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惠柱:戲劇和刊物:從悲情到希望

上世紀末我回到闊別了十五年的上海,發現戲劇幾乎滑到了谷底,上海這麼大的城市,到處是摩天大樓,入夜燈火通明,卻常會找不到一個可以買票看戲的地方,讓國外來訪的藝術家們驚詫不已。戲劇界不少同仁是懷著一腔悲情在堅守陣地,努力為奄奄一息的戲劇延緩生命。這個局面使我愕然。我是堅信中國戲劇必將繁榮的樂觀派,可怎麼才能說服那些悲情的同行呢?我搬出了曾以《第三次浪潮》一書在我國廣為人知的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他早在1970年就預言道:在農業、工業、信息業這三次浪潮以後,人類歷史很快就要迎來第四次浪潮——體驗業。戲劇顯然是體驗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托夫勒並沒有專門講戲劇一定會繁榮,但我相信他一定會同意我的引申。托夫勒的思路主要來源於經濟分析,體驗業的興盛是與一定的人均GDP數字相關聯的。在過去五十多年里,歐美發達國家戲劇的發展早已證明了這一點;在中華文化圈內,香港、臺灣、新加坡等地的戲劇近三十年來幾乎是從無到有地發展起來,也證明了這一點。而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北京、上海的話劇近十年來一路走高;在農村和鄉鎮則可以看到,越劇、豫劇、秦腔、二人轉等劇種的草臺班子日益興盛,與大城市里那些幾乎全靠政府支持慘淡經營的多數國營劇團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這都更好地證明了托夫勒的天才預言。

但相當多的學者和評論家對戲劇的認識還很不全面。看起來現在都在“和國際接軌”,誰都知道外國最新的潮流,哪兒都能拷貝百老匯音樂劇的豪華布景,卻仍有很多人以為戲劇是個“夕陽產業,只有大明星大制作才可能吸引觀眾,他們不知道在商業戲劇之外,數量上占大多數的西方戲劇活動是非營利性的,而且很多非營利性劇團的質量和創意其實要超過百老匯。如果說中國學者對國外情況了解不夠還情有可原,那麼對國內戲劇也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就說不過去了。戲劇話語的主要陣地是刊物,而我們的戲劇刊物幾乎是從整體上忽略了我國全部戲劇活動中數量最大的一塊——俗稱“草臺班子”的民間劇團。多少人一次次寫文章搞研討論證如何挽救或曰振興戲劇,眼里都只是大城市里那幾個越並越少的國營院團;卻對農村乃至不少城鎮里蓬蓬勃勃的草根戲劇活動視而不見。

很多人會理直氣壯地說,誰說沒有看到?可是那些草臺班子質量太差了,根本不值得研究。這話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近年來戲劇的相對繁榮確實僅僅表現在數量上,就是上海、北京也一樣。現在每天晚上都有劇場可以看戲,而且多的時候多達十幾個,但從質量來看,真正能“站得住、留得下、傳得開”的作品實在不多,盡管獎項越來越繁多,投資越來越驚人,布景越來越奢華。但這並不能說明它們就不值得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說過,舞臺上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因為再小的角色好演員也可以演好;在評論和研究領域中,同樣也可以說,沒有小題目,只有小學者,因為小題目在好學者手里完全可以研究出大成果來。而一個更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是,為什麼戲劇的硬件條件好多了,質量卻沒有好起來呢?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戲劇人及其領導者大多過於急功近利,過於關注寶塔尖上的那幾個所謂精品,太不重視文化藝術的基礎——基層的文化演出活動。

平心而論,我們的政府也並不是不關心農村文化。文化部門一直有一個針對農村的“三下鄉”的做法,讓城里的劇團到鄉下去走馬送花。考慮到農村文化活動貧乏,送當然比不送要好得多,可是中國農村那麼大,光靠城里那幾個專業團體送得過來嗎?媒體宣傳得很熱鬧的活動,大多數農民還是看不到的,即便看到過一兩回,對他們長期的文化生活又能有多少作用?其實文化活動的關鍵在基層,國際上的說法就叫草根。毛澤東60多年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明確指出,為廣大人民群眾雪中送炭比錦上添花更重要,從現在大多數媒體的報道來看,總是精品、經典等屬於錦上添花的事件比雪中送炭熱鬧得多,難道現在我們的農村文化已經不需要雪中送炭了嗎?顯然不是。其實雪中“送”炭這個比喻也未必十分貼切,任何東西靠人送總是不夠的,教人自己來燒炭才是根本的辦法。

 反過來說,錦上之花需要肥沃的土壤才能長好,土壤既是草根賴以生存的地方,也是鮮花盛開的基礎。草根文化活動當然有很多是業余的,業余文化活動不僅能滿足老百姓在溫飽之後進一步提高生活素質的需要,也是一個國家整體文藝質量提高的基礎。其實草根文化工作者也有不少是職業的,要是沒有東北二人轉廣泛的業余愛好者群體以及大量在簡陋的場子里常年演出的藝人,怎麼會有趙本山這位表演藝術大師?我們的媒體總是很關注來自歐美的名家名作,一個《悲慘世界》、一群《貓》,還有各色版本的大小《天鵝》不知道占去了多少版面,但這些名家名作是怎麼來的?媒體喜歡介紹百老匯和好萊塢,還常要討論如何打造中國的百老匯和好萊塢,卻不想想那兩個金字塔尖底下有著多多少少業余劇團和民間制片人攝制組。如果沒有繁盛的草根演出,也就決不會有百老匯。

輕視草根文化的人還有一個理由是,草臺班子一般只演老戲,沒有什麼創新,因而不值得研究。大多數民間劇團確是這樣,但中國這麼大,怎麼可能沒有創新的民間文藝家?這就需要寫文章的人深入下去做田野調查,而不只是坐在書房里,僅僅靠翻翻書、上上網,做那些“安樂椅中的研究”。其實只要打開了眼界,就是上網也能讓人發現不少很有價值的案例。舉一個例子,江西景德鎮競成鎮文化站長周元強帶領當地農民早就超越了傳統的戲曲活動,自從上世紀90年代初他和當地業余戲曲劇團合作,拍了一部戲曲電視劇以後,就自籌資金自編自導自演自拍起了電視劇,十多年來連續拍了三四十部集電視劇,該鎮一兩千個農民干部都上了鏡頭。

 周元強可能是個特例,他一個人集籌款、制作、編劇、導演、訓練演員、後期制作等工作於一身,這樣的案例很難在別處重復,但這個奇才是怎麼出現的呢?這正是研究的極好材料。而且,周元強的出現畢竟已向世人證明,農民也是可以搞現代藝術的。二十多年前我研究過1930年代活躍在河北定縣的一個為期五年的農民話劇試驗,農民自發表現出來的對新文藝的熱情令人振奮,但說到底,那個運動還是由北平去的熊佛西等城里教授發起的,如沒有專業的指導很難推廣。而周元強的電視劇完全是自己搞起來的,十多年來沒有任何專業人士參與,這不是缺憾,而正是這一活動的最大意義所在。競成算不上是富裕地區,他們拍電視劇用的只是一般的家用攝像機,這些條件全國很多地區都具備,因此,從物質層面來說,農民自拍電視劇是一種可以全面推廣的農村文化活動。根據鐘鳴博士在他的博士論文以後所做的後續調查,到2007年有報道的農民拍電視劇的地方在全國已經增加到了十二處。最令人高興的是,有些地方的政府和電視臺給予了直接的支持。也許我們不久就會有千百個農民電視劇組,新農村建設中將會有紮紮實實的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內涵,農民兄弟將能享受到不同於城里的更加好玩的文娛活動。城里雖然有很多高檔的藝術,但因為檔次和價格都太高,多數市民經常性地參加的還是自發的集體歌舞活動,如合唱、秧歌、扇子舞等等,喜愛戲劇的也多半只是清唱,他們不大可能得到自發拍電視劇的許可。而農村的電視文化活動則應該得到在城里不容易得到的支持。

關鍵在人。在電影導演鄭大聖拍攝的關於周元強的一部紀錄片里,有兩個浙江人專程開車來到競成,想請周元強過去幫他們拍電視劇。他們需要周元強這樣的特殊人才——他不僅有獻身精神和組織能力,還有一套在專業導演鄭大聖看來也相當不錯的運用鏡頭的技巧。這三者的結合在一般農民身上似乎不大可能,事實上周元強已經不是農民。他雖是農民出身,現在卻是競成文化站的站長,手下還有兩個正式編制和一個非正式編制的助手。應該說我們的農村文化工作體制已經有了一個不錯的基礎,問題是怎麼來用好它。如果說一般的農民還無暇來做周元強做的事情,也沒有他那樣的能力,那麼我們的文化領導部門能不能想些辦法來培訓更多的文化站工作人員,幫他們也學學如何組織農民拍電視劇呢?我們的文藝刊物能不能也在這方面出點力呢?就從學術角度來看,具體指導基層文化活動的經驗總結也比到處可見的名家名作的分析更有價值得多。

要讓全國出現更多的周元強這樣的草根文藝工作者,既要有文化和教育部門在政策和培訓方面的支持,也必須要有學者用研究來進行支持。學者的客觀的分析研究可以幫助政府有關部門對每年拍電視劇這樣的文化現象做出準確的判斷,從而制定出合理、合適的政策。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周元強這樣的始終和黨和政府保持一致的紅色文化站長固然應該得到大力支持,但萬一其他拍電視劇的農民出現越軌的情況怎麼辦?如果有無良商人介入管理不到的農村電視劇領域,制作出有違法內容的片子怎麼辦?這些問題是有可能發生的,因而需要做進一步的調查、研究和實驗,探索放而不亂的辦法。

這樣看來,大多數戲曲的草臺班子專演老戲倒是也有好處,至少十分安全,同時畢竟也為農民提供了文化服務,提高了農村的生活質量,這樣的能造福億萬人的好事,怎麼會不值得研究?與此同時,就是在戲劇領域里,也有很多不墨守成規勇於“吃螃蟹“的人,例如東北二人轉,就在不斷湧現出新的節目,有的還帶來了一些爭議。有爭議恰恰是需要研究者和刊物來做文章、出主意的時候。

也有人會說,研究當然可以研究,問題是有誰要看?不要說業余的農民了,就是草臺班子的職業藝人也不會來買戲劇雜志的,更不用說長期訂閱了。這就是政府應該出力的地方了。當今世界的國際慣例是,戲劇刊物不像以明星逸事為賣點的通俗影視雜志,應該是非營利性的,或者由政府補貼,或者由私人基金會贊助。我國還沒有文化方面的私人基金會,只有政府一個渠道,所有的國營劇團都拿著國家的補貼,刊物應該也是這樣。如果是大學辦的,就是由大學支持的學術刊物;如果是文化部門辦的,就應該和文化館站一樣,屬於為群眾文化服務的公益性事業,決不能完全推向市場。應該讓經濟有困難的民間劇團打折訂閱,甚至免費贈送。對於農村的文化生活來說,這種細水長流的支持,作用決不會小於大張旗鼓的偶爾派劇團下鄉演出,理應得到政府文化部門的長期支持,或者也可以由政府指定企業來做出長期的支持——這是介乎傳統的中國模式和美國模式之間的一種新加坡的文化贊助模式。

放眼當今中國社會,可以看到各類戲劇活動的逐漸擴大。從為農民演出的草臺班子到面向白領的都市話劇,從遍地開花的民營藝校到綜合性大學紛紛開辦的戲劇專業,中國戲劇已然走出了悲情,正在走向希望。在這樣的情況下,刊物還有理由繼續沈浸在悲情中嗎?《戲劇文學》(長春)2008年第8期(愛思想網站 2011-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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