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異鄉飄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變了。或是暑假里,或是有病的時候,我雖則也常回中國來小住,但是復雜,黑暗的中國社會,我的簡單的腦子怎麼也不能了解。

有一年的秋天,暑氣剛退,澄清的天空里時有薄的白雲浮著,錢塘江上兩岸的綠樹林中的蟬聲,在晴朗的日中,正一大一天減退下去的時候,我又害了病回到了故鄉。那時候正有種種什麼運動在流行著,新聞雜志上,每天議論得昏天黑地。我一回到家里,就有許多年輕的學生來問我的意見,他們好像也把我當作了新人物看了,我看了他們那一種熱心的態度,胸中卻是喜歡得很,但是一聽到他們問我的言語,我就不得不呆了。他們問說:“你是主張什麼主義的?”

我聽了開頭的這一句話就覺得不能作答,所以當時只吸了一口紙煙,把青煙吐了出來,用嘴指著那一圈一圈的青煙,含笑回答說:

“這就是我的主義。”

他們聽了笑了一陣,又問說:

“共產主義你以為如何?”

我又覺得不能作答,便在三炮台罐里拿廠一枝香煙請那問者吸;他點上了火,又向我追問起前問的答復來。我又笑著說:

“我已經回答你了.你還不理解麼?”

“說什麼話!我問你之後你還沒有開過口。”

我就指著他手里的香煙說:

“這是誰給你的?”

“是你的。”

“這豈不是共產主義麼?”

他和大家又笑了起來。我和他們講講閑話,看看他們的又嫩又白的面貌,——因為他們都是高等小學生——覺得非常痛快,所以老留他們和我共飯。但是他們的面上好像都有些不滿足的樣子,因為我不能把那時候在日本的雜志上流行的主義介紹給他們聽。

有一天晚上,南風吹來,有些微涼,但是因為還是七月的中旬,所以夜飯吃完後,不能馬上就去上床,我和祖母母親坐在天井里看青天里的秋星和那淡淡的天河。我的母親幽幽的責備我說:

“你在外國住了這樣長久,究竟在那里學些什麼?你看我們東鄰的李志雄,他比你小五歲,他又不上外國去,只在杭州中學校里住了兩年,就曉得許多現在有名的人的什麼主義,時常來對我們講的。今年夏天,他不是因能講那些主義的緣故,被人家請去了麼?昨天他的父親還對我說,說他一個月要賺五十多塊錢哩。”

我聽了這一段話,也覺得心里難過得很。因為我只能向干枯的母親要錢去花,那些有光彩的事情,卻一點也做不出來,譬如一種主義的主張,和新聞雜志上的言論之類我從來還沒有做過,所以我的同鄉,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我的同學,沒有一個人記著我,如今非常信用我的母親,也疑惑我起來了。我眼看著了暗藍的天色,盡在那里想我再赴日本的日期和路徑,母親好像疑我在傷心了,便又非常柔和的說:

“達!你要吃蛋糕麼?我今天托店里做了半籠。還沒對你說呢!”

我那時候實在是什麼也吃不下,但是我若拒絕了,母親必要哀憐我,並且要痛責她自己埋怨我太厲害了,所以我就對她說:

“我要吃的。”

她去拿蛋糕的時候,我還呆呆的在看那秋空,我看見一個星飛了。

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長兄家里去住了三個月。那時候,我有一個同鄉在大學里念書。有一天一次我在S公寓的同鄉那里遇著了二位我同鄉的同學,他們問了我的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個名片:一位姓陳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美少年,他的名片的姓名上刻著基而特社會主義者,消費合作團副團長,大學雄辯會干事,經濟科學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約有三十歲內外的光景,面色黝黑,身體粗大得很,他的名片上只刻有人道主義者,大學文科學生的兩個銜頭。

他們開口就問我說:

“足下是什麼主義?”

我因為看見他們好像是很有主張的樣子,所以不敢回答,只笑了一笑說:

“我還在念書,沒有研究過各種主義的得失,所以現在不能說是讚成哪一種主義反對哪一種主義的。”

江西的胡君就認真的對我說:

“那怎麼使得呢!你應該知道現在中國的讀書人,若沒有什麼主義,便是最可羞的事情,我們的同學,差不多都是有主義的。你若不以我為潛越,我就替你介紹一個主義吧。現在有一種世界主義出來了。這一種主義到中國未久,你若奉了它,將來必有好處。”

那美少年的陳君卻笑著責備姓胡的說:

“主義要自家選擇的,大凡我們選一種主義的時候,總要把我們的環境和將來的利益仔細研究一下才行。考察不周到的時候,有時你以為這種主義一定會流行的,才去用它。後來局面一變,你反不得不吃那主義的虧。所以到了那時候,那主義若是你自家選的呢,就同啞了吃黃連一樣,自打自的嘴巴罷了,若是人家勸你選的呢,那你就不得不大抱怨於那勸你選的人。所以代人選擇主義是很危險的。”

我聽了陳君的話,心里感佩得很,以為像那樣年輕的人,竟能講出這樣老成的話來。我呆了一會,心里又覺得喜歡,又覺的悲哀。喜歡的就是目下中國也有這樣有學問有見識的青年了;一邊我想到自家的身上,就不得不感著一種絕大的悲哀:

“我在外國圖書館里同坐牢似的坐了六七年,到如今究竟有一點什麼學問?”

我正呆呆的坐在那里看陳君的又紅又白的面龐,門口忽又進來了一位駝背的青年。他的面色青得同菜葉一樣,又瘦又矮的他的身材,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齡來。青黃的臉上架著一雙鐵邊的近視眼鏡。大約是他的一種怪習慣,看人的時候,每不正視,不是斜了眼睛看時,便把他的眼光跳出在那又細又黑的眼鏡圈外來偷看。我被他那麼看了一眼,胸中覺得一跳,因為他那眼鏡圈外的眼光好像在說:

“你這位青年是沒有主義的麼?那真可憐呀!”

我的同鄉替我們介紹之後,他又對我斜視了一眼,才從他那青灰布的長衫里摸了一張名片出來。我接過來一看,上邊寫著“人生藝術主唱者江濤,浙江”的幾個字,我見了浙江兩字,就感覺著一種親熱的鄉情,便問他說:

“江先生也是在大學文科里念書的麼?”

他又斜視了我一眼,放著他那同貓叫似的喉音說:

“是的是的,我們中國的新文學太不行了。我今天《晨報》上的一篇論文你看見了麼?現在我們非要講為人生的藝術不可。了要和勞動者貧民表同情不可。他們西洋人在提倡第四階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第五第六階級的文學,怎麼能趕得他們上呢?況且現在中國的青年都在要求有血有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人生的藝術,怕一般青年就要罵我們了。”

江君講到這里,胡君光著兩眼,帶了怒,放大了他那洪鐘似的聲音叱著說:

“江濤,你那人生藝術,本來是隸屬於我的人道主義的。為人生的藝術是人道主義流露在藝術方面的一端。你講話的時候絕不提起你的主義的父祖,專在那些小問題上立論,我是非常反對的,並且你那名片上也不應該只刻人生藝術那幾個字,因為人生藝術,還沒有成一種主義,你知道麼?你在名片上無論如何,非要刻人道主義者不可,你立刻去改正了吧!”

胡君江君爭論了兩個鐘頭,還沒有解決,我看看太陽已經下山了,再遲留一刻,怕在路上要中了秋寒,所以就一個人走了。我走到門口的時刻,聽見屋里爭執的聲音更高了起來,本來是膽子很小,並且又非常愛和平的我,一邊在灰土根深的日暮的街上走回家來,一邊卻在心里祈禱著說:

“可敬可愛的諸位主義的斗將呀,願你們能保持和平,尊重人格,不至相打起來。”

我回到哥哥家里,看見哥哥在上房廳上與侄兒虎子和侄女定子玩耍。一把洋燈的柔和的光線,正與這中產家庭的空氣相合,溶溶密密的照在哥哥和侄兒侄女的歡笑的面上。我因怕把他們歡樂的小世界打破,便走近坐在燈下按鋼琴的嫂嫂身邊去。嫂嫂見了我,就停住了手,問我說:

“你下半天上什麼地方去了?”

“上S公寓去了一回。”

“你們何以談了這麼久?”

“因為有兩個大學生在爭論主義的範圍,所以我一時就走不脫身了。”

嫂嫂叫廚子擺上飯來的時候,我還是呆呆的在那里想:

“我何以會笨到這步田地。讀了十多年的死書,我卻一個徹底的主義都還沒有尋著。罷了罷了,像我這樣的人,大約總不合於中國的社會的。”

這一年九月里,我因為在荒廢的圓明園里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冒了寒,害了一場大病,我病愈了,將返日本的時候,看見《晨報》上有一段記事說:

“今秋放洋的官費留學生中,當以XX大學學生胡君陳君為最優良。胡君提倡人道主義,他的事業言論,早為我們所欽佩,這一次中了T校長的選,將他保薦官費留學美國,將來成就,定是不少的。陳君年少志高,研究經濟素有心得,將來學成歸國,想定能為我們經濟社會施一番改革。”

這是三年前的事情,到了三年後的今日,我也不更聽見胡陳二君在何處,推想起來,他們兩位,大約總在美國研究最新最好的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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