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之宗教

十歲以前,神在我心目中有個清晰圖像:老而憔悴,披著白紗巾,是個外表平凡的可敬婦人。她雖像人類,卻跟我夢裏的幽靈更有共同之處,一點都不像我會在街上碰見的人(土耳其語有個單字“O”的意思指“他”、“她”和“它”)。因為她出現在我眼前時是上下顛倒,稍稍偏向一邊,我幻想世界中的幽靈們在被我發覺時,羞怯地消失在背景中,她也一樣:在以某些影片和電視廣告中出現的搖擺手法拍攝周遭世界後,她的形象銳化,開始上升,達到雲霧中的恰當位置便隱沒而去。她白頭巾上的皺褶,就跟雕像和歷史課本上的插圖一樣,清晰而精細,覆蓋全身,因此我甚至看不見她的手臂或腿。每當這幽靈出現在我眼前,我便感到強大、莊嚴而崇高的神靈降臨,但奇怪的是並不覺得恐懼。我不記得曾請求她的幫助或指引。我非常清楚她對我這般人不感興趣:她只在乎窮人。

在我們的公寓樓房裏,惟有女仆和廚子對這幽靈感興趣。盡管我隱約知道,至少就理論而言,神的愛超越他們之外,擴及屋檐底下的每個人,我卻也知道我們這般人幸運得足以不需要她的愛。神之存在是為了幫助痛苦的人,安慰孩子無法受教育的窮人,幫助一天到晚懇求她的街頭乞丐、患難中的無辜之人。這就是當我母親聽說通往偏遠村落的道路因暴風雪而封閉,或窮人因地震無家可歸的時候便說“願神幫助他們”的原因。請求幫助似乎還是其次,倒是表達出我們這種富裕人家在這時候感到的一絲內疚:幫助我們遺忘無能為力的空虛感。

身為邏輯思考的生物,我們理所當然地確信,把光輝藏在一堆白披巾後頭的這位柔和而年長的神靈不願聽我們說話。畢竟,我們沒為她做任何事,而我們公寓裏的廚子和女仆以及周遭每一戶窮人家,都得下苦功,利用各種機會,與她取得聯系。他們甚至每年齋戒一個月。我們的哈妮姆不服侍我們時,便跑回她的小房間鋪上地毯禱告;每感覺快樂、哀傷、歡欣、惶恐或憤怒時,她便想到神;每當開門或關門,第一次或最後一次做任何事,她便召喚神的名字,而後屏聲息氣地喃喃低語。

除了想起神與窮人之間的神秘關系之外,她並未使我們過分費心。幾乎可以這麼說,知道他們仰賴別人拯救,知道有另一個力量能幫助他們“承受負擔”,我們如釋重負。但此種寬慰的想法,有時因害怕窮人有一天會用他們與神之間的特殊關系對抗我們而冰消瓦解。

我記得有幾回——更多是出於好奇心,而非出於百無聊賴——看著我們的老女仆禱告時心中感到的不安。透過半開的門往裏看,我們的哈妮姆看起來很像我想像中的神:在祈禱毯上微微偏向一旁,慢慢彎下身把臉埋在毯子上,站起身後,再一次彎下身,拜倒在地時,看起來猶如乞討,接受她在世上的卑微地位。不知何故,我覺得焦慮而且有些生氣。她只在無迫切職責在身、沒有別人在家時才祈禱,斷斷續續的祈禱聲劃破寂靜,使我心煩意亂。我的眼光落在爬上玻璃窗的一只蒼蠅。蒼蠅四腳朝天掉了下來,掙紮著翻過身時半透明的翅膀嗡嗡作響,與哈妮姆的禱告和低語聲混雜在一起,突然間我再也無法忍受這一切,扯了扯她的頭巾。

據我的經驗,妨礙她禱告會讓她不高興。這位老婦人費盡力氣對我的侵擾不予理會,讓我覺得她做的事像是假的,只不過是一場遊戲(因為此刻她只是假裝祈禱)。但她專心祈禱的決心仍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算是對我的挑戰。當神介入我和這位婦人之間——這婦人始終疼愛我,把我抱在膝上,在街上告訴停下腳步誇讚我的人,說我是她的“孫子”——我就像家中每個人一樣,對虔敬之人的信仰感到不安。我與土耳其世俗中產階級的每個人共同懼怕的不是神,而是信奉者的狂熱。

有時當哈妮姆祈禱時,電話鈴響,或是我母親突然需要她做些什麼而大聲呼叫她,我就朝母親直奔而去,告訴母親她在禱告。有時我這麼做是出於好心,有時我更受那種奇特的不安、妒忌、惹麻煩的欲望所驅使,只是想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我急欲知道何者較為強烈,女仆對我們的忠誠,抑或她對神的忠誠:一部分的我渴望與她遁逃而入的這另一個世界作戰,有時得來的卻是威脅的回應。

“你在我禱告時扯我頭巾,手會變成石頭!”我仍繼續扯她的頭巾,但什麼也沒發生。但就像我的長輩們那樣,雖宣稱不相信這些胡說八道,卻仍然謹慎小心——以防時間證明他們錯了——我知道超過某個限度,便不敢去惹她,別因為這回沒變成石頭……正如我謹慎的家人們,我意識到若嘲笑了宗教或表現出沒興趣缺缺,最好立即轉移話題:我們把虔誠與貧窮畫上等號,卻從不敢高聲說出。

對我而言,仿佛他們一天到晚把神掛在嘴上是因為貧窮。我之所以得出這種錯誤結論,完全可能是因為看見家人以懷疑和嘲弄的眼光看待一天禱告五次的信徒。

假使神不再以披戴白頭巾的名流形象出現,假使我與她的關系是引發一絲恐懼和告誡的話題,一個原因是我家沒有人認為應當給我上宗教課程。或許因為他們沒什麼可教我,我不曾見過我有哪個家人在地毯上跪拜,或齋戒,或低聲禱告。在此意義上,你可以說我們這類家庭就像無神論的歐洲中產階級家庭,缺乏勇氣劃清最後的界線。

說來似乎是說風涼話,然而在土耳其國父新共和的非宗教狂熱中,拋棄宗教即是現代化和西化。自滿之中時而搖曳著理想主義的火焰。但那是在公開場合,在私底下的生活中,沒有任何東西填補精神的空虛。消除了宗教,家變得和城裏的“雅驪”遺跡一樣空洞,和“雅驪”四周長滿蕨類的花園一樣昏暗。

因此在我們家,便交由女仆填補這空虛(並滿足我的好奇——神如果不重要,何必蓋那麼多清真寺?)。不難看出迷信的愚蠢。(“你若碰這個就會變成石頭,”我們的女仆說道,“他的舌頭打了結。”“一個天使來把他帶上天。”“別先放左腳。”)綁在教長陵墓上的布塊,在奇哈格為蘇父爸爸點著的蠟燭,女仆因無人送她們看醫生而自行調配的“老婦偏方”,以及幾百年的回教僧派以格言、諺語、威脅和建議等形式進入我們這共和國時代歐洲家庭的遺物,它們或許是一派胡言,卻同時也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痕跡。即使到現在,在某個大廣場或走廊、人行道時,我仍會突然想起不該踩在鋪路石之間的裂縫或黑色方格上,於是不由自主地跳著走。

我的腦子把這些宗教訓諭跟我母親的規定(例如“不要指指點點”)混為一談。或者,當她跟我說不要打開窗或門因為穿堂風會吹進來時,我便想像穿堂風是某個靈魂不能被打擾的聖人。

因此我們不把宗教看做神通過先知、書本和律法對我們發言的體系,而是把它降格為古裏古怪、時而逗趣的一套下層階級奉為依歸的規章。撤去了宗教的力量,我們得以接納它成為我們家的一分子,當做某種古怪的背景音樂,陪伴我們在東西方之間左右擺蕩。我的祖母、父親、伯父姑媽們,他們一天也沒齋戒過,但在齋月期間,他們就跟禁食的人一樣在饑餓中等待日落。冬日的夜來得早,祖母跟她的朋友們玩牌時,齋戒結束即是大吃一頓的借口,也就是說,享受更多烤箱裏的食物。但還是有些讓步:一年當中,這些群眾的老婦人每個月都一邊玩牌一邊接連不斷地吃著東西,但齋月期間,日落將近時,她們停止大啖,垂涎欲滴地盯著附近的一張餐桌,桌上擺滿各種果醬、奶酪、橄欖、肉餅和蒜頭臘腸;當廣播傳出笛聲,表示齋戒即將結束,她們便如饑似渴地註視餐桌,仿佛她們和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普通回教徒一樣,從黎明開始就沒吃過東西。她們彼此問道:“還有多久?”聽見炮響,她們等廚子貝吉爾在廚房裏吃過東西,然後她們也朝食物撲過去。至今,每當聽見笛聲,我仍會流口水。

我的第一趟清真寺之行加強了我對一般宗教,尤其是伊斯蘭教的偏見。幾乎是偶然的,有天下午無人在家,我們的女仆哈妮姆沒征求任何人同意便帶我去清真寺——倒不是急著想朝拜,而是在室內呆膩了。在帖斯威奇耶清真寺,我們看見二三十人——多半是後街的小商店老板,或給尼尚塔石的有錢人家幹活的女仆、廚子和門房,他們聚在地毯上時,不大像集會信眾,而更像是聚在一起交換意見的朋友。等待祈禱時刻到來時,他們彼此低聲閑聊。祈禱的時候我在他們當中走來走去,跑到清真寺一角玩我的遊戲,沒有人停下來責備我,反倒像我小時候那些大人對我一樣,露出甜美的微笑。宗教或許屬於窮人的領域,但我現在看見——與報上以及我的共和國家庭所醜化的對象恰恰相反——信教的人是無害的。

然而帕慕克公寓裏對他們的取笑,使我知道他們的善良純潔要付出代價:土耳其現代化、繁榮、西化的夢想因而更難達到。身為西化、實證派的有產階級,我們有權治理這些半文盲人口,我們樂於防止他們太依賴迷信——不僅因為私底下對我們來說很合適,還因為我們國家的命運取決於此。我祖母若發現某個電工跑去祈禱,就連我也看得出這與他沒把小小的修理工作幹完無關,而是跟妨礙“我們國家進步”的“傳統與習慣”有關。

土耳其國父的忠實信徒控制媒體,他們將戴黑頭巾的婦女和撥弄念珠、滿臉胡子的守舊派當做嘲笑對象,學校為紀念共和國革命烈士舉辦典禮,這一切都提醒著我,這個民族國家屬於我們,而不屬於窮人信眾,他們的虔誠把我們這些人跟他們一起拖垮。但與我們家的數學和工程狂熱者們感覺一致,我跟自己說,我們的控制權並非取決於我們的財富,而取決於我們現代而西化的眼光。因此,我瞧不起跟我們一樣有錢卻不西化的家庭。這些區別後來站不住腳,因為土耳其的民主較為成熟的時候,有錢的鄉下人開始湧入伊斯坦布爾,將自己引見給“社會”。那時我父親和伯父生意失敗,損失慘重,使我們不得不難堪地被不喜歡現世主義或對西方文化一無所知的人遠遠超過。如果教育讓我們有資格享用財富與特權,那該如何解釋這些虔誠的暴發戶?(當時我對有教養的蘇菲信仰、梅拉那教派或者偉大的波斯遺產仍一無所知。)我只知道,被左派人士斥為“富農”的新富階級持有的觀點無異於我們的司機和廚子。如果伊斯坦布爾西化的中產階級支持過去四十年來的軍事幹預,從未竭力反對軍事介入政治,那不是因為擔心左派分子起義反叛(土耳其左派分子從來不曾強大得足以取得此一功績),反倒是,精英對軍事的寬容是出於擔心哪一天下層階級和暴發戶聯合起來,從各省蜂擁而來,打著宗教旗號消滅中產階級西化的生活方式。但假如我再繼續討論軍事政變和政治伊斯蘭(這跟一般認為的伊斯蘭沒什麼關系),便可能破壞本書隱藏的對稱性。

我發覺宗教的本質是內疚。小時候因為對不時出現在我想像中的白頭巾尊貴女士不夠敬畏,且不夠信仰,而使我感到內疚。跟信仰她的人保持距離,也使我內疚。但是——正如同我全心擁抱我經常逃入的幻想世界——我盡我童稚的力量對這種內疚表示歡迎,肯定我的不安能深化我的靈魂,增長我的才智,為我的生命帶來色彩。至於住在伊斯坦布爾另一棟房子裏的另一個快樂的奧爾罕,在我的想像中,宗教並未對他造成任何不安。每當厭倦了宗教內疚感,我便想找到這個奧爾罕,知道他不會浪費時間想這些事,寧可去看電影。

盡管如此,我的童年並非從未降服於宗教的指示。小學最後一年有個老師,如今在我記憶中既討人厭而且獨裁,盡管當時的我只要看見她便快樂無比。她對我笑時,我如醉如癡,但只要她眉毛一揚,也能使我肝腸寸斷。這位年長、白發、慍怒的女人向我們講述“宗教之美”時無視信念、恐懼和謙卑等難題,反倒決定把宗教視為理性主義者的功利主義。據她的說法,先知穆罕默德認為齋戒的重要性不只為了磨練人的意志,也為了增進健康。好幾個世紀以來,敵視宗教之美的西方女人仍享用健康的齋戒之樂。祈禱加快你的脈搏,好比體操,使你保持警覺。在我們這個時代,不計其數的日本機關和工廠內,吹響哨子表示暫停工作,每個人做五分鐘運動,頗像回教徒停下來做五分鐘禱告。她那理性主義的伊斯蘭,肯定了我內心小小的實證主義者對信念和自制的隱秘渴望,於是齋月期間的某一天,我決定也要齋戒。

雖然我是在老師的影響下做這件事,我卻沒有告訴她。當告訴母親時,我看見她雖詫異,卻很高興,還有些擔心。她是“以防萬一”而信神的人,即便如此,齋戒在她看來也是落後的人才做的事。我並未跟父親或哥哥提起這件事。甚至在我進行首次齋戒之前,我對信仰的渴求即已變質,成為最好加以保密的恥辱。我熟知家人微妙、多疑、嘲弄的階級看法,知道他們可能說什麼,因此我進行齋戒,沒讓任何人察覺或輕拍我的背說“幹得好”。或許母親應當跟我說一個十一歲的孩子毫無齋戒的義務,可反倒為我準備了我最喜愛的東西——麻花蛋糕和鳳尾魚烤面包——等著我齋戒結束。她一定程度上樂於看到這麼小的男孩對神表示敬畏,但她的眼神又說明,她已擔心這是否顯示某種自毀性情很可能決定我一輩子心靈受難。

我家對宗教的矛盾心理在“祭牲節”上最為明顯。就像所有的穆斯林有錢人家,我們買一頭公羊,養在帕慕克公寓後方的小庭院中,直到節慶的第一天,街坊的屠夫過來宰殺它。不同於土耳其漫畫書中那個有顆用黃金打造的心的小英雄,希望公羊能幸免於難,我不很喜歡羊,因此每回見到在劫難逃的公羊在庭院中嬉戲,我並未為之心碎,甚至慶幸不久就能鏟除這只醜陋、蠢笨、腥臭的動物。不過我卻記得我們的做法使我良心不安:把羊肉分給窮人之後,我們自己則坐下來享受家庭盛宴,暢飲我們的宗教嚴禁的啤酒,享受從肉販子那兒買的肉,因為我們嫌新鮮祭肉味道太腥。儀式重點在於用動物取代小孩作為祭品,證明我們與上天的關系,借以擺脫我們的內疚。由此可見,我們這樣吃肉商的好肉取代我們獻祭的動物,有理由感到更加內疚。

我們家在緘默中忍受著比這類事情更令人不安的疑慮。我在伊斯坦布爾的許多西化、現世主義的有錢人家看見的心靈空虛,都反映在這些緘默中。人人公開談論數學、學校的好成績、足球,熱熱鬧鬧,但他們卻與基本的存在問題格鬥——愛,憐憫,宗教,生命的意義,妒忌,憎恨——顫抖而迷惘,痛苦而孤單。他們點燃一支煙,專心聽電台播放的音樂,一語不發地重返內心世界。我為表達對神的秘密之愛而進行的齋戒,也大致出自同一種心理。由於冬天日落得早,我不覺得是在挨餓。即便如此,吃著我母親為我準備的餐點(鳳尾魚、蛋黃醬和魚子沙拉,與傳統的齋月飲食大不相同),我仍感到快樂而平靜。但我的快樂跟敬神的關系不大,而是單純對自己成功地通過考驗感到滿意。吃飽後,我去庫納克電影院看了一場好萊塢電影,把整件事忘得一幹二凈。此後我再也無心齋戒。

雖然我不像我所希望的那般信神,部分的我仍希望神如果像人們所說的無所不知,以她的聰明,應當明白我何以無法信仰——並因此而原諒我。只要不四處宣傳我沒有信仰,或旁征博引地攻擊信仰,神就會了解,減輕我為我的缺乏信仰所承受的內疚與煎熬,或至少不過分把心思放在我這樣的小孩身上。

我最恐懼的不是神,而是過度信仰她的那些人。虔誠者的愚昧——他們的判斷力永遠無法與神相比——神不容許,而他們的全心愛慕,則是令我害怕的第二件事情。多年來,我心頭一直懷著恐懼,有一天,我會因為“跟他們不一樣”而受到懲罰,這種恐懼比我在我的左派青年期間閱讀的所有政治理論給我的沖擊要大得多。想不到的是,後來我發現我那些現世主義、半信神半西化的伊斯坦布爾同胞們,很少有人跟我有同樣的內疚感。但我喜歡想像他們在一場車禍後,躺在病床上,從未履行宗教職責、始終對虔敬者不屑一顧的人,開始對神心領神會。

中學時有個同學有足夠的勇氣拒斥此種心領神會。他是個調皮搗蛋的男孩,出身於靠經營房地產致富的富豪家庭,他在他家位於博斯普魯斯沿岸山丘上的豪宅大花園裏騎馬,還曾代表土耳其參加國際馬術競賽。我們有回下課聊到形而上學,就像小孩子有時做的那樣,他見我恐懼得發抖,於是仰頭看天,喊道:“神如果存在,就讓它把我擊斃吧!”接著他以某種令我震驚的自信,加上一句:“可是你看,我還活著呢。”我因自己缺乏這樣的勇氣而感到慚愧,也對自己暗中認為他說得沒錯而感到內疚。盡管心中惶惑,卻挺高興,雖然我也不很清楚原因。

滿十二歲之後,我的興趣——和內疚——以性為主,甚於宗教,不再考慮信仰之心和歸屬之心之間無法估量的矛盾關系。似乎從那時候起,痛苦不在遠離神,而在遠離我周圍每個人,遠離城市的集體精神。雖然如此,每當在人群中、在船上、在橋上跟某個披白頭巾的老婦人迎面相遇,我仍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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