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惠柱:文明沖突與戲劇沖突——兼評亨廷頓和賽義德的文化理論(上)

內容提要: 9/11和其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給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提供了新的佐證。多數中國學者反對他的理論,主張文化的和而不同,這一理想建立在對中國境內歷史上的文化交融的研究。但現在世界上文化沖突的最主要一方是西方基督教文明,有必要認識歷史上西方人是怎樣對待他們與非西方的沖突的,充滿沖突的西方跨文化戲劇經典可以為我們提供這樣的教材。賽義德以兩個希臘悲劇為例正確地指出了“東方主義”的兩大母題:東方是被打敗的和危險的,但他忽略了第三母題:東方是浪漫的。全面研究西方人對東方的態度將有助於我們認識今天的文化沖突及其前景。

英文標題: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Conflicts on Stage

 

2001年9月11日在美國發生的恐怖主義襲擊震驚了全世界,很多人甚至認為徹底地改變了世界。但對於相當一部分美國人來說,這個天大的壞事也可以轉眼就變成好事,這些人里包括小布什總統和他麾下的一大批鷹派政客,此外還有一些著名的文化學者。在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和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眼里,9/11事件恰好證實了他們好幾年前作出的明智的判斷。亨廷頓1993年就在著名的《文明的沖突》一文中指出(他後來把該觀點擴展成《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於1997年出版):“最危險的文化的沖突是沿著文明之間的地震帶發生的。……全球政治已經以多極和多種文明為特征……文化的群體正在取代冷戰的陣營,不同文明之間的地震帶正在成為全球政治沖突中的主線。”[1] 小施萊辛格更早在1991年就寫了一本名為《美利堅分裂》的書,書中幾乎是同樣地宣稱:“意識形態沖突的時代正在淡出,人類進入了……或者更準確地說……重新進入了一個可能是更加危險的種族仇恨的時代。”[2]

諷刺的是,9/11事件是在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講了二三十年的多元文化主義以後發生的。任職八年的上屆美國總統克林頓還十分支持多元文化,當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在外交界和國際上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以後,克林頓在1997年的第二次總統就職儀式上強調的還是完全不同於亨氏理論的人文主義普世價值理想:

世界已經不再被分為兩個敵對的陣營……現在我們正在與曾經是我們的敵手的國家建立紐帶。日益頻繁的商業和文化上的聯系使得全世界的人都有機會來提高物質和精神的財富。[3]

但是9/11事件給了樂觀的普世主義者兜頭一盆冷水,原來一直掌握著強勢話語權的普世主義者和多元文化主義者頓時啞口無言,幾乎都患了失語癥。雖然普世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也有差別,前者希望不同文化最終可能融合,而後者永遠拒絕融合,但多年來他們一直聯手在西方國家的校園里和媒體上使勁地鼓吹,非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樣,是平等和美麗的。這些宣傳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呢?9/11一來立刻就見分曉。越來越多的西方人認為,多元文化主義並不能平息那些憎恨西方文化的“他者”的怒氣,甚至還會縱容他們惹是生非。亨廷頓和施萊辛格還是兩位曾經為民主黨政府效過力的“左派”哈佛學者,連他們都這麽看,那些老右派就不用說了。“非我族類”現在是危險的、可疑的了。小布什總統雖然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能忘記外交辭令,堅稱出兵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並不是反對伊斯蘭世界,但還是不小心從嘴邊滑出了一個“口誤”,“十字軍東征”一詞把他的“聖戰”動機暴露無疑。就是沒有口誤的時候,他的潛臺詞也十分清楚:你只有接受我的基督教價值觀,加入我的陣營,才能OK,否則你就是邪惡。

9/11的爆炸不僅僅炸掉了紐約世貿中心的兩座高樓,也仿佛使不同文化之間和平共處和諧交流的前景剎那間化為了煙雲。2003年10月去世的後殖民主義批評家,哥倫比亞大學英文教授愛德華·賽義德曾警覺地指出,9/11過去僅僅十多天以後,2001年9月22-28出版的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就盛情贊揚亨廷頓“對伊斯蘭教所做的殘酷、毫不留情,然而又是敏銳的觀察。”[4] 記得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剛出籠的時候,因為他特別把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並列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主要對手,全世界華人學者的反應十分強烈,甚至超過了美國本國學者對這一論文的關注程度。當時我還在美國,卻是首先從中文媒體得知亨廷頓的觀點的,立刻到網上去找,在英文網上還找不到多少關於“文明沖突論”的資料,而在剛剛起步的中文網上卻發現了許多評論,甚至連亨廷頓論文的中文全譯本都比英文原版更早上網。

大多數華人論者是反對亨廷頓的理論的,不少人用中國人習慣的文化交流與融合說來批判亨氏的沖突說,這恰恰昭示出兩種文化截然不同的特點。例如,王滬寧是堅決反對用西方價值觀來統一全世界的文化的,但他同時也說:“任何價值一體化的進展最終會有利於整個人類利益的平衡的發展。”[5] 湯一介在《評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一文中對亨氏提出的第一個質問就是:“人類文化發展的總趨勢是以互相對抗還是以互相吸收而融合為主導?”[6] 漸漸地從我們的權威學者如季羨林等人的聲音中,浮現出一個更為清醒和現實的理論,“和而不同”成為我們反對文明沖突論的基調。

總的來說,華人世界的和而不同論可以溯源到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和為貴”的儒家傳統觀念,同時也反映了過去幾千年來中國疆土上無數次種族文化沖突導致最終的大致融合這一特殊的歷史。湯一介在批評亨廷頓時引用普世主義者羅素寫於1922年的話:“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占庭國。”然後評論說:“羅素這段話是否十分準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他馬上就肯定地指出:“如果我們看中國文化的發展,特別是儒家文化在中國的發展,就更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間由於文化原因引起的沖突總是暫時的,而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則是主導的。”[7] 誠然,如果只看中國的歷史,文化融合說是能夠輕松地駁倒文明沖突論;然而問題是,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文化沖突已經大大超出了中華文化的疆界,而且在今後的文化沖突中,我們未必能像以前那樣經常處在強者的地位上。眼下世界上最強大的文明圈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不同於儒家文化,基督教是希望普天下的人都皈依他們的宗教的——這是他們的普世主義的內涵。在這樣的情況下,東西方文明的沖突還會像兩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所希望的那樣,還能像我們的歷代先人那樣得到解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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