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這是我的讀書觀。一個學者一生要讀各種各樣的書,不是讀什麽書都要做到甚解。小時候讀《三國演義》,很多地方讀不懂,但還愛看,因為就想知道故事的大概。長大了再讀《三國演義》也還有不懂的地方,只是想知道它和《三國志》所載有些什麽不同罷了。因為我並不想作研究《三國演義》的專家。後來我進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再後來當了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我讀書、教書,還是信守“好讀書,不求甚解”的信條。研究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家有那麽多書,每本書、每句話,都要求“甚解”,可能嗎?

 我認為陶淵明這兩句話對研究哲學的人來說,後面一句“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更重要。我們常把漢人對經典的註釋叫“章句之學”,每章、每句都要詳加解釋,《漢書•儒林傳》謂:“一經之說至百余萬言”,儒師秦延君釋“堯典”二字,十余萬言;釋“曰若稽古”四言,三萬言。至魏晉風氣一變,註經典多言簡意賅,倡“得意忘言”,例郭象註《莊子•逍遙遊》第一句:“北冥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裏也,化而為鳥,其名曰鵬”,謂:“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並批評那種一字一句註解的章句之學為“生說”(生硬的解釋),他說:“達官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宏旨,皆可略之耳。”我想,這就是“會意”。讀哲學書,重要的在“會意”,不在“曲與生說”。“會意”才能對古人的思想有個心領神會,才能有所創新。

據日人林泰輔說,《論語》的註解有三千余種,元朝的杜道堅說《道德經》的註也有三千余種。不管有多少種《論語》、《道德經》的註解,我們能說哪一種是對《論語》或《道德經》是“甚解”了呢?沒有吧?!楊伯峻先生在註孔子說的“六十而耳順”一句時說:“耳順——這兩個字很難講,企圖把它講通的也有很多人,但都覺牽強。譯者姑且作如此講解”。我認為,楊先生的這種態度是對的,他只是“姑且”給一種解釋,並沒有說他的解釋就是惟一正確的解釋。在我的一篇文章中,為了說明我對“真、善、美”的看法,我就給孔子說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一個新解,認為這三句話是孔子說他自己追求“真”、“美”、“善”的過程。我真的“甚解”了孔夫子的話嗎?沒有,但我從孔子的話中“會意”出一種新意來,於是我便“欣然忘食”了。

 讀書人喜歡讀書,特別是像我這樣的讀書人喜歡讀各種各樣的書,宗教的、文學的、藝術的、考古的、歷史的、民俗的,甚至科學和科學史的,等等。是不能要求都“甚解”的,知道一點就行了。它可以幫助你開擴眼界,拓寬思路。讀你自己專業的書,當然要求了解得深入一些,但也只能要求“深入一些”,也不可能字字句句都有所謂“正確了解”,而“會意”則是更為重要的。哲學家要求的是“六經註我”,而非“我註六經”。“會意”實際上是加上你自己的“創造”,這樣才真的把學問深入下去了。

 文字來源:《中國教育報》2002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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