新文學運動一脈相承了。

新文學運動以鬥爭的姿態出現，它必然是嚴肅的。他們要給白話文爭取正宗的地位，要給文學爭取獨立的地位。而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裏喊出了“吃人的禮教”和“救救孩子”，開始了反封建的工作。他的《隨感錄》又強烈的諷刺著老中國的種種病根子。一方面人道主義也在文學裏普遍的表現著。文學擔負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運動，它更跳上了領導的地位，雖然不是唯一的領導的地位。於是文學有了獨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新的意念。在這情形下，詞曲升格為詩，小說和戲曲也升格為文學。這自然接受了“外國的影響”，然而這也未嘗不是“載道”；不過載的是新的道，並且與這個新的道合為一體，不分主從。所以從傳統方面看來，也還算是一脈相承的。一方面攻擊“文以載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載另一種道，這正是相反相成，所謂矛盾的發展。

創造社的浪漫的感傷的作風，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趨勢。他們強調“動的精神”，強調“靈肉沖突”，是依然在嚴肅的正視著人生的。然而禮教漸漸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中國的暫時的繁榮裏越來越大了，於是乎知識分子講究生活的趣味，講究個人的好惡，講究身邊瑣事，文壇上就出現了“言志派”，其實是玩世派。更進一步講究幽默，為幽默而幽默，無意義的幽默。幽默代替了嚴肅，文壇上一片空虛。一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擡起了頭，憑著“解放”的名字跨過了“健康”的邊界，自然也跨過了“嚴肅”的邊界。然而這空虛只是暫時的，正如那繁榮是暫時的。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大潮，時代又沈重起來了。

接著是國民革命，接著是左右折磨；時代需要鬥爭，閑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這時候魯迅先生介紹了“一面是嚴肅與工作，一面是荒淫與無恥”這句話。這是時代的聲音。可是這嚴肅是更其嚴肅了；單是態度的嚴肅，藝術的嚴肅不成，得配合工作，現實的工作。似乎就在這當兒有了“新鴛鴦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盡在那兒玩味自我的作家。他們自己並不覺得在消遣自己，跟舊鴛鴦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時代，是時代縮短了那“嚴肅”的尺度。這尺度還在爭議之中，劈頭來了抗戰；一切是抗戰，抗戰自然是極度嚴肅的。可是八年的抗戰太沈重了，這中間不免要松一口氣，這一松，尺度就放寬了些；文學帶著消消遣，似乎也是應該的。

勝利突然而來，時代卻越見沈重了。“人民性”的強調，重行緊縮了“嚴肅”那尺度。這“人民性”也是一種道。到了現在，要文學來載這種道，倒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不過太緊縮了那尺度，恐怕會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說的錯誤，目下黃色和粉色刊物的風起雲湧，固然是動亂時代的頹廢趨勢，但是正經作品若是一味講究正經，只顧人民性，不管藝術性，死板板的長面孔教人親近不得，讀者們恐怕更會躲向那些刊物裏去。這是運用“嚴肅”的尺度的時候值得平心靜氣算計算計的。

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３—２５日作。

（原載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日《中國作家》第１卷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