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芷凡·說故事的人:《老鷹,再見》的文化詩學與文化翻譯(2)

然而,當口頭敘述的內容,以書寫形式展現時;當口傳的情境,置身於文壇以及閱讀市場中,神話便在口述、文字書寫的雙重運作下,形構了不同層次的面貌。如何書寫文本和如何講好一個故事,對台灣原住民作家而言,更是一體兩面的挑戰。當代台灣原住民族以書寫、影像、藝術創作,逐漸回答了「我是誰」這個問題,然而,「要回答哪一個名字?」亦或是「要以什麼樣的形式回答?」這些觀察,對創作者、讀者、評論者來說都會是一個有趣的思考點。

眾多名字的背後,帶出了紛紜的應答系譜,選擇哪一種姿態書寫與表現,不僅反映內在的文化思想、個人情境、接受層次等面向,更突顯了一種「對外關係」的思考,因此, 筆者認為,作品中口傳神話的敘寫與詮釋,不僅是回歸文化,亦為原住民作家處理「對外關係」的途徑之一。

對排灣族伊苞來說,如何講好一個在藏西轉山的故事、如何書寫《老鷹,再見》,以及如何編導「祭.遙」,除了是自身體悟,還是她以族群身份對外界的種種回應。該書紀錄伊苞,一個排灣女子到藏西轉山的歷程,實寫旅遊札記,卻在其中細密地敘述、回憶屏東原鄉的部落。這一段從尼泊爾到藏西轉山的路徑,是伊苞「領受了土地的祝福和巫師的眷顧,我要開墾我的生命,放自己流浪1」的深刻體驗。

放自己流浪,原本欲求在異地的領悟,然而, 父母的吟唱、巫師的禱詞,卻不時地從遙遠的故鄉呼喚異國遊子的靈魂,讓她從中確認排灣族的身份認同。《老鷹,再見》文中以穿插的方式,一方面敘述了藏西轉山的儀式信仰,也透過記憶中巫師、耆老的話語,展現排灣族的神話思維與生活方式,西藏、排灣兩種文化在其中匯聚,創作形式所引發的「對外關係」思考,展現了伊苞創作的特殊性。

 

有關《老鷹,再見》一書的特殊性,論者從幾個面向思考,諸如旅行文學的出走與歸返2,或是以空間、靈性傳統加以探討3,著重於歸返的排灣原鄉,以及青山部落(Tuvasavasai) 的空間思維和傳統文化,這些面向,的確是伊苞書寫的內在依據,然而,筆者進一步思索伊苞的話語:「我會來西藏,最大的因素是跟神話有關。

我在神話中長大,我一直相信著,神話是人類最原始的智慧。」行旅地點「西藏」的選取,來自於對該地神話氛圍的觸動,而伊苞在《老鷹,再見》的思維,流轉於西藏與部落,而往往是藏族的傳統信仰,進一步勾動了排灣族靈性傳統的記憶。因此,如何深化「西藏」、「部落」兩個空間的交會,亦或是重新思考《老鷹,再見》的神話記憶與文化意義,是本文所關注的面向。筆者欲借重文化詩學的論述,觀察文本中所記憶的原鄉版圖,如何透過排灣族與藏族文化的疊合,在伊苞的創作中成為重要養料,探討《老鷹,再見》神話、口述傳統的文本訊息,藉此思考原住民女性書寫的文化翻譯視角。

 

一、文化詩學與文化—鄉愁---詩學

 

1986 年Stephen Greenblatt 發表一場「走向文化詩學」(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的演講,此次演講內容除了將「新歷史主義」更名為「文化詩學」, 亦強調文化詩學「是一種實踐,而不是一種學說」的觀點,從中突顯了學術關懷。Louis A. Montrose進一步闡述了文化詩學的思辯歷程:「文化詩學…實際上是位移了互文性的中軸,即以文化系統的共時性文本,取代那自足的文學史之歷時性文本4。」重視文學作品所產生的文化脈絡,著重研究的是共性—社會、文化系統中的文學,考察一定時代的文學和它同時期的文化系譜。此說法批評了二十世紀中期歐美文壇主流的形式主義文論,移動了文學美學的評判標準。 

文化詩學的思考,對當時英美新批評的論述,的確產生衝擊,一旦作品與其間文化脈絡產生交集,多重學科的關照,使得文化詩學論者所理解的歷史觀,從單數的歷史變成了複數的歷史(from History to histories),存在著異質、矛盾、分裂和差異等種種面貌。這番思考,與「後」思維的運作,有某種程度上的相似。以台灣的文學場域而言,歷經解嚴,以及政經社會的變動,伴隨後現代、後殖民思潮的引入,「台灣」成為一個百家爭鳴、眾聲喧嘩的論述場域。因此,有關八O年代以降的台灣文學,該歸屬於後現代思維,或是後殖民批判視角,亦是一個無法被簡單歸類、化約的問題5。劉亮雅表示,觀察解嚴之後的台灣文學,不管是在文化思想、作品的主題意識、美學觀等三個層面上,均展現了後現代與後殖民並置、角力與混雜的狀況6。兩種思維被放置在什麼樣的策略性位置?互補與頡頏之間,卻都展現了各自的「複數」歷史,而這複數歷史的建構與認定,來自於文化詩學的研究路徑,「鄉愁」這個主題,便是形構複數歷史的重要面貌,本小節文化詩學與文化—鄉愁---詩學,便是以此觀察《老鷹,再見》的起點。 

當下時空、視角的選取,形成了複數的歷史詮釋,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對原鄉的關注,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中發展而來。「鄉愁」是一種抽象的情感,卻與具體的歷史記憶、空間地理形成繁複的關係,而當代台灣原住民鄉愁主題的內在結構,源於部落時空的失落。戰後,國民政府以漢人中心為本位,大力推行姓名改正、平地化等制度,這些政策與法規,一再更替了原住民族的地理空間與歷史記憶,讓原住民族陷入了認同的危機。一九八O年以降的原住民運動,族群文化的復振帶來契機,原住民族不斷地重新自我定位,以尋求自己「真正的名字」。追尋真正姓名的過程中,族人體會到部落文化、空間的失落,產生了踏在自己土地上的鄉愁,一如林志興歌詞「鄉愁,不是在別後才湧起的嗎7?」,這個詰問, 進一步讓鄉愁思維承載原住民族對自我身份的思考。

1 達德拉凡‧伊苞(2004)<藏西       部落>《老鷹,再見》台北:大塊文化。頁 26。

2 紀心怡(2007)<出走是為了返家:論《老鷹,再見》中旅行書寫的意涵>《文學台灣》63 期, 高雄:文學台灣雜誌社。頁 244-269。

3 徐國明(2007)<一種餵養記憶的方式:析論達德拉瓦.伊苞書寫中的空間隱喻與靈性傳統>《台灣文學研究學報》4 期,台南:國家文學館籌備處,頁 167-188。

4 Louis A. Montrose” Professing the Renaissanc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 The New Historicism, p.18-19.中文相關討論,可見劉慶璋(2004)<評美國學人的文化詩學論>收錄於胡金望主編《文化詩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頁 171-185。

5 若將解嚴以來的台灣文學視為「後現代與後殖民時期」,則需查考陳芳明和陳映真在《聯合文學》雜誌上的相關論戰,以及呂正惠<七、八O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源流與變遷>、<戰後台灣知識份子與台灣文學>等相關討論。

6 劉亮雅(2006)<文化翻譯:後現代、後殖民與解嚴以來的台灣文學>《中外文學》34 卷 10 期, 台北:台大外文系,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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