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松建·“亞洲的滋味”——梁秉鈞的食饌詩學及其文化政治(3)

飲食文化、離散經驗與身份認同的關系,在名詩《帶一枚苦瓜旅行》中得到表現。這首詩充滿豐饒的想象和深刻的思考,它制造了三個人格面具——身在異國的香港人“我”,台灣友人“你”,經歷跨國旅行的“它”(苦瓜)——,設置三個戲劇性場景:“你”乘坐飛機到香港帶來苦瓜,“我”又攜帶苦瓜到了柏林,“我”獨自面對苦瓜時的想象和獨白。在詩的開篇,寫“我”食用了友人帶來的苦瓜,嘗到甜中帶苦,感念友人的善意;然後以生動幽默的筆觸,描畫苦瓜的旅心,接下來描寫這枚“跨越兩地不同的氣候和人情的”苦瓜的形貌和身世,想象其在旅途當中經歷的窘境——

 

你讓我看見它跟別人不一樣的顏色/是從那樣的氣候、土壤和品種/窮人家的孩子長成了碧玉的身體/令人舒懷的好個性、一種溫和的白/並沒有閃亮,卻好似有種內在的光芒/當我帶著這枚白色的苦瓜乘坐飛機/來到異地、踏上異鄉的泥土/我才想到問可曾有人在海關盤問你:/為什麽不是像大家那樣是綠色的?/仔細檢視它曖昧的護照,等著翻出麻煩/無辜的初來者背著沈重的過去靜候著/它還是那令人舒懷的好個性,收起酸澀/平和地諒解因工作辛勞而變得陰郁/兩眼無神且苦著臉孔的移民局官員

 

有人指出,梁氏“借著對一枚在旅途中得到的苦瓜的溫柔描繪,引領我們反思人際關系的脆弱,種種分離與團聚,以及為了再遇而必須跨越的界限。” 顯然是皮相之見。還有人發現,此詩回響著類似余光中《白玉苦瓜》的“國家政治情結”以及“國家機器對抗造成的愛國尋根之情”——言之有理,惜乎未有深入。 準確地說,台灣的白玉苦瓜形貌獨特,與大陸的苦瓜迥然不同,這隱喻的是1949年大陸變色,大批中國人移居台灣,兩岸分治,形塑不同身份認同。“白玉苦瓜”由於氣候、環境、水土的原因,長成獨特的白色,不同於常見的綠色,這種獨特的形象遭到外人的普遍誤解。

顯然,這不但隱喻台灣地區的特殊身份及其與中國內地的差異,還暗示著兩者因為具有相似性——“中華民國”的英文是R.O.C.,“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英文是P. R. C.,兩者的拼寫近似——而在國際社會遭遇到的尷尬與麻煩(“曖昧的護照,等著翻出麻煩”)。

這首詩寫於1998年6月的柏林。當時,蘇聯和東歐劇變,東西德已經統一,冷戰的大幕至此落下,香港終結了英國殖民管控而回歸中國大陸,瞻望“九七”之後的情景,港人感到焦慮不安。那麽,台灣的前途又會怎樣呢?這個島嶼經過清廷割台、日據時期、國民政府接管、本土派崛起,真是歷盡滄桑(“背著沈重的過去”),目前它該如何擺放自己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呢?梁氏由白玉苦瓜憶念台灣友人,不禁感慨欷歔,同病相憐了。接下來,詩人對於白玉苦瓜之身世與心態,展開一連串充滿憐愛的質詢——

 

我吃過苦瓜才上飛機/為什麽它又長途跋涉來到我的桌上/是它想跟我說別離之苦?失意之苦?/它的身體長出了腫瘤?它的臉孔/在孤獨中長出了皺紋了?/老是睡得不好,老在淩晨時分醒來/睜著眼睛等到天亮?在那水紋一樣的/沈默里,它說的是疾病之苦?/是沒法把破碎的歷史拼成完整?/是被陌生人誤解了,被錯置/在一個敵意的世界之苦?

 

這段內心獨白,移情體驗苦瓜的種種複雜已極的感受:別離、失意、孤獨、沈默,甚至失眠、衰老和疾病,這象征的是離散族群的痛苦與無奈,他們被迫放逐原鄉,永絕家園,無力把“歷史的碎片”拚湊成完整的文化寓言,而且處處遭到陌生人的誤解,被錯置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上,需要重塑身份認同。在這首詩的結尾,“我”擺放杯盞,隔著汪洋大海,默默寄語台灣友人:面對人世間的種種缺憾,“白玉苦瓜”就像一位超然物外的智慧老人,它洞若觀火,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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