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齊勇: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瓶頸是國民的人文素養(下)

文匯報:現代社會高度分化,以便社會可以更快速高效地不斷重組整合。這與儒家推崇的親緣性社會中的穩定結構顯然是相矛盾的。您也曾提到,傳統社會的組織和結構的解體,讓儒家缺乏了依托。今天我們如何面對這種社會分化,以及分化帶來的社會失范、價值缺失等問題?

 郭齊勇:的確,很多學者,包括西方一些漢學家,認為儒家已經可以陳列在博物館了,認為儒家已經失去了過去的村社、家族、祠堂,失去了過去農業社會的親屬、家屬的家族組織的依托。我們可以對比西方,西方現在做禮拜的人也很少,很多教堂也成了參觀對象,但是基督教的精神還在家庭、社區中貫徹。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社會還是有心理的、信仰的、道德的、文化認同的、倫理共識的、終極關懷的等各個層面的力量配置。中國傳統中講的禮樂刑政也是一種配置,禮樂是文化,刑是嚴酷的威懾,此外還有政令。它們互相配合來治理這個社會。另外還強調教化,中國傳統最講究教育,基本上是指道德和人性的教育,要培養人的心性情操,教育他做一個君子。

今天城鄉發生巨變,傳統儒家賴以生存的家國天下的基礎沒有了,但是我們現在有社區,有單位,有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出現,我們過去講“五倫”,我曾討論過新“六倫”——同事之間有同事倫理,企業之間有企業倫理。社區、社群的建設還是很重要的。我們過去說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現在大家住在高樓大廈里,是比鄰若天涯,空間距離很近但是互不相干。如此,則社區文化怎麽建構,我們怎麽調制當下的社會,這些問題還是值得思考。社會組織形式發生變化,現代社會更注重隱私和個體性,但是儒家的精神是可以一以貫之的。比如孝道,雖然過去幾代同堂的大家庭漸漸少了,但孝親的還是有的;現在不像過去那般需要愚忠愚孝,但是強調注重子女獨立的同時,也強調對老人的尊重。例如新加坡某位社會學學者提出“一碗湯的距離”,政府多給一些補貼,讓兩代人分開居住的距離可以實現“子女端一碗湯給老人,湯還是熱的”。這就很人性化。現代社會中,政府如何推動社會進步,這其中儒家倫理的現代性轉化大有可為。這就是儒家的現代性適應——社會結構發生變化以後,精神還是可以傳承下來。

 

 文匯報:自新儒家起,儒學真正開始面對世界,例如著名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表明了一種勇於面對世界、樂於跨文化交流的時代精神。如今世界上各文明之間關系更加密切,也面臨很多共同的問題,在現代化進程不斷深化的今天,儒家文明是否能在世界范圍內發揮更大作用,以將本國文明的精粹積極參與到改造現代性的過程中?

 郭齊勇:我認為是這樣的。我們現在對傳統比較隔膜,生活體驗還是不夠,所以對儒家文化的優長理解不夠。實際上儒家文明是中華文明可大可久的重要思想資源,也有很多重要價值是可以提供給世界文明的。我們的孔孟之道曾經給世界很大啟示,比如和平主義,比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比如仁愛、忠恕思想等。二戰結束以後,美國羅斯福總統夫人受命領導一個小組,為聯合國起草《人權宣言》,她本人任組長,副組長就是中國代表張彭春。張彭春是清華大學國學院的研究生,前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弟弟。那個小組里有一位黎巴嫩人代表伊斯蘭教思想,有一位加拿大人代表基督教思想,兩人爭得不可開交。張彭春先生依靠儒家的理念,尊重各方,化解其中的糾紛,推動聯合國通過了《人權宣言》,《人權宣言》中的原則也包含了中國的孔孟之道。

 現在西方的政治家們動輒用《人權宣言》來對中國指手畫腳,但其實和人權有關的原則里都有中國孔孟之道的影子。所以,中國並不像有些西方政治人物批評的那樣,只會生產電冰箱和電視機等,不能貢獻價值觀,其實中國文化對世界有很大貢獻,從西學東漸以來,東學西傳,從利瑪竇以降,通過傳教士傳到西方的理念,為西方的啟蒙時代貢獻了很多智慧和價值觀。我們今天還可以繼續貢獻,比如,我們在天、地、人、物、我的倫理關系上,《中庸》所言,有盡己、盡人、盡物之道。盡己就是充分發揮自己。盡人是充分發揮禮,西方說要走出自我,走向他者,終極層面的他者就是上帝或其他終極性的存在,社會的他者就是別人,還有動物、植物等自然的他者,還有身體、心靈、身份人格等層面的他者。儒家很早就強調成全別人、成全自然之道、成全他物和他人。儒家文化的很多道理對處理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文明與文明之間、宗教與宗教之間的相互關系是有啟示的。講仁愛、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守誠信、崇正義,這些都是中國文化可以提供給世界的寶貴的思想資源。當然,不僅是儒家,我個人很欣賞道家,很喜歡讀《莊子》,我也讀一點佛經,總之諸子百家、儒釋道都讀一點。但是儒家是主流,是朝野有共識的核心文化,我們希望能把這些文化中的精華貢獻給今天的世界。

 

 國民教育和國民精神都是要積累的,欲速則不達

 

 文匯報:要加深對於傳統文化的了解,讀一些經典著作是不錯的途徑。您認為哪些經典最有助於理解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的?

 郭齊勇:現在體制內的國民教育中,中國傳統的內容太少,當然教育部也慢慢有了一些安排,希望國民教育中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可以多一些。我們應該讓儒釋道、諸子百家的一些好的內容來充實教材,讓孩子們從小接受更多中國傳統文化。大學的教育當然也一樣,大學通識教育中的核心課程應該包含中西文化的經典課程,比如四書、《老子》、《金剛經》,比如西方哲學的經典。現在大學里的通識教育還不充分,很多學校沒有經典課程。經典是要不斷讀的,現在的大學生對自己的文化很隔膜,還是要多讀書。

 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先生在當臺大校長的時候,要求當時的學生必須讀一個學期《孟子》,讀一個學期《史記》。讀《孟子》是為了知道怎麽樣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讀《史記》是為了更好地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史記》、《漢書》、《詩經》、《楚辭》以及各種詩詞歌賦都是能陶冶人的,不管是理工的知識分子還是人文的知識分子,都應該獲得熏陶。

 我們現在的教育太干枯,華羅庚先生、李國平先生是數學家,但他們詩詞書法俱佳。我們過去很多自然科學家都有很好的國學素養,很多人文學者的科學素養也不錯。現在的教育要好好交叉一下,現在的孩子分科太早,從高一或高二就開始分科,所以很多人過早地被人為隔絕,使他們的情趣、情調都受到影響。教育切不可太功利,要用禮樂詩書來陶冶,要慢工出細活。

 

 文匯報:日常生活中還有哪些途徑可以幫助我們親近傳統文化,增進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

 郭齊勇:中國的經典除了要讀,還講究學行一致,像王陽明講“知行合一”,因此一定要實踐,我們除了要多讀,還要走向社會。比如大學生可以去社區、去農村開展各種活動,增加自身體驗。我們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還要注重和同道切磋,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

 

 文匯報:傳統文化教育,臺灣是不是相對比大陸好一些?尤其是教材的設計。

 郭齊勇:臺灣的確稍微好一些,這主要是日據時代結束以後,國民政府要增強中國文化認同,當時四書是高中生必讀的。陳水扁時代實施“去中國化”,四書又變成選修的,到現在為止,一些臺灣學者還在不斷努力,希望恢復四書必修的地位。臺灣通過這幾十年的教育,尤其四書的教育,確實有好的成果——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臺灣人講文明,有修養,在全世界有口皆碑。大陸在這方面也要更重視,國民教育也要吸收臺灣的優點。我本人也一直提倡,四書應該進入中小學教材。

 

 文匯報:近幾年來您一直在武漢大學推動通識教育,請談談武漢大學通識教育的特色,以及武大國學試驗班的情況?

 郭齊勇:武漢大學國學班從2001年開始,每年一屆,一直辦到現在。2005年後慢慢有了博士點和碩士點,現在的規模大約是每年20位左右本科生、七八位碩士和四五位博士。過去長時間內文史哲分科太厲害,試驗班就是要試著合起來教授培養一些國學人才。“小班授課,經典導讀”是我在創辦時候提出的八個字,學生要學一些小學的內容,包括古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並重視文獻學習,基本上是讀經史子集中的重要典籍,比如《禮記》《左傳》,書名也就是課程名。我國傳統文化中有一些經典,是研究中國人文的學者必須了解的,借用馬一浮先生的話,武大培養的是“讀書的種子”。我們的目的是從古代經史子集不分家的途徑,培養一些國學人才,掌握基本的讀古籍的方法。武大的國學人才培養主要是依靠校內外、國內外的優質資源,我們目前還處在試驗階段,暫時不會擴大。

 唐長孺先生是魏晉南北朝和隋唐史的大專家,他在日本有很高的聲望。1950年代教育部派了一些專家去日本講學,唐先生也去了,之後很多日本人都對唐先生很崇拜。唐先生就是不主張學生很快地寫文章、發文章的,他帶學生也是一個一個認真帶,帶他們點校二十四史,帶他們去新疆整理吐魯番文書,在這樣的傳授學問的過程中,他的人品學問是合為一體的。過去老師們是一代一代培養學生做人做事,不像現在這般急於求成,國民教育和國民精神都是要積累的,欲速則不達。

 

 前不久,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郭齊勇教授來滬為華東師范大學首屆思勉人文跨學科暑期學校授課。匆忙行程間,他圍繞傳統文化、儒家文化等話題接受了本報記者采訪。

 訪談從如今傳統文化看似復蘇的勢頭展開。郭教授的看法是,如今書院、國學班、私塾等形式紛紛出現,反映了民間自發的、對於自身文明了解的需求,而這種自發的熱情難免會導致內容的五花八門和魚龍混雜,因此,如今的復蘇是一種多重效應的國學或儒學熱潮,比如很多人對儒學有概念化的理解,但是對其內涵、歷史變化、曾起到過的正面或負面作用、在當下的發展等,依然非常隔膜。

 與今天人們了解自身傳統的需求相對照的,是體制內教育的不充分。1954年上小學的郭教授回顧了他所接受過的中小學課堂教育,深感傳統文化的內容太少,如今一代一代學生仍然面臨這個問題。他談到,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先生在當臺大校長的時候,要求當時的學生必須各讀一個學期《孟子》和《史記》,前者是為了知道怎麽樣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後者是為了更好地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因此,也應該讓儒釋道、諸子百家的一些經典內容來充實中小學和高校教材,讓學生接受更多中國傳統文化知識。

 武漢大學自2001年開始創辦了國學試驗班,“小班授課,經典導讀”是郭教授在創辦初提出的方針。試驗班重視文獻學習,重視經史子集重要典籍的綜合閱讀,希望能教授基本的閱讀古籍的方法,培養一些國學人才。他借用馬一浮先生的話說,武漢大學此舉是為了培養“讀書的種子”。

 郭齊勇教授非常強調儒學的擔當意識——儒家保留自己的人格,又注重家國天下事務的整合。宋代張載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有人覺得儒家狂妄,在郭教授看來,這恰恰是中國歷朝歷代知識分子,不管在潦倒還是得意時,不管是進是退,都要為社會做貢獻的抱負和擔當。他說:“有的儒生只是三家村的一個小知識人——像我們的士紳階級,很多人地位不高——但一直默默地引導著社會正向發展。比如在某個鄉村,老百姓有事情,就去找某先生評理,這個先生不僅是知識的傳承者,也是道德的楷模。”(愛思想網站 2014-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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