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虎彬:荷馬與我們時代的故事歌手(上)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美國學者帕里和洛德共同創立了比較口頭傳統研究新領域,揭示口頭史詩傳統的創造力量,確立了一套嚴密的口頭詩學的分析方法。帕里和洛德把口頭詩歌的概念運用於荷馬史詩以及其他西方古代、中世紀史詩研究中,這在方法論上具有廣泛的借鑒意義。這一方法在基本架構上利用了語文學、人類學的研究成果,以史詩的類比驗證,揭示了傳統史詩的口述性的敘事特點、獨特的詩學法則。

帕里—洛德學說主要討論的是關於口傳史詩敘事學的三個層面上的問題:口頭傳統詩歌語言;傳統的場景,即主題;還有故事模式。帕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比較感興趣和深入探討的問題,是口頭詩學的一些較低級層面的問題,如傳統的詞語、韻律學、屬性形容詞,還有史詩的一些微小的不一致問題。六十年代後,洛德開始主要研究更高一個層面的問題:那就是主題和故事模式層面上的問題。現在的新分辨派學者,則關注於更大的敘事結構,即情節結構的分析。

一九六○年以後,隨著洛德《故事歌手》的出版,口頭理論受到各個領域許多學者的關注;同時,這一理論的一些基本概念也不斷受到挑戰、不斷被修正、不斷被深化。帕里—洛德學說具有創新性,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研究在基本命題和問題意識上,與以往學界關注點不同。它突破以下局限:關於某個民族或地域史詩的歷史發展的描述性研究;以歷史重建的方法揭示史詩反映的社會歷史內容的外部研究;把史詩作為民族的、文學的經典,用文人文學或西方美學以及民族意識的觀點,來評價口頭詩歌作品、代替科學研究,這些做法忽視了文化和語言傳統的差別,不尊重口頭傳統藝人的創造,背離當代學術基本要求。

“口頭傳統”這個詞有兩個含義。首先,它指的是一個過程,其次,它指的是這個過程的產物。因此,口頭詩學關注的是傳統、表演和文本這三個要素。傳統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歷史演化的過程,表演是共時性的事象,而文本是傳統和表演交互作用的結果。口頭詩學的核心命題是“表演中的創作(composition-in-performance)”,這是從活態的口頭傳統詩歌的現實中獲得的。對活形態的口頭傳統的共時性分析表明,創作和表演是同一過程中處於不同程度變化的兩個方面。而荷馬史詩文本自身並不能自然而然地體現出這樣的現實。洛德的闡述一語中的:口頭詩歌的創作並不是為了表演,而是以表演的形式來完成的。

從表演的層面來研究口頭詩歌,這就需要有文本分析之外的田野作業。田野作業反映出口頭詩學的實證主義的學術範例。它是就活態的口頭詩歌的表演而采集證據的過程,這些證據包括研究者在現場記錄的、觀察和研究的、描述的口頭詩歌的現實。這個過程叫田野作業。田野作業是帕裏和洛德學術上的一大特點。他們強調了在口頭傳統文學中挖掘西方文學遺產中的神聖性。

帕裏和洛德關於口頭詩歌的經驗主要來自於南部斯拉夫各民族,更確切地說是操塞爾維亞語和保加利亞語人們的史詩。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帕里和洛德在南斯拉夫做了為期十六個月的史詩采集工作;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洛德又進行過同樣的搜集工作。帕里,尤其是洛德的田野工作,體現出反覆取證的過程,對同一個歌手的跟蹤調查,有時長達十七年之久。這樣一種長時間的觀察在民俗學歷史上也是個很好的範例。

帕里專注的問題,是民俗事象的內部運作過程。即口頭詩歌是什麽,它是如何運作的,比它的起源更加重要。帕里擺脫了那種只注意口頭詩歌的內容的局限,看到了一個實際存在的過程,即這些歌是在表演中創造的。帕里認為對口頭詩歌運作過程的認識,它可以由荷馬史詩文本中獲得,但要獲得徹底的認識,只有按照一整套的計劃,從活態詩歌的大量實驗文本中去尋求。

史詩歌手作為人類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群體,他們從蒙昧時代起,便對人類心理智慧的長成做出過重大貢獻。的確,歌手和他們的技藝是個古老的文化現象。關於這一現象,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話式、傳說式的以及歷史、哲學的解釋;現代民族主義者通常又把民間詩人稱做本民族的文化英雄;從科學意義上研究口頭傳統中的歌手,應當歸功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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