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丹紅 譯

馬拉美的政治觀也體現在其中,與聖西門有關工業宗教的偉大夢想非常接近,然而又完全相反。共和黨人騷亂在巴黎風起雲湧之時,1832年的一個星期天,在梅尼爾蒙當(Ménilmontant)建立共同體的“使徒們”向每個星期天來拜訪他們的工人們表演了一場壯觀的儀式:新宗教聖殿建造工程的奠基儀式。伴隨著對“工作王”的新聖歌,巴黎資產階級或工人階級的使徒們帶著十字鎬和推土車排著隊,神情肅穆地將選定作為聖殿地基的土坑裏的泥土運走。這是對“新書”的完美詮釋,這本書不再是寫於紙上的變化無常的詞語和空洞的宣言,而是直接寫於對身體的組織安排中,這身體就地將思想變成了現實。弄清楚馬拉美是否知道這個烏托邦式的星期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兩首散文詩中給出了準確的回應。被《沖突》(Conflit)與《對抗》(Confrontation)搬上舞臺的,是讀書人和拿十字鎬的人之間關系的同一種情景。同一種情景,只不過,工人的勞動被變身成為推車工的文人精神化,而馬拉美的書寫令“新基督教”的一切儀式感破碎,令一切神聖化工人勞動的宗教儀式感破碎。無情的“漫步者逃離了工作”:一邊是遊手好閑的漫步者,一大早要出現在土堆旁令他不適,一邊是比他早起很多的工人,早已拿著十字鎬消失在土坑中;隨後是中午的敵意,度假中的文人用柵欄保護起自己的隱修地,而工人已習慣穿過文人的花園從食堂去勞動場所;還有夢想家在晚禱時分的不適,這個星期天晚上,他的視線被“遍地的害蟲”擋住:野外到處是隨地躺下的鐵路工人,他們在慶祝停工的暢飲後都醉倒了。這種對抗沒有直接結果,結果尤其不可能以以下形式出現:歌頌勞動,神聖化面包,以及文人轉變成手工工人或光榮勞動的歌唱者。勞動不是也不可能是光榮的。工人跳進土坑,但這只是而且永遠只能是徒勞的工作,將泥土從此處搬到彼處,哪怕以後還要再原路搬回。這是毫無意義的工作,它唯一的價值是一般等價物,可與面包交換的普通黃金。這是一個平凡的循環,僅僅為了生存,人每日跳進一個墓穴,然後每日從中重生。這是生產和再生產的循環,是匿名狀態中黯然無光地出生的循環,周而復始地滑稽摹仿著簡單而沒有褶皺的永恒。總而言之是無產階級這個名稱所概括的一切,它令一切神聖化工作的儀式都變得可笑。

祝聖行為因此是文不對題的。對它的思考應該建立在星期天的酗酒行為帶來的偏差本身:醉酒狀態幹擾了辛勞的白天和休息的夜晚的正常進程。只有通過這個挖掘於命運普通狀態中的洞穴,對人類的祝聖行為才是有可能的。對這些工人而非其中最富有的來說——後者可能會認為自己是詩人,並且用他們的筆輕松地進行交易——,從土坑中獲得日常糊口的面包還不夠。在領工資第二天喝的“幾杯小酒”中,他們“通過活動的中止……可敬地保存了生存中這個神聖的部分”。可能他們這樣做時並沒有意識到這種“榮譽感”,“並沒有展現這個部分,也沒有由此令節慶的意義更明顯”。對於補充勞動、食物與再生產的黃金幻象,他們沒有看到它被自己身邊參天喬木構成的柱廊後下沈的落日的金光所象征,所“贊美”。

當星體在入睡的掘墓人頭上發光時,詩人-哈姆雷特的任務得到明確,那就是確定“發光點”,把人群憑本能尋找的虛幻的榮耀還給人群那還未蘇醒的榮譽感。這個計劃沒有一點民眾主義成分。馬拉美可以把自己的女兒和自己的詩歌借給他年輕的表親保爾·馬格里特(Paul Margueritte)和維克多·馬格裏特(Victor Margueritte),因為他們在瓦爾凡一個倉庫臨時排演了一出戲,但他不會贊同一種幻覺,也就是全體一致認同的“民眾戲劇”。而且他提前令下一個世紀的未來主義者和先鋒派的計劃變得可笑:“天空那古老的海藍色”是“帶有電和民眾顏色的溶劑”。因此既不是對民眾的討好,也不是未來主義預見。要建立詩人與民眾的未來關系,首先要做一個區別的決定,令詩人的任務擺脫日與夜的正常循環,擺脫工作與黃金的正常交換。柏拉圖區分了兩個種族,一個種族獲得了神賜的思想的黃金,另一個種族卻註定要做鐵的工作。在給予前者以象征性黃金和城邦統領權的同時,柏拉圖也禁止他們把作為財產和工作報酬的真實黃金握在手中。工人和詩人的區別類似真實黃金與象征黃金的區別。然而,馬拉美表現出了一個根本的差異:對他來說,沒有人在自己靈魂的構成中預先接收了神分發的金或鐵。革命的目的恰恰在此:使任何人都能成為“當選者”,可以是第一個或最後一個投身於另一種黃金即象征性黃金的工作,而這黃金的光芒將等同於作為幻想種族之榮耀的、已經消失的太陽的火焰,照亮未來的所有節慶。然而,必須為這個任意的當選者確立一條任務與金屬的嚴格分界線。為了準備“精神心靈的贊歌”,詩人必須將自己的工作與一切商業利潤或社會地位方面的交易分離開來。並不是說他必須像柏拉圖的衛士或英國大學的“僧侶”那樣,重新分配鐵人的勞動成果來作為自己工作的報酬。而是說他應該像馬拉美那樣,成為一個工薪階層,白天工作掙得支付日常生活的黃金,這樣才能在夜晚來臨時,不計報酬地投入到自己作為“超前的節奏服務員”的任務中去。

詩人的孤獨和縈繞著他詩句的雲必須從上述意義上去理解。如果我們將此等同於一種虛無主義願望,也就是在拒絕民主公共空間的“沈默的專欄”中確立作品的願望,那麽我們將無法理解馬拉美詩歌的全部深度。將馬拉美“有限的行動”和馬克思關於革命條件必要成熟期的思想進行比較,這樣的做法要恰當得多。詩人的與世隔絕完全與“當下的缺席”有關。應該這樣來理解骰子一擲的政治,以及船與塞壬寓言的終極意義:將詩人和人群團結在“精神心靈的贊歌”中的條件還不存在。“超凡的時刻”還沒有來臨,與舞臺合而為一的“神奇的大廳”同樣沒有來臨。無論是對於詩歌還是對於共同體,立刻用象征性黃金來取代真金的統治都是一種瘋狂:“黃金現在直射人類”。慶祝落日光輝的時刻還沒有來臨,這落日光輝“如沈船一樣奢華,不會放棄,用它的火光禮贊天空與大海”。如果將巴拿馬金融危機或類似的銀行破產事件當做革命的先兆,如果將此當做亟不可待的贊歌,那麽詩人將會變得與膽大妄為的金融家一樣,使未來的黃金蒙上普通破產事件的庸俗性。如果提前慶祝偉大沈船事件的光芒,那麽沈入深淵的將是詩歌的阿爾戈斯號。因此,意欲縮短“時代的隧道”,今日就到達某個“中央車站”——車站的玻璃穹頂與集體宮殿的穹頂相似,穹頂下回響著“精神心靈的贊歌”——,這些做法無濟於事。我們這個小小的航海寓言告訴我們的就是這個道理:現在不是可歌可泣的偉大沈船事故的時刻。現在是低調的塞壬的時刻,它拒絕提前驅除一些真相,而後者目前尚處於“通向音樂會的音階和和弦”階段。更好的做法,是在“另一個危機”尚在醞釀時,“調試”這些音階和和弦。

因此,應該好好理解藝術家和作品的孤獨指令。正是因為與那個日復一日投入勞動的集體壕溝又在此重生的工人的團結,詩人應該遠離人群以便“開鑿自己的墳墓”,以便深入摹仿周六夜晚飲酒作樂中的“自殺”。對於聲稱書籍“不要求任何讀者親近”、“它獨自存在”的言論,我們不應該有所誤解。它並不意味著作家只為自己寫作。它意味著書籍僅通過孤獨冊子的物質現實——書頁同時隱藏並呈現了自己的寶藏——,已經建立了某個場所。因此,如果說書籍“反對粗暴空間”,維護“一種獨立存在的無限又私密的折合的敏感性”,那不是為了滿足唯美主義者的某種精英主義。這有所保留的“敏感性”是褶皺,它令空間的“修道院式的永恒”成為一個對人類共同體來說可居住的世界。而且,“深埋其中的意義死亡,然後將書頁布置成祭壇”,這也不是為了某種虛無主義儀式。詩人的“自殺”開鑿的書之墳墓將人類命運從共同的壕溝,從生產的永恒性,從生命的繁衍中分離出來。書籍將未來的聖歌深埋其中,對“新書”的聖西門式幻想就此結束。寫作行動的唯一場所是紙張。然而,書之“墳墓”也保存了未來慶典的頌歌的節奏,保存了“數不勝數的《一千零一夜》,而突然間被創造出來的閱讀的大多數將為其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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