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業:名士風流與語言藝術 ——《世說新語選註》前言(上)

明末著名小品文家王思任說:“今古風流,惟有晉代。至讀其正史,板質冗木,如工作瀛洲學士圖,面面肥皙,雖略具老少,而神情意態,十八人不甚分別。前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專羅晉事,而映帶漢、魏間十數人,門戶自開,科條另定……小摘短拈,冷提忙點,每奏一語,幾欲起王、謝、桓、劉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無追憾者”(《世說新語序》)。傅雷先生在一封給兒子傅聰的信中也談到過類似的意見,他說魏晉的文采風流叫人神往不已,而《世說新語》堪稱這一代風神最生動的寫真。

東漢末年,統治者自己種種殘忍卑劣的行徑,踐踏了他們自己所宣揚的那些悅耳動聽的王道,因而,隨著東漢帝國大廈的瓦解,對儒學的信仰也逐漸動搖,集中體現儒學教條的名教日益暴露出虛偽蒼白的面目,不佞之徒借仁義以行不義,竊國大盜借君臣之節以逞不臣之奸。人們突然發現,除了人自身的生生死死以外,過去一直恪守的儒家道德、操守、氣節通通都是騙人的把戲。這樣,再也沒有人膜拜外在於人的氣節、忠義、道德了,只有內在於人的氣質、才情、個性、風度才為大家所仰慕。以記述魏晉文人名士清談軼事為其主要內容的《世說新語》,生動地表現了這些士人對個體存在的肯定、珍惜、依戀和喟嘆,展現了他們玄遠的精神、脫俗的談吐、飄逸的風采和超妙的智慧。

書中所記的士人個個自我感覺良好,他們毫不掩飾地炫耀才華,愛才甚至於遠勝過敬德。曹操欣然領受“亂世英雄”之稱,全不計較“治世奸賊”之誚。桓溫與殷浩青年時齊名,二人彼此又互不買賬,有一次桓問殷說:“卿何如我?”殷斷然回答道:“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每人在才名當仁不讓,為了決出才氣的高低優劣,他們經常通過論辯來進行“智力比賽”:

許詢少時,人以比王茍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更相復疏,王復屈……(《世說新語•文學》)

這一代人富於智也深於情。“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世說新語•簡傲》),真是“情之所鐘,正在我輩”。連一代梟雄桓溫也生就一副溫柔心腸:“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世說新語•黜免》)任性不羈的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決。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世說新語•任誕》)人們擺脫了禮法的束縛和矯飾,便自然地坦露出人性中純真深摯的情懷,“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世說新語•任誕》)

士人們把僵硬古板的名教扔在腦後,追求人格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追求一種任性稱情的生活:“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世說新語•任誕》)決不為名利而扭曲自我,任性而行是他們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們企慕的人生境界:“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世說新語•任誕》)因為有這種淡於名利的生活態度,他們才能活得那樣灑脫,那樣輕松。

在愛智、重才、深情之外,士人們同樣也非常愛美。荀粲就公開聲稱:“婦人德不稱,當以色為主。”(《世說新語•惑溺》)《世說新語》隨處都可見到對飄逸風度的欣賞,對漂亮外表的贊嘆: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世說新語•容止》)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世說新語•容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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