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惠柱:文明沖突與戲劇沖突——兼評亨廷頓和賽義德的文化理論(中)

9/11告訴我們,今天的世界確實是大大縮小了,噴氣式飛機能把天涯海角的人們輕松地連接到一起;但在這個交往日益頻繁的地球村里,沖突卻也更加尖銳了,本應該方便人們進行文化交流的噴氣式飛機竟會變成殺害文化他者的烈性炸彈。人們不得不承認,今天的這個世界距離我們所講的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還相當遙遠。十年前我也曾經對亨廷頓的理論十分反感,現在卻不得不承認,他的文明沖突論盡管聽來很不舒服,但作為一個對世界局勢的現實主義的判斷,實在有其過人之處。問題是,在亨廷頓所描繪的不可避免的文明沖突與我們所希望的“和而不同”之間,有沒有可能架起一座橋梁來?如果有可能的話,如何才能架起這座橋梁?要回答這些問題,有必要對世界范圍內文化沖突的過去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特別需要了解與有著我們十分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西方人是如何應對這個問題的。

西方文化和種種非西方文化(在西方常常被統稱為“東方”Oriental,包括遠東、中東和非洲)的沖突已經有了數千年的歷史,在西方文學的文本中就有了至少2500年的記載。東方人經常被西方人視為邪惡的野蠻人,也經常被描寫成西方人的手下敗將——這兩點正是賽義德那本引起極大反響的著作《東方主義》的主要發現。這部後殖民主義理論的經典向歷史上幾乎所有西方人所寫的關於東方的著作提出挑戰,並且歸納出西方人之“東方主義”的兩大母題 :“(第一,)歐洲是強大和善辯的,亞洲是被打敗和遙遠的;第二個母題則是東方意味著危險。”[8]

《東方主義》一書在卷首引用馬克思的名言:“他們不能代表他們自己,他們只能被別人來代表,”來說明東方人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賽義德也深受毛澤東反殖民主義理論和文化革命理論的影響,他的理論對於我們認識東西方文化的關系有極大的幫助,但是他提出的的“兩大母題”說不夠全面。這位西方左派學者的旗手1979年的這本書過於簡單地把世界看成就是西方和非西方之爭,這一點正和現在他所批評的亨廷頓以及比他更右的西方價值衛道士不謀而合了。在面對非西方文化的時候,他們都把西方看成鐵板一塊,忽視或低估了西方文化內部所存在的矛盾。必須指出,賽義德後來對他這一觀點作了一定的調整,把西方作者的東方主義著作分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兩類。[9] 他20多年的好友W. J. T. 米切爾在紀念他的文章中說:“賽義德一旦通過多種著述全面建立起所謂的‘後殖民’研究,他立馬開始對其加以批判,對隨之出現的自滿狀態和已經為人接受的思想進行質疑。”10 而自從9/11以後,他更是直接批判過媒體和許多學者熱衷的“西方反對非西方的基本范式”,並稱之為“重新配置的冷戰對抗模式”,11但他並沒有否認《東方主義》的基本觀點。總的來說,賽義德對東方主義的徹底批判至今仍然具有極大的影響。而事實上,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後法、德兩國與美、英兩國在政策上的罕見的尖銳分歧突出地表明,西方人並不是都站在一個立場上。亨廷頓之所以在發出文明沖突的警告以後要呼籲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重新確認他們的西方本體,並且……團結起來復興和捍衛西方本體,以對抗來自非西方社會的挑戰,”12就是因為他看到了西方社會的內部對他所謂“西方本體”的懷疑和挑戰。從古到今,這樣的懷疑和挑戰一直存在,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文人知識分子,除了賽義德這樣的文化批評家,還包括特別擅長於發現和表現沖突的戲劇家。

東方主義的兩大母題是賽義德從西方文學的源頭——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的《波斯人》和另一希臘悲劇家歐里丕得斯的《酒神的伴侶》中找到的,前者展現波斯國王的母親和老臣們在王宮里悲悲切切地等待他們的軍隊被希臘大敗的噩耗,後者描寫從亞洲回來復仇的酒神狄奧尼索斯用東方的巫術儀式殺死了代表希臘理性的國王。因此賽義德認為《波斯人》告訴人們東方是被打敗的,《酒神的伴侶》又表明東方是危險的;但他在書中對這兩個希臘劇本只各下了一個簡單的結論,並未作具體的分析。其實,讀者和觀眾必然會問的是,《波斯人》在重復波斯被希臘打敗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的時候,是不是也表示了一點對那些失敗者的惻隱之心呢?《酒神的伴侶》在指出東方人危險的同時,是不是也在對過於理性整飭的希臘模式提出了質疑呢?賽義德似乎無暇顧及這樣的深一層的問題,他下結論下得很快,在全書的其它部分也很少再提及別的戲劇作品。倒是別的西方戲劇學者在賽義德理論的影響下,找到了越來越多的例子來證明他的“兩大母題”說,證明西方戲劇家向來就是敵視和醜化東方人的。很少有人去注意與他這一觀點相反的例證。

如果西方人筆下的東方人確實全都是那樣的話,那麽文明沖突看來真是天經地義,沒有一點和解的希望了。然而事實並非盡然如此。在西方跨文化戲劇的歷史上,賽義德指出的兩大母題確實非常突出,可是與此同時,還有一個恰恰是與之相對立的貫串性母題:批評西方人,浪漫化東方人。賽義德的支持者可能會說,這類作品並不屬於西方文化的主流,但是,現在的西方經典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當時被視為另類的批判者寫來批評自己的社會的。人類歷史上既有不絕如縷的文明沖突和西方人的文化偏見,也經常可以看到西方人對於文化融合的烏托邦的向往,因此,東方主義的第三母題不應該被忽視。

在所有文學藝術中,最離不開沖突的一個門類就是戲劇,所以《東方主義》開篇就舉出兩個劇本為例。西方戲劇史上許多大師都描寫過東西方之間的文化沖突,包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贊賞的埃斯庫羅斯、莎士比亞、伏爾泰和萊辛等等,他們所創作的跨文化題材的戲劇展現了多種多樣的東西方關系,自然也暴露出作者對待東方人的不同態度。在這些作品中,賽義德尖銳批評的西方沙文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是一個大量存在的嚴重問題,但除此之外,一些作品中表現出來的西方知識分子對自身文化的批判和對東方文化的憧憬也同樣值得我們關注。伏爾泰、萊辛和熱奈是代表西方文化中這個批判傳統的三位重要的戲劇家。伏爾泰在《中國孤兒》中盛贊中國文化,萊辛在《智者納坦》中貶基督徒而褒猶太人和穆斯林,熱奈在《黑人》和《屏幕》中站在被壓迫的黑人和阿爾及利亞人的立場上挑戰白人統治者,都反映了西方社會里的有識之士對於東西方文化的一派重要的另類觀點。

賽義德認為西方文人之所以對東方有興趣,一定是為了獲取關於東方的知識,以便為企圖征服東方的帝國主義強權服務。中國人所熟悉的“知識就是力量”這句培根的名言,在賽義德看來正泄漏出東方主義者的狼子野心:Knowledge is power中的power被中國人譯為“力量”,在賽義德眼里卻是指的“強權”——關於東方的知識就意味著可以用來征服東方的強權。這又可以為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提供歷史的注腳: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學習東方文化的西方人沒一個是安好心的。這個說法固然有它的道理,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就有許多東方學專家,還不時要去咨詢各大學相關領域的專家教授,對他們來說,知識確實就是強權。這個說法對於9/11以後的美國政府尤其合適,在小布什總統聖戰式的戰爭宣傳和軍方利益集團以國家安全為借口的媒體控制下,非基督徒的形象在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頭腦中受到了歪曲,美國對非西方文化的研究也越來越成為為強權政治服務的工具——各種情報部門加緊招聘和訓練懂阿拉伯語的特工就是一例。但是,對非西方文化有興趣的戲劇家未必都是這樣。戲劇家里確也有不少人以醜化東方人形象為能事,起到了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文化宣傳服務的作用。但這些人最大的問題並不是因為他們獲得了很多關於東方的知識,而恰恰是這方面的知識還不夠,他們對東方人了解得實在太少。即便是浪漫化東方人的伏爾泰等人,也因為他們與描寫的對象距離太遠而並不能使其作品真正令人信服。他們只是因為對自己的社會不滿,急於要在西方文化的圈子以外去尋找替代物,這才在還沒有十分了解的東方文化中找到了他們以為理想的形象。

在醜化和浪漫化這兩個極端的傾向之間,西方舞臺上還有大量的東方人形象很不容易簡單歸納,例如莎士比亞筆下的文化他者就有多樣的形態。《威尼斯商人》和《奧賽羅》兩劇在西方飽受左派的批評,其實作者倒未必有什麽惡意。《威尼斯商人》中的猶太吝嗇鬼和《奧賽羅》中忌妒的黑將軍固然和他們各自文化、種族的背景有關,但這並不能證明作者對這兩種異族文化有成見,他在描寫中還是傾注了人文主義的同情,看得出莎士比亞是希望不同文化之間能夠和解的。但他那個很少有人批評的封箱之作《暴風雨》卻真是一個醜惡的殖民主義文化典范,該劇把受外來殖民者普若斯普柔壓迫的原住民凱列班和愛麗爾寫成連人都算不上的半人半獸的怪物,一個在地上爬,一個在天上飛,愛麗爾因為會拍馬屁被解放了,而凱列班因為反抗殖民統治而被詛咒永世不得翻身。一個一直被視為經典的名作對殖民地的人民進行這樣明顯非人道的侮辱,正是賽義德兩大母題說最好的例證——凱列班既是被打敗的,又是危險的,這個怪物竟還妄圖強奸普若斯普柔的女兒!可是,卻沒有看到賽義德或他的學生對這個充斥著殖民者的傲慢、極度醜化被殖民者的劇作提出多少批評,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左派學者關於東方主義的理論混亂到了什麽程度。13

從寫希臘和波斯之戰的希臘悲劇《波斯人》到二十世紀百老匯的《國王與我》(劇中英國女教師教誨泰國國君)和《西貢小姐》(劇中南越妓女愛上美國大兵),西方的跨文化戲劇中經常可以看到西方戰勝東方的勢力炫耀以及對文化他者的臉譜化漫畫,但有時也可以看到一定程度的西方人對戰爭的反思,以及對他者的人文關懷。《美狄亞》和《蝴蝶夫人》這類跨種族婚姻的悲劇(都是亞洲女性嫁給白人)比比皆是,這些故事幾乎都不可避免地顯露出男性白人作者對東方人尤其是東方女性的居高臨下的霸氣,但有時候也表現出創作者對大男子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某種自省。由於這些形象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東西方人交往中的真實情況,他們甚至成了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原型。例如“蝴蝶夫人”現象就是住在海外的亞洲人經常討論的一個題目,就像非洲裔美國人常用小說和舞臺上的“湯姆大叔”來指在白人面前卑躬屈膝的黑人一樣。因此,即便是《蝴蝶夫人》和《湯姆大叔的小屋》這些在後殖民批判家看來凸現出白人作者文化沙文主義的作品,也不能像賽義德在《東方主義》中那樣一言以蔽之,簡單地來個蓋棺定論,而應該認真地加以分析研究。這些劇作本身及其演出和社會的反應都深刻地反映了東西方文化沖突發生、發展直至解決的一些典型模式,也能給需要表現當今世界越來越多的跨文化交流和沖突的藝術家提供有益的經驗教訓。賽義德在9/11以後批判了對文化沖突的簡單化理解,他說:“亨廷頓是個意識形態家,他想把‘文明’和‘身份認同’說成是停滯的、封閉的實體,事實上它們是推動人類歷史的無數潮流和反潮流的集合,就是因為有了文明和身份認同,這麽多世紀的歷史中才可能不僅有宗教戰爭和帝國征伐,也有著交換、雜交和共享。”14後者正是研究跨文化戲劇時也必須注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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