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例子題材相近,皆是寫“名”、“實”問題,批評名實不符的社會現象。前者態度較為溫和、含蓄,並且從哲學高度批評了名詞崇拜癥患者在追逐美名的同時,失去了物的“本真”。而後者態度較為尖刻,對於那些仰承上級鼻息的人們的醜陋,批評也很尖銳。因此,前者近於幽默,後者近於諷刺。

當然,在具體的藝術實踐中這些相近的範疇還是很難分清的。 互相比較時還都屬於朦朧概念。一般說來,如果做到詼諧重內容,寬廣避膚淺;諷刺磨而鈍, 去其酸與刺;機智富情趣,遠離油滑調。那麽雖非有意追求幽默而離幽默不遠矣。幽默, 特別是對人生來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古代的中國是否有幽默存在呢?傳統的中國人是否有幽默感呢?這又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林語堂對這些是肯定的。他說:“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 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文字出現。 ”(《論幽默》)基於這種認識他認為中國的幽默源遠流長,“中國人人都有自己的幽默”。魯迅的見解與此針鋒相對,他說:“我們有唐伯虎、有徐文長,還有最有名的金聖嘆……和‘幽默’是並無瓜葛的。 ”因為“皇帝不肯笑,奴隸不準笑的。他們會笑,就怕他們也會哭、會想、會鬧起來”。“這可見幽默在中國是不會有的”。魯迅所說是封建專制主義社會的總體情況, 也是有道理的。因為專制主義是反人性的。而幽默是從人性中引申出來的。 幽默要有兩大支柱:一是文明,一是民主,缺一不可,而這兩者都是與封建專制主義水火不相容的。

我們不妨看一看西安臨潼出土的秦兵馬俑。那些披掛齊整,全副武裝的將士,作為戰斗群體確實是威風凜凜、勢不可當的;可是作為個人,它們個個面孔嚴肅,目光呆滯,毫無喜怒哀樂的表情,可以說沒有個性,哪里來的幽默呢? 它們正體現了秦始皇統治的威嚴、殘酷。他把治下的百姓整治成為毫無靈性的“一段呆木頭”。 魯迅也說:“專制使人變成死相。”秦兵馬俑就是個很好的樣板。因此,封建社會里,從整體上來看,國人是嚴肅有余,幽默不足的。正人君子,不茍言笑;斗筲小人,不敢言笑;上人下人之際不會笑;男女之間不能笑。宋代詩人陳師道有句雲“不惜卷簾通一笑,怕 君著眼未分明”,雖有寄托,亦不免被道學家責為輕薄。 倒是陳後主之妹樂昌公主亡國之後,沒入豪門,得見到前夫徐德言所寫的兩句詩頗能反映專制下知識階層的心態,“啼笑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這是受到文明熏陶的士大夫的心態, 至於廣大勞苦民 眾連“啼笑”的能力也被剝奪了,他們過的是“辛苦麻木”的生活。


這僅是問題的一面,當然是主流的一面。中國封建社會長達兩三千年,各個時期 專制程度是大不相同的,因而人們的心態也就大有區別。 一是封建社會上升時期與沒落時期不同,魯迅也說過遙想漢唐時期的閎放就與宋以後國粹氣味熏人大不相同;其 次,國家的統一與分裂、 皇帝的材質的高低及其信仰何種學說以及統治集團的腐敗程度都對一個時代的政治氣候有所影響, 而政治氣候的嚴酷還是寬松都是直接影響當時人們心態的。例如先秦時期封建統一專制的國家還沒有建立。只是分裂諸多大小諸侯國,除了一些暴君統治的國家外大多諸侯國的統治較為寬松。我們還可以從《詩經》《國風》中的一些篇章中可以想見當時青年男女嘻笑戲謔的情景。於是就有《衛風• 淇奧》中的“善戲謔兮,不為虐兮”的名句。這種相對寬松的政治氣候與社會氛圍給幽默以滋生、成長的空間。不僅先秦、漢、唐期間也有過統治相對較為寬松時期。

另外,專制社會中人與人之間不單純是君臣父子與上下之間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 五倫之中還有平等或接近平等的夫婦、朋友、師友、兄弟之間的關系。統治與被統治之間很難以幽默溝通,而平等或接近平等的人們之間則較宜於以幽默交流,這主要取決與交流主體的文明程度與時代氛圍。即使政治氣候比較嚴酷,如果主體胸襟開闊。氣度超脫,其幽默仍不可滅。北宋蘇東坡因詩文觸時忌而被迫害,朝廷派欽差到湖州 拘捕他,一家人非常緊張。妻子王氏哭得死去活來。東坡十分鎮定,給她講了一個故事:宋真宗時有個隱士叫楊樸,能作詩。真宗召見他,問他能否作詩?楊說不能。真宗問:“臨行有人作詩送行否?”楊說只有老妻作了一首七絕:


且休落托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

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意為今後被官里捉去,再不要貪酒吟詩,否則要把老腦殼葬送掉的。真宗聽了大笑,把他放回家。 講完這個故事就風趣地說:“你難道不能象楊處士妻那樣作一首詩為我 送行嗎?”這句話把王氏也逗笑了。可見幽默沒有完全因為專制而絕跡,幽默還是與 一個人的主觀世界,也就是他的學養、閱歷有著深刻的聯系。

先秦是中國知識階層最活躍時期,也是幽默及幽默文學大放光芒時期。那時的許多學者都有幽默感,特別是各個學派的領袖都是極富幽默感的人。 被後人奉為“大成 至聖先師”的孔子並不象電視劇所演的那樣永遠板著臉“作思考重大問題狀”。我們從《論語》及其他有關記載看,他是一位極有風趣,並具一定平等精神的學者。林語堂說:“當今世人只認孔子做聖人,

不讓孔子做人,不許以有人之常情。 ”又說:“孔夫子一多情人也,有笑、有怒、有喜、有憎,好樂好歌,甚至好哭, 皆是一位活靈活現人的表記。”(見《思孔子》)《論語》所記多是孔子雍融、和易、幽默的一面。孔子與學生交流過程中也很少有居高臨下,盲目維護師道尊嚴的一面。 例如有次他帶著學生從武城經過。其時孔子弟子言偃在武城推廣禮樂教化。 他莞爾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有嘲笑言偃小題大作之意,言偃聽了反駁說:“君子學道則愛人。”意為:自己學習儒道就是推行禮樂以愛人,難道僅因為治理的地方小就不奉行此道了嗎?孔子並不固執己見,也沒感到傷了面子。他說:“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無論從前面所說“錯話”,還是從後來的更正, 都可以看出孔子為人的豁達坦蕩和他在與學生溝通時的幽默態度。在回答學生問題時他也常常表現出寬厚、 機智和詼諧,極有幽默感。例如子路問事鬼神,孔子回答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死”,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對子路的提問有所不滿,但不正面批評他,而 是溫和地加以引導,可見孔子心地寬厚。其他如老子、晏嬰、莊子、孟子、荀子無不具有幽默感。他們也寫過許多幽默故事。 甚至看來刻酷寡恩的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在其著作《韓非子》中也講了許多幽默而令人深思的寓言,例如為大家所熟知的:“鄭人買履”、“守株待兔”、“濫竽充數”、“鄭人爭年”、“卜妻為褲”、 “矛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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