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北京共識”還是“中國經驗”?(3)

回到中國來。中國1949年的時候城市人口只有幾千萬,50多年下來,已經是5億多,更清楚地說,這已經超過了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全部人口的總和,超過了歐洲的城市人口的總和!歐美花了兩三百年時間,其間還有那麼多的血腥(侵略,殖民,販奴,屠殺[印第安人等]),特別是戰爭(既包括兩次世界大戰![7]),才解決了世界上少數人的“城市化”或者“現代化”問題,我們怎麼重走西歐北美的道路呢?西歐北美的道路,暫且撇開道義不談,僅僅從可行性上說,究竟有多少“普世性”?當我們用從那里局部的經驗所形成的概念理論來講這兒發生的事的時候,是不是就有可能,問題不是出在經驗上、實踐上,而是出在理論上、概念上?為什麼我們總是懷疑自己身邊千百萬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而拜倒在各種洋的理論、概念、模式、公式、曲線、警戒線之下?我們今天有沒有可能再次回到當年《實踐論》和《改造我們的學習》所提出的問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教條主義必須少唱”?或者,就像歌德“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那句老話說的一樣,不是實踐本身錯了,而是那些理論有問題?也許,不是那些理論錯不錯的問題,而是滋生那些理論的經驗基礎和我們的現實實踐差得太遠,而這個現實實踐本身其實是完全可以產生出別的理論、別的概念、別的闡釋框架的?

所以,為什麼要提出“小康社會”的概念?“現代化”不就行了嗎?對於認識而言,特別有意思的是在話語上、概念上、認識上的轉換。最早我們是要建設“四個現代化”,那時候現代化是最大的合法性,它要解決晚清以後任人宰割的局面。現在我們提出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對“小康”的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先建設小康社會(所謂“初級現代化”),初級階段100年以後就可以是現代化社會(“高級現代化”)了;但是,是不是還可能有另外一個解釋,那就是:“小康”本身就是對“現代化”的替代(ALTERNATIVE),即不再是追求西方式的發展模式,不以破壞自然、損害他人為代價來搞“現代化”,而是從全面、協調、可持續的角度來建設小康?在小康之後(不只是時間之後,也是邏輯之後),也許不是“現代化”,而是別的什麼,例如,回到我們的老祖宗的說法,“小康”以後應該是“殷實”,然後是“大同”?

我們可以回到70年代後期的一個討論,鄧小平從75年主持工作開始,不斷地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要搞社會主義,但是不能通過貧窮來實現社會主義。仔細看,他只是說什麼不是社會主義,但還沒有說什麼是社會主義。當不斷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時候,有時給人的印象以為只要富裕就是社會主義。富裕的方式也有很多,社會主義應該是富裕的,但是資本主義也帶來部分人和部分地區的富裕,甚至整個西歐北美,乃至澳大利亞新西蘭,還有日本啊,南韓啊,也都是富裕的了,但是,那基本上是前面說的,用破壞自然和損害他人的代價來換取的富裕,顯然不是我們講的社會主義。其實,鄧在許多場合多次講過,中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 [8]

1989-1991年以後,幾乎所有的前社會主義國家都在經歷著“市場化轉型”,除了中國(和某種程度上越南)外,幾乎全都出現了貧困人口增加、人均預期壽命下降的痛苦,如果再把眼光放遠一點,也可以說,幾乎所有的工業化國家,再其工業化初期(所謂人均GDP800-1000期間),也都是GDP增加的同時貧困人口也是增加的。中國現在有很大的城鄉差別,其中即有歷史的原因,也有最近的發展帶來的後果,既有自然地理的根源,也有社會經濟結構不合理造成的結果。但是,無論是以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還是其在總人口中的相對數來看,中國的是獨樹一幟的,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個標志,也是“中國經驗”的一個表現吧。

 馬克思主義最經典的敘述是,資本主義使生產力高度發展,但是資本主義也帶來貧富差距、剝削、戰爭,它早晚要被社會主義取代。社會主義是使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同時,在社會關系里面形成一種“和諧”(逐漸消滅三大差別)。今天我們談構建和諧社會這個話題,一開始當然還是“小康”式的和諧,那麼,“大同”式的和諧是什麼?小康的和諧與老式的(英國西歐式的)現代化是什麼關系?可以不可以不用那種“工業化”(一方面對內剝削對外侵略,另一方面遠離自然破壞自然)的辦法來實現“小康”與“和諧‘?還有,它與中國老式的和諧(“老婆孩子熱炕頭”是一種小康,“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也是一種和諧)是什麼關系?我們今天說的“小康”和“和諧”,不是簡單回到陶淵明的遐想,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無疑社會主義按照它的實質就一定是和諧的,而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小康,至少是以合作為基礎的,在合作的基礎上來構建和諧社會;之所以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根據,就是前面提到的,走對內剝削壓迫、對外殖民侵略的道路已經不可能了,這也不只是個道德承諾的問題,而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calling),已經不可能走西歐北美之路了,與此同時,回到我們自己過去的“黃金時代”也不可能,詩經的時代,或者唐宋的時代,作為社會文化來講應該也是很輝煌的時代,即使是再輝煌的時代,我們也回不去了,所以今天不論是講小康社會還是講和諧社會,都是面向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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