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無論是盲目的第一階段,還是有了政治目標第二階段,造反運動的領導者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造反領導集團和全體造反活動參加者的利益。這些利益有時與某些階層或群體利益吻合,那是社會運動的結果,並非是造反者特別要作這些階層或群體的代表。當階級意識沒有進化到自覺階段時,不存在誰有意識地代表哪個群體利益的問題。在紛紜復雜的斗爭中,造反者不斷地變換口號和主張,但這些變化都是圍繞著他們的生存和利益的,不用說遊民非常短視,特別重視眼前利益(為了生存,他們不可能考慮更遠的東西,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是為史家們熱衷表彰的農民也不會遠離個人利益這個主題。這些我們將在以後還會加以說明。至於農民起義、農民戰爭是否推動了社會的進步,這需要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

一般說來,農民戰爭人為地中斷了經濟發展,持久的戰爭消滅了大量的人口,嚴重破壞了經濟中心的——大中城市,幾百年的經濟積累、文化積累毀於一旦,新的朝代開始後又得從頭開始,重建小農、重建宗法,經過幾十年、甚至百余年的發展與積累,逐漸與前朝差不多了,這時前朝所有的問題又發生了,社會腐敗、政治黑暗,貪官汙吏橫行於世。宗法解體,大量遊民出現,有更多少地的、貧困的農民掙扎在死亡線上。先是改革,擺不平利益,不行;再搞變法,統治者認為讓步太大,還是不行,於是,社會騷動,鎮壓,再鎮壓,終於有一天鎮壓不下去,出現了誰也不願意看到天下大亂。又是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殺來殺去,殺到人人疲倦,出現一個能夠統治天下的社會集團時,又開始了一個朝代。“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統治者都是新人了,但制度都是舊的(有的可能有了新名稱,我們從來不吝惜在名字上改革的),農民戰爭促使了新人上台,但在封建制度的傳承中起了修復作用。你說:它在歷史上起的是什麼作用呢?

 封建時代的上上下下把新的朝代的出現和新主登基,解釋作“奉天承運”“天命神受”。統治者坦坦然然地接受這些“順乎天應乎人”的,“革命”的原始意義也就在此。這是流行了幾千年的傳統解釋,它通俗易懂,易於為當時的大多數人所接受。不僅接受而且十分羨慕,並把這些編成故事、並在民間廣泛流傳,聽眾從他人的“發跡變泰”中獲得一點精神上愉悅,在社會動亂中,“洪武爺”馬上會成為效法對象,在改朝換代中起到推動作用。直到清末民初仍然如此。連阿Q也在幻想著為朱洪武裔孫崇禎帝穿著“白盔白甲”的革命黨們還要拉著阿Q一起去“他媽媽的反”呢!兩千年的老舊中國一直在“帝賊”交換中蹣跚而行。


3.淮右布衣


古代是很重視門閥的,直到近百年來仍然如此,四十年代末期北京著名“沈崇案”若不是是出自福建名門、是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楨的裔孫女,哪會引起那樣廣泛的各界的憤怒,連許多上層人士也捐了進來。1957年毛主席囑咐北京不要把梁思成劃為右派,後來就此事又問過北京領導,回答說,沒劃。毛主席滿意地說:“這就對了,梁任公的後代嘛!”這些都是門第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也許當事人沒有很明確地意識到這一點。

 據說朱元璋做了皇帝也為自己的出身發愁,有的文人暗示朱元璋應該與朱夫子接上關系。一次他接見一位朱姓縣教諭,問他是否是朱熹的後代,教諭回答說自己雖然仰慕朱子,但他不是自己的祖上,不能亂認。這對朱元璋刺激很大,心想連個小小的教諭都不肯亂認祖先,何況天子,於是打消以前的想法,坦然承認自己出身是“淮右小民”,更愛稱“淮右布衣”。“布衣”這個詞雖然是平民百姓的代名詞,但是這個詞塗有平民百姓的一種驕傲感。然而布衣原始意義是指沒有官職的士人。《晉書•諸葛長民傳》自稱願為“丹徒布衣”。唐代是士人極活躍的時期,許多士人以布衣自負,最典型的就是李白(林庚先生五十年代用“布衣感”分析唐代士人積極進取精神,受到批判),徐夤的“布衣空手取中原”,戴叔倫的“萬里江南一布衣”都給人展示了“布衣”不平凡的一面。所以朱元璋稱自己是“淮右布衣”不能說錯,但至少模糊了他這個根本沒有多少傳統文化教養的遊民與以擔荷傳統文化自命士人的界限。

朱元璋誕生的時候其父是位十分貧困的農民,老父連個象樣的名字也沒有,叫朱五四。朱五四一生從盱眙到濠州,遷徙四次,他的上代就脫離了宗族所在句容(今屬江蘇)朱家巷。可見朱元璋的父祖輩就已經脫離了當時的主流社會、即宗法網絡了,然而尚未成為遊蕩於城鄉之間的遊民(這種遊民才有更豐富的閱歷),因為他們只是在農村之間輾轉,租種土地,以農為生,沒有流入城市。至正四年(1344),天災流行,淮河流域一帶也遭到旱災、蝗災和瘟疫的禍害。朱元璋的父母和長兄皆病餓而死,一家陷入了沒吃沒喝、沒有錢埋葬逝去親人的困境。他親自撰寫(最初命文臣危素撰寫,危素的文章,詞藻有余,情感不足,於是朱元璋寫下這段血淚淋漓的文字)的《皇陵碑》痛陳這段苦難的經歷:

俄而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漿。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予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雲此去,各度兇荒。兄為我哭,為我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兄腸。兄弟異路,哀動遙蒼。

 (《全明文》卷12)

父母、兄長死了,沒有棺槨,沒有葬地,嫂子攜侄而去,旱災、蝗災聯翩而至,兄弟之間,水也幫不了誰,只能各自逃生。從這段自述中可見他們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遇到困難,很少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從而養成了他們習慣於依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存和求發展。朱元璋自就小為地主放牛,受過各種艱難困苦的考驗,勇於任事,敢作敢當。另外,他的外祖父陳公也是個有過遊民經歷的人,南宋末年當過南宋愛國將領張世傑的親兵,宋滅亡後,以作巫師、畫符念咒、看風水、合年庚八字為生。這種獨特經歷和思想意識直接或間接也會對朱元璋產生影響。因此,當生活把朱元璋推上遊民(當遊方和尚)生活路途時,他除了感到淒涼悲哀外,沒有表現出特別慌遽。這顯然是與他的個人經歷與家庭影響密切相關的。 

居未兩月,寺主封倉。眾各為計,雲水飄揚。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一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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