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我和沈櫻女士的結識,是在1956年的夏天,我隨母親帶著三歲的女兒阿葳,到老家頭份去參加堂弟的婚禮。上午新婦娶進門,下午有一段空時間,我便要求我的堂的、表的兄弟姊妹們,看有誰願意陪我到鬥煥坪去一趟。我是想做個不速客,去拜訪在大成中學教書的陳(沈櫻)老師,不知她是否在校。大家一聽全都願意陪我去,因為大成中學是頭份著名的私立中學,陳老師又是那兒著名的老師,吾家子弟也有多人在該校讀書的。於是我們一群就浩浩蕩蕩地來到了大成中學。

到學校問陳老師住家何處,校方指說,就在學校對面的一排宿舍中。我們出了校門正好遇見一個小男生,便問他可知道陳老師的住家,並請他帶領我們前往。這個男孩點點頭,一路神秘不語地微笑著帶我們前往(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他那神秘的笑容)。到了這座日式房子,見到沈櫻,她驚訝而高興地迎進我們這群不速客,原來帶我們的正是她的兒子梁思明。

大熱的天,她流著汗(對她初次印象就是不斷擦汗),一邊切西瓜給大家吃,一邊跟我談話。雖是初見,卻不陌生;寫作的人一向如此,因為在文字上大家早就彼此相見了。尤其是沈櫻,她是三十年代的作家,是我們的前輩,我在學生時代就知道並讀過她的作品了。

1956年開始交往,至今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來,我們交往密切,雖然叫她一聲“陳先生”,卻是談得來的文友。她和另外幾位“寫沈櫻”的文友也一樣:比如她和劉枋是山東老鄉,談鄉情、吃饅頭,她和張秀亞談西洋文學,和琦君談中國文學,和羅蘭談人生,和司馬秀媛賞花、做手工、談日本文學。和我的關系又更是不同,她所認為的第二故鄉頭份,正是我的老家,她在那兒蓋了三間小屋,地主張漢文先生又是先父青年時代在頭份公學校教的啟蒙學生。我們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話題甚多,談寫作、談翻譯、談文壇、談嗜好、談趣事,彼此交換報告欣賞到的好文章,快樂無比!到了吃飯的時候,誰也舍不得走,不管在誰家,就大家胡亂弄些吃的——常常是劉枋跑出去到附近買饅頭鹵菜什麽的。

這樣的快樂,正如沈櫻的名言——她常說:“我不是那種找大快樂的人,因為太難了,我只要尋求一些小的快樂。”

這樣小快樂的歡聚的日子也不少,是當她在1957年應聘到台北一女中教書的十年里,以及她在一女中退休後,寫譯豐富、出版旺盛的一段時日里。

如今呢?她獨自躺在馬利蘭州高兒子家不遠的一家老人療養院(nursing house)里,精神和體力日日地衰退。手抖不能寫,原是數年前就有的現象,到近兩年,視力也模糊了,腦子也不清楚了。本來倚君在美國還跟她時通電話,行動雖不便,電話中的聲音還很清晰,但是近來卻越來越不行了。今春二月思明來信還說,媽媽知道阿姨們要寫散文祝賀她八十歲生日,非常高興,我向思薇、思明姊弟要照片——最重要的是要媽媽和爸爸梁宗岱(去年在大陸逝世)的照片,以配合我們文章的刊出,沈櫻還對兒女們催促並囑咐:“趕快找出來掛號寄去!”思明寄照片同時來信說:“媽的身體很好,只是糊塗,眼看不清楚,手不能寫是最難過的事,我也只有盡量順著她,讓她晚年平靜地過去。”據說這家療養院護理照顧很好,定期檢查,據醫院說,沈櫻身體無大病,只是人老化了,處處退步。

我們知道沈櫻眼既不能視,便打算每人把自己的寫作錄音下來,寄去放給她聽也好吧!但是思薇最近來信卻說:“……希望阿姨們的文章刊出錄音後,媽媽還能‘體會’,她是越來越糊塗了,只偶爾說幾句明白話。每次見著她,倒總是一臉祥和,微笑著環視周遭,希望她內心也像外表平靜就讓人安心了……”琦君最近也來信說:“稿子刊出沈櫻也不能看了,念給她聽也聽不懂了,只是老友一點心意,思之令人傷心!”

頻頻傳來的都是這樣的消息,怎能想象出沈櫻如今的這種病情呢

1907年出生的沈櫻,按足歲算是七十九歲,但以中國的虛歲算,應該是八十整壽了。無論怎麽說,是位高壽者。而她的寫作齡也有一甲子六十年了。沈櫻開始寫作才二十歲出頭,那時她是復旦大學的學生。她寫的都是短篇小說,頗引起當時大作家的注意,但是她自己卻不喜歡那時代的寫作,在台灣絕少提起。她曾寫信給朋友說,她“深悔少作”,因為那些作品都是幼稚的,模仿的,只能算是歷史資料而已。她認為她在五十歲以後的作品才能算數,那也就是在台灣以後的作品了。

可是她在台灣的幾十年,翻譯比創作多多,創作中絕無小說,多是散文。她的文字輕松活潑,順乎自然,絕不矯揉做作。她的翻譯倒是小說居多。她對於選擇作家作品很認真,一定要她喜歡的才翻譯。當然翻譯的文字和創作一樣順當,所以每譯一書皆成暢銷。最讓人難忘的當然是茨威格的《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出版以後不斷再版。引起她翻譯的大興趣,約在1967、1968年間,她竟在教書之余,一口氣翻譯、出版了九種書,那時她也正從一女中退休,很有意辦個翻譯出版社,在翻譯的園地上耕耘吧!

說起她的翻譯,應當說是很受梁宗岱的影響。1935年她和梁宗岱在天津結婚,他們是彼此傾慕對方的才華而結合的。尤其是文采橫溢的梁宗岱,無論在寫詩、翻譯的認真上,都使沈櫻佩服,她日後在翻譯上,對文字的運用,作品的選擇,就是受了梁宗岱的影響。但是在他們婚後的十年間,沈櫻的譯作卻是一片空白,因為連續生了三個孩子,又趕上抗戰八年。但是沒有想到抗戰勝利後,她和梁宗岱的夫妻之情再也不能維持下去,因為梁宗岱對她不忠。又和一個廣東女伶結合,她的個性強,便一怒而攜三稚齡子女隨母親、弟弟、妹妹來台灣,一下子住進了我的家鄉頭份,在山村鬥煥坪的大成中學一教七年才到台北來。她並沒有和梁宗岱離婚,在名義上她仍是梁太太,而梁宗岱的妹妹在台灣,她們也一直是很要好的姑嫂。

記得有一年她正出版多種翻譯小說時,忽然拿出一本梁宗岱的譯詩《一切的峰頂》來,說是預備重印刊行,我當時曾想梁宗岱有很多譯著,為什麽單單拿出這本譯詩來呢!不久前,在一篇寫去年去世的梁宗岱的資料,說梁於1934年在日本燕山完成《一切的峰頂》的譯作,而這時也正是沈櫻遊學日本,和梁同遊,當然完成這部譯作,沈櫻隨在身邊,這對沈櫻來說,是個回憶和紀念的情意,怪不得她要特別重印這本書呢!也可見她對梁的感情,並沒有完全消失,她的子女也說,母親對父親是既愛又恨!也怪不得這次我向她子女索取一定要有爸媽合照的照片時,她催著子女一定要掛號趕快給我寄來。如果不是海天相隔梁宗岱已故去的話,今年也是他們的金婚紀念呢!

在我收到的一批照片中,有幾張是1935年二十四歲的馬思聰、王慕理夫婦第一次到北平開演奏會,住在沈櫻家一個月時合拍的。沈櫻想到1935年時和故友同遊的情景,如今她形單影只,怎能不有“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的心情呢!

頭份如今是個有七萬人口的鎮,鬥煥坪是頭份鎮外的山村,經過這兒是通往獅頭山的路。沈櫻把這里當做她的“有家歸不得”的精神的老家。她退休後在這兒蓋了三間小屋。她所以喜歡這兒,不止是為了她在這兒住了七年的感情,不止是果園的自然風景和友情,而是一次女兒思薇來信說到曾做夢回台灣時,加注了一句:“不知為什麽每次做這種夢,總是從前在鄉下的情景。”就是指的鬥煥坪。於是她才決定在那山村中,蓋了三間小屋,使孩子們有了個精神的老家,她也跟著有了第二故鄉。

她在台北居住忙於翻譯出書時,總還會想著回到木屋去過幾天清悠的日子,那是她這一生文學生活最快樂的時期,所以她說:“我對生活真是越來越熱愛,我在這個世界還有許多事沒做呢!”

沈櫻退休赴美定居後,時時兩地跑,倒也很開心。1981年是沈櫻回台灣距今最近的一次。1983年身體才變化大,衰弱下來。今後恐怕她不容易再有回台灣她的第二故鄉的機會了,我們只希望她聽了我們每人的錄音,真能“體會”到和我們歡聚的那些美好的日子。

1986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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