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煒《走進耶魯》海國觀想 (1)

程堅甫:中國當代農民中的古典詩人

——一個被沈埋的詩人和一個被沈埋的詩道


“逢人說項斯”

此文的寫作,有一個故事套故事的緣起。

旅居舊金山的散文家劉荒田兄,傳來一篇他記寫廣東故鄉台山一位已故老詩人程堅甫的詩詞創作和人生故事的文字。一讀之下,大驚失色:程堅甫何許人也?詩風沈郁,筆力遒勁,直見性命,劈面驚人。聞所未聞,卻又是一個“甫”——原來是一個真正躬耕鄉野並終老荒村的農民詩人。其詩其人,行狀風格,確乎逼肖大歷夔州時期的杜甫——簡直就是中國農民中的“當世老杜”呀!

從文中悉知,令人感佩的是,發現、整理並多次自資印行程堅甫詩作的,是一位今年已年過八十、旅居美國的華僑老詩人陳中美。陳老先生自1995年起經常歸返故鄉廣東台山組織詩社活動,有“明園玉樓詠詩會”定時雅集,吟誦詩詞,刊發詩作。因緣際會,他於偶然間發現程堅甫遺稿《不磷室詩存>,以後又陸續發現了程堅甫的其他篇什遺稿,為程詩所達到的超拔水平震驚不已。陳中美先生於是不顧年邁,大洋兩岸往覆奔走,潛心搜集、整理程詩,自資編印了程與另一位台山詩人合集的《洗布山詩存》。

程堅甫詩因《洗布山詩存》而小範圍地流傳海外,引起台灣旅美老一輩“祭酒級”散文大家王鼎鈞——人稱“鼎公”的激賞。他先後在海外、中國台灣發表了《慕舊驚新讀殘篇》長文,從程詩的意境、意象到音節,逐聯逐句地加以行家的賞析,讚曰:“了不起的好!”“朝露初凝,新桐乍引”,程堅甫乃律詩一代傳人,“律詩這種文學形式,自經唐宋大家締造以來,伏脈萬裏,蟄龍不死,筆者也在此向他的生命力致敬!”因王鼎鈞之文,程堅甫詩又引起台灣讀者的矚目,並合作捐資在台山石窟詩林刻制程堅甫詩碑。自此,程堅甫詩名漸為台山當地鄉老所重,甚至發生過一位耆老在“明園玉樓詠詩會”上吟誦紀念程堅甫的詩詞後,因情緒激動而倒地身亡的感人奇事。粵中旅美文化人於是集資為無子嗣而晚景淒涼的程堅甫重修墓園、墓碑和建立詩碑。這就引出了劉荒田文中提及的他與陳中美先生自美結伴返鄉,為程堅甫掃墓的紀行感懷,其間還穿插著程堅甫晚年的女弟子、下鄉知青陳惠群以義女身份為程的孤獨晚年守孝送終的動人故事。今天存世的程堅甫的唯一遺照,就是晚年他與陳惠群及其子女的合影。

“兵馬縱橫閑看弈,江天俯仰獨扶犁。”“晚風吹皺寒堂水,遙映山翁額上紋。”“客囊似水貧難掩,婦面如霜笑更稀。”“十年空惹一頭雪,獨坐慚看兩腿泥。”“被有溫時容夢熟,飯無飽日覺腸寬。”“廿年事往難回首,一笑唇開有剩牙。”“歲不寬人頭漸白,天能容我眼終青。”“半世窮能全我節,百篇慧不拾人牙。”“續命絲難燈草代,傷心淚並紙錢飛。”“熱不因人還有節,愁來混我太無端。”“弄筆無文銘陋室,窺窗有月笑狂夫。”……

我在美東新英格蘭早春的茫茫雪夜中,讀著這些筆力沈熟、意象悲沈、對仗工整、別出新境的辭章詩句,我知道我遇見了一位被歲月塵土掩埋多時,可以上承古人、後啟來者的一代詩詞大家。手頭邊恰好有一本上海華東師大社出版的《二十世紀名家詩詞鈔》(毛谷風編,沙盂海題簽,錢仲聯作序,1993年出版),收詩人、詞人470家,詩詞2500余篇。近日又得友人相助,借讀近年新出的《民國舊體詩史稿》(胡迎建著,饒宗頤題簽,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此書幾乎將自1912至1949年各界各流各派的舊體詩家及其代表作品一網打盡。把程堅甫存世的這些共約800余首詩詞——尤其是律詩,放在上述兩書所展示的自晚清迄今的世紀名家的詩作之林中,程詩不但毫不遜色,而且顯得木秀於林,自成高格,非常值得向世人推重。可以這麽說,就自己雖然相當有限、但畢竟浸淫舊體詩詞多年的閱歷而言,我以為,程堅甫詩作,得杜子美、陸放翁真傳,詩風奇峭,別樹一幟,是完全可以上承唐音宋韻,下接明清詩流,比肩於陳三立、陳寅恪父子以及郁達夫、聶紺弩等這些20吐紀舊體詩詞一代大家的,另一座當代詩界奇峰和詩苑奇葩。

我從劉荒田兄手中輾轉得到他托親友萬裏迢迢從台山帶到美國的《洗布山詩存》,一讀驚艷,二讀盈淚,三讀則臥不安枕、食不安席,為這位被歲月塵埃沈埋多時的一代詩翁的才情和身世感懷不已。便立即向在海外華文界頗有影響力的“二閑堂”中文網站推薦了劉荒田紹介程堅甫的文章,希望引起世人對這位“中國農民中的當世老杜”的關註;又忙著向國內一些出版界的老友極力推薦,希望能借大出版社的力量,使這位“當世老杜”的詩作得以弘揚傳世。但是,坦白說來,我幾乎聽不到任何回應。或者,即便是微弱的回應,都被今天俗利滔滔的市場法則所吞沒了。

就在這時候,聽聞我對程詩的激賞,遠在加州的年邁的陳中美先生很快就把面貌更加完整的《程堅甫詩存》整理出來了,並作為“海外孤本”寄到了我手上。去年暑假,我揣著這個“孤本”在祖國南北的士林書林轉了一圈,幾乎到達“逢人說項斯”的地步,但言者鑿鑿,聽者邈邈,一如細沙落潭,沙落無聲,水過無痕。我才忽然發現,自己近時為程堅甫詩的奔走努力之所以顯得有點徒勞可笑,不自量力,乃是因為——其實說來崦巉驚人:一個在千年詩國傳續了千年、幾成文明主幹的傳統詩道(“以詩文取仕”——不是“文明主幹”是什麽!),早已被時代激變的泥石巨流所斷裂腰斬,不分青紅皂白地沈埋淹沒多年多時了!以至今日,“嚴肅正派的讀書人”中,還在寫作或欣賞、研討或出版“舊體詩”者(想想這個噎人的“貶稱”吧),幾乎就成了落伍背時、冬烘守舊、不識時務、自討沒趣的代名詞了!


“新詩興,舊詩廢”?

“新詩興,舊詩廢。”似乎此乃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定論。自1919年“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借鑒西方翻譯詩作而出現的全新詩體——漢語白話新詩從興起、鼎盛到蔚為詩界主流,使得傳統詩詞從文學正宗一變而成“舊詩”——從失焦、冷門、低迷到日漸式微,最後,“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舊詩廢”乎?今天說來甚至有點匪夷所思:自20世紀下半葉迄今,流行數千年、蔚為文學正宗與文明主幹的中國傳統漢詩(這是日本人的說法,恕我暫時回歸這一稱謂),在神州華夏本土,竟然失去了存在的基本合法性。偌大杏壇文苑,一度曾經除了毛澤東、陳毅、郭沫若、胡喬木等少數幾位高層人物的詩詞之外,“舊體詩”報刊不登,論者不問,史書不載,“舊體詩的死亡”,似乎也是一個不言自明的“歷史事實”了。


然而,果真如此麽?

“舊體詩”這一稱謂,據說,最早源自胡適之(見《民國舊體詩史稿》)。已有論者明確指出過:“舊體詩”文學地位的喪失和白話新詩主流地位的確立,很大程度,得力於兩個地位特殊而功力了得的舊體詩大家——魯迅和毛澤東。作為文壇、政壇的兩大巨人,魯迅的“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和毛澤東的“舊體詩詞束縛思想不宜提倡”二說,從1919之後到1949之後,均被視為歷史的、官式的定論,這就等於宣判了舊體詩的死刑,影響極為深遠。(見楊劍峰《被遺忘的詩歌史》,《讀書》2006年第11期)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寧馨兒,白話新詩來潮洶湧,群峰崛起,新人新體新聲新境,確實一新國人耳目。傳統詩詞變稱“舊體詩”之後,似乎受形式格律的約束,於表現新時代新生活有礙,與新體白話詩相形見絀,於是詩家轉向,舊體詩作驟減,寫作、發表和閱讀的圈子越來越窄,便逐漸退出新時代的文化視野了。

今天回頭看去,“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整個20世紀大半葉,對傳統中國文化摧毀性的激進批判,是有著明顯的歷史缺失的——不但要徹底“打倒孔家店”,將一切傳統道德文化包括歷史典籍、高雅藝術等統統視為“謬種”、“封資修”,甚至要消滅漢字,實行書寫拉丁化,等等。傳統詩歌一變為“舊體詩”而遭受世紀性的冷遇與埋沒的命運,放在這樣狂飆激進的時代背景之下觀察,就既是“其來有自”的,卻不是“理所當然”的,更不是“天經地義”的。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值得重視的是,在這樣暗淡甚至慘烈的歷史氛圍之中,“舊體詩”(我們不妨就承接這個約定俗成的說法)並沒有“自暴自棄”與“自生自滅”,反而以其自身倔強的生命力,對加諸自身的命運宣判,作出了歷史性的回答。

完全可以這麽說:形式,就是“舊體詩”的自救之本。

熟悉文藝學的朋友都會了解:在審美範疇,形式,是一種自恰自足、“大不吝”的奇特物體。形式一旦確立,常常會有遠遠溢出、超越內容的堅韌生命力。我在另一篇文字裏曾以“文革”樣板戲作為例證:今天人們仍舊瑯瑯上口的那些流行片斷,大概沒有誰會再對那些內容當真,除了它所附麗的歲月記憶之外,傳世流行的最重要的因素,其實是它幾乎傾一國之力加以常年琢磨而完成的形式美感所帶來的恒久魅力(因為動聽,我就親自聽台灣票友說過:他們偶爾也喜歡選唱大陸樣板戲的片斷來自娛和娛人)。在這裏,“所指”——“內容”或許死了,“能指”——“形式”卻存留了下來。舊體詩作為一種流轉千年的文明樣式的頑倔生命力,則更是“樣板戲”之類遠遠不可比擬的。它裹挾著形式的精粹、便捷、傳統的豐腴沃土和草根性的廣大受眾,就更不是任何時勢的阻遏、人為的風暴可以真正沈埋滅絕的。舊體詩的形式,完全可以充分表達當代現實生活的情感——有時幾乎是非舊體詩無以表達的情感(想想聶紺弩的那些舊詩吧!),這更不是一個“理論命題”,而是早就在現實生活中一種廣為人知且廣為普及的一種文化事實。在風雨如磐的年代,舊體詩尚且可以憑借口吟筆傳、沈潛掘進而蔚為一種氣象——請看《民國舊體詩史稿》、《二十世紀名家詩詞鈔》兩書所描述的如山詩作與如林詩家;一旦稍遇雨露華滋,她必定就會潑潑刺刺、斑斑斕斕地重生、覆興——請看今日《中華詩詞》之類的平面詩刊飛速上漲的訂數,以及互聯網上如雨後春筍般生發、令人目不暇給的各種詩詞網站以及各方出手不凡的新手名家。傳統文明的這種“假死現象”——比如近年各種民俗文化、宗族文化的蓬勃覆興等——其實是值得史家論者精研深究的好課題,其中,這種“文明的假死現象”在“舊體詩詞”上的表現,又是最為耐人尋味的。

正如梁實秋先生早年指出過的:“詩並無新舊之分,只有中外可辨。我們所謂新詩就是外國式的詩。”(同引自《民國舊體詩史稿》)毛澤東,在其晚年,如此批評新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後來還指出“把詩分成新舊是不科學的,就我的興趣來說,我則偏愛格律詩”,“舊詩源遠流長,不僅像我這樣的老年人喜歡,而且像你這樣的中年人也喜歡”,“我冒叫一聲,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革,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見梅白《回憶毛澤東論詩》,原載《東坡赤壁詩詞》1986年第6期,轉引自胡迎建《民國舊體詩史稿》154頁)有趣的是,此語所昭告的,正是若幹年後的今天,這樣一種從作者到讀者、作品與受眾之間的“新舊互換”的錯位:新千年的世紀之交,正當白話新詩這個當初備受時代和公眾青睞寵愛的“新時代的寧馨兒”,似乎歷經幾十年的實踐探索迄無定型,反因為形式和表現都走入了“死胡同”:作者愈多、讀者愈少,陷入了只能在小圈子裏“自己寫給自己看”的尷尬時期(如果我不願意危言聳聽地說“新詩死亡”,但至少也處在境況蕭瑟的生死存亡之秋);反之,多少年被稱作“舊體詩”的傳統中國漢詩的創作和閱讀,正處在一種枯木逢春的景象。

今天,完全可以通過詳盡的數字、圖表和事實,毫不含糊地證明:不管從平面文字閱讀到網上篇目點擊,“舊體詩”的作者面和讀者面,都一定比“白話新詩”面要寬、量要大;最保守的估計,至少是處在“旗鼓相當”的地步。據報道,近年來,已有50年歷史的《詩刊》發行量從鼎盛時期的54萬份降到3萬余份;而《中華詩詞》的印數卻呈上升趨勢,從開始的幾千份發展到2萬多份。不但各種舊詩網刊和各地的詩詞雅集結社活動呈星火燎原之勢,而且,據我所知,由個人挑頭、民間協辦的各種達到一定規格和規模的舊體詩詞學術研討會,也舉行過多屆多回了。因此,就中國詩歌的現狀而言,新體詩、舊體詩,已是詩壇上並峙而立的雙峰。

以上“新詩興,舊詩廢”與“舊詩熱、新詩冷”的“朝代更叠”與“興亡之嘆”,難道不值得當今華夏大地上“嚴肅的讀書人”——袞袞學院文壇的專家論者們,加以認真的關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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