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注意是復數）在我國還是一個新名詞，在國際上出現的時間也不很長，它不僅指設計、動漫、電子遊戲等新興的產業，也包括曾被很多人誤以為是“夕陽行業”的戲劇、舞蹈等傳統藝術。這個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創意——為高新技術注進持久發展的活力，也把許多本來分散的力量整合起來。

當今世界上創意產業的超級大國無疑是美國，然而這個新名詞卻是英國人首先提出來的。美國人在三十多年前提出了一個相似的概念叫做“體驗產業” （Experiential Industry），也許過於超前，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那個說法是從消費者的眼光來看，而莎士比亞的後代巧妙地從創造者的角度著眼，提出要發展創意產業，而且用了復數，強調這是個產業群。這一新概念通過英國政府的喉舌在全世界廣為傳播，近年來全球各地的創意產業園區紛紛崛起。

創意產業的提出者聰明地看到了古老的娛樂業和最新的電子媒介之間的聯系——一個對於人類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的聯系。前幾年高科技熱曾經帶來過網絡泡沫，不少人只從新興的IT行業中看到了上市圈錢的機會，而沒有意識到技術只是為人提供服務的工具，至於能否掙錢則要看這種服務的需求有多大。IT是指信息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它使信息傳遞比傳統方法快上千百倍，但並沒有創造信息。傳遞越是快捷越是方便，被傳遞的信息內容需要得就越多。高科技極大地方便了人的日常生活，人們有了更多的閑暇，就有了更多的時間來欣賞更有意味的內容，包括短信息、電子遊戲、動漫圖像，也包括更多的傳統藝術，如電影、電視、戲劇等等可以在高新媒介的幫助下得到更好展示的藝術。即便是動漫和電子遊戲等新型的行業，也需要大量源自傳統藝術編導的創意經驗和技巧。IT所提供的物質媒介和編導所提供的信息內容缺一不可，因此，創意產業又有一個說法叫內容產業。

在人類歷史上，技術歷來是提高人們生活質量的重要杠桿。過去幾千年里，生活質量的高低主要取決於物質，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溫飽。二十世紀中期以來，溫飽問題在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地方得到了解決，生活質量的提高越來越多地體現在了精神和文化內容上。創意產業的倡導者敏銳地抓住了飛速發展的信息技術所提供的物質條件，提出在技術中注入文化創意的內容，把在傳統意義上涇渭分明的娛樂休閑與生產勞動結合起來，使之成為信息社會的標志。因《第三次浪潮》一書在我國聞名的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早在1970 年就在他的成名作《未來沖擊》中預測：農業和工業兩大傳統產業以後的第三次浪潮是服務、信息業，但那以後又將有一種代表社會發展更高水平的第四種經濟興盛起來，叫做“體驗產業”。他的預言已然實現。因為信息產業和體驗產業靠得非常近，二者自然地合而為一，成了創意產業：既是建立在信息技術基礎上創造物質財富的經濟活動，又是給人們帶來體驗的快樂的精神創造活動。

現在我國也已經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正在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我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在越來越向精神、文化方面轉。但我們在創意方面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還相當大。IT行業給中國帶來的最大變化是在短短幾年內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手機和電腦消費大國，但從創意的角度看，我們只是拿來了技術，在內容上極少原創。甚至在談論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的時候，我們往往也只看到人家的皮毛，把產業文化化或創意化誤解為找些文化人來想些“點子”，做點包裝，就能把普通的產品賣得火爆。

其實，創意產業的核心是內容的創意，而不是在平庸的內容外面套上創意的形式。迪斯尼是幾十年來創意產業做得的最成功的企業之一，其卡通電影電視是文化產業化的典范，迪斯尼樂園更是產業創意化的楷模。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的遊樂場已經飽和，大多數虧本，朋友得知畫卡通起家的沃特•迪斯尼也要去辦遊樂場，紛紛勸他別辦。但迪斯尼做的並不是一個包裝新穎的遊樂場，而是根據全新的創意來設計全部的環境和設施，把傳統的舞臺幻覺放大為一個包容一切的夢幻世界——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看看我們這里，全國各地近二十多年來也紛紛學樣建主題公園，卻讓多少億人民幣打了水漂。這就是缺乏創意內容的結果。

創意內容最忌的是盲目的模仿，尤其是急功近利的模仿，創意創意，必須創出新意，其關鍵在於創意人才的培養。人才怎麼才能培養出來呢？這方面多數發達國家的教育方法和我們很不一樣。中國人學美術普遍長於寫生，寫實功底遠優於西方人，可培養出來的世界級油畫大師少而又少；中國的舞蹈和雜技演員常在技巧性的國際比賽中戰勝西方對手，卻鮮見能和人家的經典相比的原創性舞臺作品；我們的中小學生老是在國際數理化奧林匹克競賽中拿大獎，但強調原創性的諾貝爾獎就是與我們無緣。為什麼？

我們的教育歷來不鼓勵創意，最好的學生多半是那些聽得最用心、記得最認真、考得最全面的“復讀機”。近年來教育界也有過不少討論和研究，但大多集中在“教什麼”上面，很少研究“怎麼教”。當然也可以說，這是由於條件所限，中國地大物薄，財力不夠，絕大多數學校沒條件搞小班教育，一堂課幾十幾百號人聽，只好滿堂灌。不像在發達國家，從小學到大學都盡可能實行小班制，討論式上課，鼓勵學生發表意見，特別是和老師不一致的意見。我在美國讀了五年研究生，又在大學任教十年，還從來沒聽到過現在國內頗為時髦的“逆向思維”的說法，只因為學生之間乃至師生之間的辯論本來是課堂上很正常的現象，根本談不上什麼“逆向”。

當然，那里的大學也並不是歷來如此，幾百年前最早的大學多源於讀經注經的學習班，未必比我們現在開放，但現代化的進程使大學發現了遠更重要的使命。工業革命需要大量懂科技的發明家和工程師，憲政改制需要大批雄辯的政治家和律師，這都要靠大學來培養。教授一邊教學，一邊帶著學生一起做研究。應用性成果到了可以投產的時候，或者轉讓給公司，或者由研究者轉換為創業者，自己開公司運作。創業者既有教授，更多的是研究生，甚至還有本科生、肄業生，所以主要的大學周圍往往形成各種小公司的網絡。例如美國加州的矽谷就是以伯克利加州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人才為主要依托發展起來的。波士頓是美國最大的大學城，擁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等多所名校，周圍的電子、生化、媒體公司不計其數，恰似老母雞和周圍剛孵出來的一群小雞。可以說，在歐美搞創新，最大的孵化器就是大學。

“孵化器”的英文原文是incubator，原指撫育早產嬰兒的保暖箱，這也是個很形象的比喻。在一切以利潤為標尺的市場面前，大學里研究的許多創意確實還很像早產的嬰兒，如果過早投入市場的殘酷競爭，可能很快就會夭折，因此需要為它們創造一個能相對安全地慢慢發育長大的環境，大學就是這樣的環境。在一般社會里，多數人從事的都是日常的生產和管理活動，無暇也無力去進行超然的、系統的創新思考和實驗。在前現代社會中，少數執著的學者單獨從事科研和創新，往往歷盡千辛萬苦，還難免走很多彎路，進展緩慢。現代社會科研發展極其迅速，因為有了兩個支持科研的主要系統：專職研究機構和大學，讓學者們有條件來專心從事前瞻性的思考，並將之付諸實驗，最後再付諸社會實踐。兩相比較，大學不但比專職的研究機構更為經濟，而且運作起來也更有優勢。大學的復蓋面遠超過研究院所，而且聚集了多學科的人才，比分科設置的研究機構更易於碰撞出新的交叉學科；學生特別是研究生又可以成為科研的生力軍，多學科教授和學生之間的“逆向”互動往往是催生創意靈感的最好環境。

相比之下，中國的學校里最典型的“逆向思維”多半還停留在孩子們課余斗嘴玩的“腦筋急轉彎”上面，上課鈴一響，立刻都規規矩矩。這樣的“創意”並不是教育的功勞，反倒是針對壓抑創意的教育制度的逆反。少數逆反的天才可能成為傑出的藝術家，例如韓寒，但韓寒這樣獨來獨往的怪才也未必適合於創意產業，因為創意產業需要的是藝術創意和產業經營的結合。至於在這個僅僅以灌輸知識為使命的體制中培養出來的大多數人，只是外國創意者和雇傭者眼中稱職的文書、畫匠和工匠而已。

事實上我們的歷史上也曾有過很多非常出色的創意成果——多半是在朝廷直接控制的主流文化之外和知識產權概念出現之前，例如猴王孫悟空的形象和多姿多彩的陶瓷工藝，無論從藝術和經濟角度看都堪稱經典。在近代的產業中，我們也有過若干堪稱世界首創的創意項目，例如由商人黃楚九創辦於1917年的上海“大世界”，在藝術上幫助催生了滬劇、越劇、滑稽戲等不少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新劇種，在經濟上創出了周密編排的全日制演藝超市這樣一種營利性文化企業，時間上比當今創意產業的旗艦迪斯尼早了將近半個世紀。過去的這些精彩創意後來都碰到了問題，一旦被主流招安收編，往往就失去了原先的創意，開始陳陳相因，例如某某表演大師的流派，只能老老實實繼承，休想妄言發展。更有甚者，有些原來的好東西連繼承都不能繼承，被種種條條框框限得動彈不得，只有死路一條——上海大世界就是這樣。

近年來中國制造業的成就舉世震驚，那多半是用的別人發明的技術，以原創為先決條件的創意產業就不大可能有這麼快的發展。借用一句偉人的話，要發展中國的創意產業，也應該從娃娃抓起。具體的創意本身是很難直接開課教授的，重要的是要在我們的學校里制造創意的氣氛和條件，關鍵在一種校園文化的轉換——把我講你聽的獨白文化改變成互聽互動的對話文化。從課程設置來看，演講課和戲劇課是鼓勵對話交流、激發創新靈感的有效方式。歐美人更熱衷創新，和他們多數人在校期間修過這兩種課有很大的關系。美國有一千好幾百個提供學位教育的大學戲劇院系，而我們的大學長期以來完全排斥戲劇（兩三個專門的戲劇學院除外），直到近年來才辦起了幾個，也還是以傳統的戲劇文學教育為主。在整個教育體制中戲劇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學生到哪里去進行“對話”的訓練和實驗？

不要指望創意產業的創意只要有幾個聰明人就可以拍腦袋想出來，創意來自思想的碰撞，來自開放的頭腦的對話。這些需要條件，這樣的人才需要訓練。而這樣的訓練應該從學校開始。《藝術與設計》（北京）2005年第八期（愛思想網站 2008-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