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家·在四個城市說朱向前

A 福州

世界很大,人事很多,因而文字和傳說的用途往往比我們想象的重要又大。1989年前,朱向前對我沒有具體的形象,只有一些散落的文字和傳說,有點像在歷史裏的一個人,一個影子,我知道他,關註他,但他感覺不到這些。第一次讀向前的作品是篇小說,叫《漂亮女兵》,發在哪裏沒印象,我是在《小說選刊》上看到的,落的是兩個人的名,向前在前,在後的是張聚寧。過去了那麽多年,我還清晰記得這麽多,只有兩種情況:一是這小說特別叫我心儀,有點一見鐘情的意思,二是作者與我有種超出普通讀者的關系。當時我對小說好壞的判斷力還十分差,前一種情況有點說不通,而後一種情況倒是勉強說得上。首先看作者簡歷,就讓我有種親近感,因為當時我們的部隊都在福州;其次是我部隊上有個戰友,跟向前似乎很熟,他大大咧咧談論向前往事軼聞的樣子,一下子讓我覺得向前離我是那麽近,我要認識他幾乎是件輕而易舉的事。這個感覺保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有一天我得知向前已經離開福建去了江西,才明白容易的事情已經被戰友的怠慢弄得十分困難了。幾年後,我也離開了福建,去了南京。離開的時間一年接著一年地增長,現在我和向前離開福州都已有十好幾年了,但我相信,在那個我們過去熟悉的城市的記憶中,對我的記憶或許早已煙消雲散,而對向前的可能在與日俱增。換句話說,同樣是離開,我的離開是消失,是人影同走,向前是人走,影子留在了那裏,而且隨著他日後身影的變大,影子也越發的大了。卡萊爾曾說過,人們都看重名人,經常把自己不多的珍貴情感獻給一個商標樣的名字,或者廣場上的一座銅像。卡萊爾還說,這是人類的一種病,其實對雙方都是不利的。我一方面相信這說法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又相信人總是生活在錯誤中的。有時候,我覺得人類對錯誤的需要要超過對正確的,從伊甸園的說法看,人類甚至是由於錯誤才開始生生不息的。

福州是我留下記憶最多的城市,有點初戀的意思,留下的每一個腳印都是真誠而刻骨銘心的,但不一定都是正確的。應該說,在那裏我和向前本來是最好相識的,機會很多,條件也很好。但有些事情就是這樣的,因為容易反而會變得困難,因為近反而會變得遠。在我老家,有一句專門針對這種現象的俗語,用土話說跟成語一樣精練又有音韻,但轉換到普通話體系裏,成語的感覺已蕩然不存,剩下的只是一點意思:住在碼頭邊的人是最容易搭乘不上輪船的。這句話就像一斷骨頭一樣醜陋,我簡直難以相信它是從我老家那句世代相襲而又妙不可言的俗語中變轉過來的。這也是我在文學之旅上的困難,我祖輩的智慧和精神難以順利地抵達大眾的心靈。幾年後,我在《青年文學》上看到向前一篇小說,也許是他最後一篇小說,標題記不全了,好像叫《地枯》什麽的,寫的是一個傻子抗日的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說極大程度地使用了土語。就文本而言,我相信這小說已寫到了極致,但就文學而言,我又感到它跟文學本質出現了某些背離。這篇小說對我的意義相當大,就在於它讓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危險和可憐的處境。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努力的事實上就是這回事:想讓文學回到我的老家去。但看了《地枯》後,我放棄了多年的努力,並相信這種放棄是絕對正確的。說真的,這小說讓我看到最多的是掙紮,寫作的掙紮,閱讀的掙紮,包括我長此掙紮下去可能有的最好的下場。顯然,《地枯》成了我照見向前的鏡子,也成了我照見自己未來的鏡子,那樣子讓我感到很不對頭,我也就有了止步回頭的願望。今天,我多少懂得了掙紮在文學中的地位和價值,也就是作家包括他創造的人物的內心是可以掙紮的,甚至掙紮得越充分越好,掙紮是表現,是挖掘,是伸展。但落成這一切的文字,語言,敘述,是不能掙紮的。敘述上的掙紮會讓閱讀者的心亂跳起來,人物和故事的鏡面也會由此四分五裂。可以說,《地枯》讓我提前幾年結束了疾病般的寫作。這時候,我尚未認識向前,但他比許多我認識的作家給我的還要多。這也應了一條文學定理:一個作家很難從另外一個作家身上或生活裏得到什麽,他只能從作品、從文學中去得到,而得到的方式又似乎是千變萬化的。

B 南京

南京是我心目中最排斥的城市。這跟城市本身的好壞無關,有關的是我個人一些特別的體驗,它更多的是來自命運和某些人造的不快的記憶。我先後三次進出南京城門,每一次都想永遠地留下來,但最後還是憤然而去。我剛到南京時,差不多是向前剛讀完軍藝並決定留校的時候。這也是他以一個評論家的姿態頻頻亮相的時候,人們也開始以一種以往少有的熱情談論他。開始我聽到的談論是褒貶不一的,褒的大致有這麽幾類:一說向前的評論比他的小說更出色,所以也更容易樹立起名聲;二說在評議莫言的所有文章中,向前的夾敘夾議的評論最到位,有開文學評論先氣的價值;又說向前小說、評論雙管齊下,足見他才藝之大,等等。貶的聲音也不小,有說向前的評論什麽也說明不了,只說明他無能當一個小說家;有說向前是靠吃莫言長大的,賺的是個近水樓台的便宜,沒什麽了不起的。

我是不太看文學評論的,看了也不懂,只是聽著這些不絕於耳的評論(關於一個文學評論家的評論)後,有些替向前(朋友的朋友)高興,覺得捧也好,打也罷,讓人紛紜只說明他已經浮出水來,是件好事,下一步只要保持勢力,不沈落下去就行了。慢慢地,原有的一些貶低的說法已經不攻自破,比如向前已不再專吃莫言,尤其軍旅作家兩大派現象的提出和詮釋,全然讓人感到一種新穎的刺激和恰切的睿智。這時候,貶的說聲音明顯變弱了,甚至不少作家開始主動把作品寄給向前,我因為是向前朋友的朋友,常有人來接近我,目的是想間接地接近向前。其實至此我跟向前的關系還是影子的關系,外面傳播的有關我跟向前的交情純屬徒有虛名。到了1989年,在我張羅上軍藝的時候,我遇到了一個對向前真正是知根知底的人,系向前的同鄉,又是向前妻子張聚寧在江大的同班同學。她以一種不容置疑的權威的口吻向我談起了向前夫婦某些不能言傳的秘密,說:寫作上張聚寧的才氣要遠蓋過向前,兩人先期合作的一系列小說多數是張主筆的,後來向前獨著的評論文章也離不開張精到的指點迷津,而張聚寧在仕途上的輝煌(三十來歲官至地區副專員)全憑仗向前父輩在當地盤根錯節的關系和余威。說者再三申明並列舉一大堆陳年往事來證明其言論的真實性,加上當時我對向前夫婦的陌生和無知,我確實有點半信半疑的。我幾乎就是帶著這份隱秘的疑慮前去軍藝做向前的學生的,時間是1989年夏天。

我從未在向前夫婦面前流露過我的疑慮,但正像詩人說的,隨著時間的流逝,疑慮變成了思想。當時間和交情攤給我足夠的證據證明“權威的說法”是無稽之談時,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的故人開始對我四處散布一些閃爍其詞的東西時,大概也就說明我已經活得挺精彩了。從對作品的刻薄挑剔,到對人身的紛紜亂言,這是一種境界,中間橫著一條鴻溝。誰想達到後一種境界,不但需要切實不凡又不懈的努力,還需要一些遠在星辰之外的運氣。


C 北京

軍藝是個讓人長翅膀的地方,許多人在這裏改變了命運,長出了巨大的翅膀,開始在我們頭頂呼嘯著飛來飛去。但對我來說,軍藝只是讓我多了幾個志趣相投的朋友,再加上了一點點艷情。我的成長機制始終比較緩慢,我的發動機是老式的,是用手搖發動的那種,預熱時間長,兩年時間似乎還不夠我預熱。眼看著同學中不少人展翅飛翔的樣子,我對自己並沒有太多的內疚,但對向前卻是有的,覺得有點辜負了他對我獨有的期望和親近。我為什麽說了一大堆福州和南京的事?因為當我第一次見到向前時,我便明顯地感覺到他對我(老師對學生)的熱情中夾雜著來自福州和南京的溫度,用現在的一句廣告詞說:朋友的朋友,是自己人。自己人總是有些私心私情的,但我緩慢的成長方式顯然無法給我們的私情加分。有時候,我甚至想沒有私情還好。

但向前似乎不是這樣想的,每一次,他以著文羅列名單或在家設宴款待等方式嘉獎他得意的學生時,我總是勉強地被夾在其中。這有些叫我尷尬,也有些滿足我的虛榮心。這也讓我產生了對向前最深的印象:友情在他心中是被放大的。生活中,向前總的說不是個爽朗的人,更不是那種見面就可熱乎的人。他身上有點兒教授式的矜持,沒有開懷的笑,沒有嬉戲之詞,尤其不善在人堆裏引人註目。這些都是在當下交際社會裏的弱點,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他的友情不會擴散到太多人的身上。也許是他心中的朋友太少,所以他對朋友總是尤為珍重,珍重得有點古典的意味,不求表面的鬧熱,但求心神的熾熱。在軍藝期間,我幾次註意到向前接待朋友的方式:邀到家中,一餐便飯,然後就是默默地下棋,或者靜靜地聊天,持續的時間常常是整天或整夜。下棋是種病,像吸毒一樣,到手了不放是可以理解的,兩個人聊天,你一言我一語,就像下棋一樣地聊,安安靜靜的,不談艷情女色,不插科打諢,啁啁啾啾個一天半夜,這在我看來不是在受罪,就是有強大的熱情在作支撐,像談戀愛。真正的聊天是不要熱情的,只要興致和趣味,幾個人聚在一起海闊天空地亂侃,打打罵罵,鬧鬧熱熱。這樣向前是不靈光的,往往幾個回合下來就索然了。這時候,你要麽放棄自己聊天的權利,光聽他說,要麽就請他先走,否則他會如坐針氈的。這就說到向前的又一個特點:擅長對話或發言,並不擅長聊天。

給我印象還深的是向前對衣著的考究,每次出門總是穿得筆挺,一塵不染的,步子邁得周正,像個公職人員。我不知他這是有意為之,還是習慣使然,但不管怎樣,我一向認為他這是有點錯誤理解了自己。如果穿著也是有文化的,那麽我認為他接受的不是一種先進的文化,起碼是一種缺乏個性化的文化。作為一個文人,個性上自由散漫一些是需要,也是象征,而穿著是體現個性最直接又簡單的東西,一目了然,不言而喻。向前的楚楚衣冠,常常讓初次見面的人對他敬而遠之,想象他內心一定有好幾把沒有打開的鎖。我至今記得第一次見面他穿的樣子,一件小開領襯衫,淺灰色,料子褲,上下都是挺拔的,黑色的皮鞋發著閃閃爍爍的光,想好點,像是從某幢大樓出來的,想壞一些,有點像個相親的人,站在我們中間一下把我們顯得吊兒郎當的。問題是這裏不是大樓,也不是相親的場所,所以出格的是他,不是我們。在這裏,吊兒郎當不是癟三,而是文人,是個性,是象征,是文化,是詩。雖然這一切他內部可能都有,但他的穿著把這一切都弄掉了,抹殺了。所以,在穿著問題上,我認為向前不是個成功的人。除此外,他似乎都是成功的,當老師也好,當評論家也好,當圍棋手也好,當朋友也好,當丈夫也好,當官也好。


D 成都

所有懶散的人都應該到成都來生活,因為這裏的人都懶散得像只貓。一轉眼,我在成都已居得十個年頭了,因為山高路遠,進出都意味著耗資巨大,所以從前的朋友少有往來,十年下來落得像個孤家寡人了,而且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就是成都的魅力,把你慢慢放倒,放倒得舒舒服服的,讓你放倒後再不想起來。我至今尚未有離開此地的念頭,恐怕也不再會有了。

作此文之前,我和向前通過一個電話,電話上他說起多年前的成都之行,說我是怎麽陪他的,去了哪裏,說得我一楞一楞的。我一邊嗯嗯地聽他說著,一邊搜索著自己的記憶,卻是一無所獲。我裝作與他共同回憶的樣子,但心裏卻是茫然得很,不知是他出了毛病,還是我。放下電話,我問黃尹,才肯定是我出了毛病。因為在成都我接待的人實在少,屈指可數的,所以老婆對向前的成都之行至今記憶猶新。後來,在一堆照片,還有何紅烈、王一兵等人(他們都參與了陪同工作)的幫助下,我斷斷續續想起了一些輪廓性的東西,比如去了哪裏,會了什麽人,但具體細節性的東西依然是一片空白,包括他兒子,我也是看了照片後才知道那次他也來了。這簡直是件奇怪的事情,陪了那麽多天,跑了那麽多地方,留了那麽多照片,居然就沒有留下一點記憶。這大概也給某些說我有夢遊病的人提供了上好的證據。雖然我難以否認生活中我時有“靈魂出竅”的現象,但這顯然不是夢遊。是什麽呢?這幾天,我一直在想。

我想到了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那一年我剛從西藏出來,身體狀況很差,經常頭昏,以至後來(向前走後不久)去醫院檢查,發現心臟有少量積液。由此我推測,在我去醫院檢查之前,心臟的積液可能不是少量,而是有一定的量。但我把當時所有不良感覺都誤以為是出藏後的低山反應,所以一直沒有去管它,慢慢地它可能也就自然地少了一些,變成了少量。這麽說來,我還真要感謝向前來成都來得正是時候,讓我及時擺脫了世俗的糾纏,松散了幾日,也許這在當時來說是十分必要的。這就是命,是緣,是說不清的東西。此外,我也想到了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我肯定沒有陪向前去幹些鬼鬼祟祟的事,肯定也沒有裝腔作勢地接待他,否則我肯定會有記憶的,畢竟我沒有病入膏肓,只是心臟有點積液。沒有記憶,只說明一切可能都是平平常常的,像對待一個普通朋友一樣的。這也意味著那時我跟向前的關系已達到了一定深度。朋友的深度。只有面對朋友,你才可以尋常得起來。

這些年,我跟向前幾乎斷了聯絡,但他的一些事情總是曲裏拐彎地為我所聞。對我沖動最大的是他當官了,而且越當越大,節節攀升的,有點官運亨通的意思。我不曉得他在官場的感受如何,是遊刃有余,還是捉襟見肘,是陶醉,還是厭惡,是想淺嘗輒止,還是想大幹一場。這似乎是他的秘密,我不知,也不想知。不過有一點我基本想得到,就是他的官路我想一定不是用錢財去買通的,也一定不是靠誠信去拜天拜地地求來的。既然不是這樣,那就是命,是運,是生活,是道路,是人生,是不可說。以我之見,當官是最世俗的事情,年輕時候是絕不能幹的,幹了也是得不償失的,年老了有機會就當,因為人老了本身就是個世俗。以我的愚見評審向前,他的官似乎是當早了一些。但既然這是命運裏的東西,又何謂早遲?命運是沒有早遲的,也沒有好壞,命運就是命運,是每一個白天和黑夜,是時間和空間中的你。

2002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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