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傑 王曉蕾:記憶·文本·性別——以20世紀30年代賽金花為中心 (一)

歷史是現實與過去的動態性交匯。在民族危機深重的20世紀30年代,具有不同訴求的人群究竟是如何通過書寫、口述等方式生產文本、構建集體記憶、凸顯女性與戰爭這一主題的?所謂集體記憶包含兩方面的內容:其一,社會性記憶即個人的記憶會受到各種社會力量的制約;其二,以社會為單位的記憶,社會成員所擁有的集體記憶不但定義著過去,還啟發並表達著他們的觀念與情感,體現著社會普遍的價值觀念,其產生的文化象征意義也是不容忽視的。為此,筆者擬以賽金花為研究對象加以探討。一方面,作為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青樓女子,賽金花早年曾以公使夫人的身份跟隨丈夫、狀元洪鈞一同出訪歐洲列國,贏得“東方之美人”①的聲譽。八國聯軍侵華時期,賽金花利用聯軍統帥瓦德西再度登上外交舞台。她的人生軌跡起伏較大,主體身份幾經變化,頗有幾分戲劇性。另一方面,她個人生命歷史中的某些細節尚存不確定性,並引來一些爭議,為不同言說主體之間的交鋒提供了各種想象的空間。

這一時期,圍繞賽金花所形成的文本包括賽金花的自我言說與他者的言說。而以往的賽金花研究大多采用20世紀30年代以前依男性視角所形成的文本。如胡纓在《翻譯的傳說:中國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1]的第一章中,就以曾樸創作的小說《孽海花》為主體資料,重新審視賽金花的外交活動。然而,對於賽金花身上所折射出的文化象征意義,目前學界尚無專門文章做深入的分析,對於文本所呈現出來的集體記憶更缺少性別分析。

為此,筆者擬引入新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展開論述。但是新歷史主義將歷史等同於文本的觀點,卻是筆者不能完全讚同的。這是因為歷史並不是虛無的,也不是可以隨意闡釋的,而是一種先於文本的存在。盡管如此,筆者仍要借鑒新歷史主義的某些理論方法,源於人們碰觸的歷史似乎只能是文本所顯示的過去,而不是如實的過去[2](P158)。文本不僅是歷史語境的具體產物,也同樣充分地表達著作者的主觀意圖。同一時期或不同時代、不同作者或同一作者對於同一歷史事件、人物的看法並不相同,這也是具有深層次原因的。故而新歷史主義者所采用的文本解讀等方法,可以幫助筆者在研究中充分把握不同書寫主體的差異性,從而更好地挖掘和闡釋其背後所隱藏的意義。

 

 

20世紀30年代,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在國家民族危機的語境下,救國故事所具有的豐富價值更容易在女性身上顯現出來,並引起社會的普遍關註。由於賽金花超越了通常意義上的女性社會定位,兩度在中外交往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其人生經歷充滿了戲劇性的變化。因此,闡釋賽金花個人的生命歷史,可使人們對“女性與戰爭”的主題予以更多的思考,從而滿足集體記憶形成中必不可少的社會性需要。

賽金花初名傅彩雲,江蘇鹽城人(一說為安徽人),約生於1872年。幼年被賣到蘇州的所謂“花船”上為妓,1887年,她邂逅了回鄉守孝的狀元洪鈞。洪鈞對其一見傾心,遂納為妾。

此時,恰逢洪鈞奉清政府委派出使歐洲。而他的原配夫人卻不願同往,並將誥命服飾借給賽金花,由她陪同洪鈞出洋。或許洪鈞夫人意在遵循中國傳統的性別制度,恪守內外之別,維護女性的傳統形象。然而她的這一舉動,恰好為賽金花在國際舞台上一展風采、揚名海外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披著孔雀毛的圍巾,穿著二十四條飄帶的六幅湘綾裙,每條帶都懸住一個小銀鈴,走起路來銀鈴釘鐺地響得雅致有趣,而且還要斯斯文文的小步小步走,響動便應著拍節響動,走快了鈴響便亂,那就失體統了。還有那雙宮鞋的後跟,鐫成凹形的花樣,裏面蒙著布包的粉,在那打掃得一塵不染在恭候我光臨的宏麗大廳上,步履過處,廳上留下一個一個的鞋底粉印,真是步步生花。那是多麽華貴啊![3](P70)

賽金花在日後的口述中為什麽會將敘述的重點放在自己的服飾,特別是在外國“宏麗大廳”行走的步履上?這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社會,服飾一直是社會等級的標志和象征。賽金花的一舉手一投足象征著其身份的變化,從妓搖身一變為使節夫人,而且跨越國界,受到國際目光的關註,甚至成為日後品味和言說的資本。

另外一個讓賽金花印象深刻的是到達歐洲之後,洪鈞仍然對她進行了嚴格的約束和勸誡:“洪先生是最反對外國禮節的,常說他們野蠻,不可仿習。”[4](P13)從表面上看,洪鈞的這一言論只是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幫助身處西方的她明了行為舉止的分寸把握。但從更深層次來看,他的這種做法是源於其對西方世界的認識並沒有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轉變,而是堅持認為:“臣綜攬大勢,西方兵氣消弭,為難民困輸,將莫能安業,迫出而一戰,實在意料之中……勢必歐洲鼎沸,群起爭鋒。中國此時大可為局外之觀。”[5]在歐洲,洪鈞近距離觀察和了解了西方事物,直接感受到來自外國的歧視與威脅,因此真切體會到中國在世界上所處的實際地位。此時他所面對的世界,不再有依托母國文化所帶來的那種熟悉的舒適感,而是通過來自西方社會居高臨下的審視展現開來的。這使他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迷失和焦慮[1](P26)。為了克服這種情緒,惟有堅守自身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因此,洪鈞對賽金花的道德期待較之在國內時會更高。然而在正式的外交場合,他又不得不按照國際通行的外交慣例,允許賽金花在現場。

德皇同皇後,我都見過幾次。覲見時,我穿中服行西禮,鞠躬和握手,有時候也吻吻手。時候通常在晚間,那時宮裏沒有電燈,全點蠟燭。有名的俾斯麥宰相,我也見過,是一位精神矍鑠的老翁。[4](P13)

盡管賽金花在外交場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些約束,但她仍然以得體的舉止和迷人的風度征服了西方社會。於是,她成為具有某種象征意義的性別符號,在西方外交舞台上展示著中國女性的形象,盡管只是一個配角。然而,賽金花在社會身份發生巨大改變的同時,仍未擺脫被約束、凝視、鑒賞的命運。在西方人的眼中,這位東方美人的特殊性恰好在於其恪守“男女之別”等傳統性別規範,忠誠於東方社會的禮教秩序。他們之中的某些人甚至有意無意地諷刺她身上所體現出來的異域文化,進而強化西方與東方、先進與落後、文明與野蠻的區別。

然而,在家庭空間內,賽金花卻可以比較自由地同西方人交往。由於賽金花和洪鈞在歐洲安頓下來之後,家裏的幫手不夠,遂不得不雇傭幾位洋丫環照顧他們的生活。其中一位“女陪伴”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西方女性:

我請的這個女陪伴,沒有什麽事叫她做,除了早晨給我梳梳頭,整日價便陪著我閑玩。我的德國話就是從她學會的。[4](P12)

在傳統中國社會中,有錢人家都要雇用侍女。女主人對於承擔各種家庭勞動的侍女和管家多會吆五喝六地吩咐、使喚,很少平等交往。可是到了歐洲,生活環境的陌生、語言的不通迫使賽金花除了作為女主人接受洋人提供的服務外,還轉換身份向“女陪伴”學習德語。此時,歐洲的生活已經使她初步認識到語言在中外交往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通過語言的學習,她能夠在特殊的機緣下了解西方世界,從而更好地認識和理解周圍的世界。

19世紀90年代初,賽金花隨洪鈞歸國。此後,她曾經獲得的權力再次被剝奪,其身份也只是大家庭中一個微不足道的成員,受到固有的性別觀念和制度的限制。不久洪鈞病死,她在家庭財產爭奪中又處於不利境地,失去生活依靠,遂重操舊業。

盡管離開了洪家,但在這段婚姻中所獲取的社會資源和經歷,使賽金花聲名遠播,並在特殊的時期被推到歷史的前台。1900年8月,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四處燒殺搶掠,致使生靈塗炭:“居人盈衢塞巷,夫呼其子,妻號其夫,闔城痛哭,慘不忍聞。逃者半,死者半,並守城之兵,死者山積。”[6](P255)德國軍隊更以公使克林德在中國遇刺為借口,瘋狂報覆,無惡不作。某晚,他們竟然闖入了賽金花在北京的住所:

這時南城的洋兵很多,最無紀律,整日價在外邊吃酒尋樂,胡作非為。有一天晚上,聽見外面一陣格登登的皮鞋響聲,一直往裏院去了,工夫不大,又走出來,站在我們房前敲門,我怎敢給開呀?他們見不開門,就用腳猛踹,我看這情形不好,不開門是不行,便忙著答了聲,把洋蠟點著,開開門讓他們進來。原來是幾個德國的小軍官,他們的舉動先是很不禮貌;後來見我能說德國話,又向他們問德國的某官某先生,他們不知我有多大來歷,便對我顯出了很恭敬的樣子。[4](P38)

她用德語向侵略者——德國的小軍官說明了自己的身世,並借機和時任八國聯軍統帥的瓦德西扯上了關系。這又從一個側面說明戰爭是通過暴力手段對原有社會秩序進行顛覆、修正與調適的過程,不僅改變著民族的命運,而且對戰前中國固有的性別關系造成了巨大沖擊;而女性“熱愛和平”的天性和生命歷程也被扭曲和變形,迫使她們在更加覆雜多變的性別關系中做出調整。事實證明,她們並非一味地被動接受和忍讓,也會依靠既有的經驗和能力,力所能及地反轉在男權社會的某種權力關系中。在戰爭中,賽金花就是利用語言的優勢和有過國際交往的背景,建立起一個溝通外國侵略者——德軍乃至八國聯軍、處於被動挨打地位的中國達官顯貴、一夜暴富的商人的人際關系網絡,從男性主宰的公共領域中獲得權力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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