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西方，我們正在大規模地意識到性關系中強制與剝削的內容。然而，我們也應該記住這樣一個（不那麽大規模的）事實，即，每一天，成百萬上千萬的人，都懷著獲得啪啪啪的伴侶這樣一個清晰的目標，在調情、玩勾引遊戲。現代西方文化的結果是，兩性都應該在這個遊戲中扮演主動的角色。當女性穿著挑逗，以吸引男性目光的時候，當她們使自己“客體化”以勾引男性的時候，她們並非是把自己當作被動的客體奉獻出去的：她們也是她們自身的“客體化”的主動的施動者，她們操縱著男性，玩著充滿野望的遊戲——包括保留在任何時刻退出遊戲的完整權利，哪怕在男性看來，這與她們先前發出的“信號”矛盾了。女性的這個主動的角色，是她們的自由，當然，這種自由讓各種各樣的基要主義者——從最近那些禁止女性碰、玩香蕉和其他形似丁丁的水果的穆斯林，到我們這里常見的那些，對一開始“挑逗”他後來又不讓他采取行動的女人霸王硬上弓的男性沙文主義者——感到不爽。女性的性自由，不僅是一種清教徒式的，拒絕被“客體化”（為男性的性客體）的退卻，也是主動地玩弄自我-客體化，隨意獻出自己或退出的權利。但在不遠的將來，宣告這些簡單的事實還可能嗎，或者說，政治正確的壓力會迫使我們在玩這些遊戲時，一定得同時簽訂某種正式的法律聲明（或共識，等等）嗎？ 

是的，權力的遊戲、暴力的穢行滲透了性，但難以承認的是，這些東西的確也是為性所固有的。一些聰明的觀察者已經指出，唯一一種完全滿足政治正確標準的性關系形式，是施虐受虐伴侶之間的那種契約關系。因此，政治正確的凸顯，和暴力的增長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就政治正確的基本前提乃是把性化約為契約性的相互同意而言，讓-克洛德·米爾納正確地指出，反性騷擾活動不可避免地在明確要求極端形式的施虐受虐的性（把人當帶項圈的狗對待，奴隸貿易，折磨，直至得到同意的殺戮）的契約中達到其頂點。在這樣形式的，經雙方同意的奴隸關系中，契約的市場自由否定了它自己：奴役貿易變成了對自由的終極聲明。這情況就好像，拉康的母題“康德與薩德”（薩德侯爵的殘酷的享樂主義，變成了康德的嚴格倫理學的真理），以一種出乎預料的方式，變成了現實。在我們把這個母題僅僅當作一個引起爭議的悖論打發過去之前，我們應該反思一下，在我們的社會現實中，這個悖論是如何生效的。 

在#MeToo運動後到處（從美國和英國到瑞典）出現的，“應該簽訂性契約！”這個提議的被言明的目標當然是清晰的：人們想要通過性契約，來排除性里面的暴力與支配的元素。這里的想法是，在開啪之前，伴侶雙方應該簽署一個文件，來聲明他們的身份、他們對參與性交的同意，及其活動的條件和限制（關於避孕套、臟話的使用，各方隨時中斷、退出的不可侵犯的權利，告知其伴侶自身的健康[AIDS]與宗教信仰之義務等等）。這聽起來很好，但接下來，馬上就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和模棱兩可。 

隨時退出性互動的權利，開啟了新的暴力的模式。如果女性，在看到她的伴侶的裸體和勃起的丁丁後，開始嘲笑他，並叫他離開呢？如果男性也這麽做呢？你還能想象比這更羞辱人的情景嗎？顯然，你只能通過風度和體貼來找到解決此類困境的方式，而風度和體貼，從定義上說，就是不可能被立法規定的。如果你想通過給契約補充新的條款來防止暴力和殘忍的話，那麽，你就丟掉了性互動的一個核心特征，那就是，說出來的東西，和沒有說出來的東西之間的微妙的平衡。 

盡管我不是《欲望都市》的粉絲，但其中有一集，說明了一個有趣的點。在那集里，米蘭達和一個喜歡在啪啪啪時說臟話的人交往。因為她更喜歡安靜地啪啪啪，所以，這朵男子請求她不加限制地，把她腦子里想到的一切臟東西說出來。起初，她是抵抗的，但接著，她陷入了這場遊戲，並且事情也很順利：她們啪得熱烈而充滿激情，直到……直到她說出了真的讓她的情人感到不安的東西，使他完全縮了回去，並導致了他們關系的破裂。在她的亂語中，她提到，她注意到，在他們啪啪的時候，他享受她戳他的菊花。由此，她不知不覺地觸及了例外：對，隨便說，把你想到的一切下流的意象都說出來，除了這個。這個事故的教訓是重要的：甚至自由地說話的普世性，也建立在某種例外的基礎上，而非基於某種極端的殘忍感。被禁止的細節本身是一個微小且相當無辜的東西，我們只能猜測為什麽那個家夥對它如此地敏感。十之八九，這個細節涉及的被動的經驗（戳菊花）擾亂了他的男性認同。性互動充滿了這樣的例外，在性互動中，沈默的理解、和得體，是在你想干啥了卻又不想把它明確地說出來的時候，當極端的情感的殘忍可能在禮貌的偽裝下激活的時候，當適度的暴力本身被“性化”了的時候，使事情進行下去的唯一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