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德波頓《旅行的藝術》異國情調(1)

在阿姆斯特丹斯希普霍爾機場下飛機,進入航站才幾步,我就被一塊天花板下懸著的指示牌吸引住了。這是一個指明通往迎賓廳、出口和簽轉櫃臺的方向指示牌,鮮亮的黃顏色,長兩米,高一米。指示牌設計也簡單,鋁制的箱框,鑲著塑料的指示牌,通過小鋼柱連接,從電纜線和空調管路密布的天花板掛下來。指示牌很簡單,甚至太過普通,但它卻讓我快樂。用"異國情調"來形容這種快樂也許有些不同尋常,卻是合宜的。指示牌上有好幾處顯出這種異國情調,如荷蘭文寫的“迎賓廳”一詞中的兩個並置的a;“出口”一詞中字母u和i連在一起;除了荷蘭文,指示牌上還標有英文副標:用balies來表述desk的意思,還采用了一些實用新潮的字體。

這個指示牌之所以讓我快樂,原因之一在於它是第一個肯定的見證,表明我已經到達了一個"別的地方"。它是異國的一個標誌。也許對那些不太註意的人來說,這指示牌並不顯眼,但在我的國家裏,這類指示牌是決不會以此種形式出現的。首先,它的黃色不會如此鮮亮,上面的字體可能會柔順些,並更多懷舊色彩;其次,它也不會考慮外國人是否會弄不清方向,不會加上其他語言的提示或副標,而且單從語言上看,指示牌上也不會出現並置的字母a,這種特別的重復,說不清為什麼,讓我感覺到自己正置身於另一種歷史和另一類民族心態之中。

一個電源插座,一只浴室水龍頭,一個果醬瓶,或是一個指示牌傳遞出的一些信息,可能連它的設計者也沒有想到,譬如說,它可能會表明其制造者的國箱。顯然,制作斯希普霍爾機場指示牌的民族似乎同我的民族相距甚遠。一個大膽的、具有民族性格和特色的考古學家也許會將指示牌上字體的影響追溯到二十世紀早期的風格派運動,從醒目的英文副標考求出荷蘭人對外來影響的開放性,進而追溯到1602年東印度公司的建立;並從指示牌整體上簡單的風格看出加爾文主義的審美情趣,這種審美情趣在16世紀尼德蘭聯邦和西班牙交戰期間就已成為荷蘭國民性的一部分。

從一個指示牌便能看出兩地間巨大的差異,這正可以作為一個簡單卻讓人愉悅的想法的註腳:一旦跨越國界,腳下便是一個不同的國度,風俗人情和生活習慣亦必大異其趣。然而僅有差異,尚不足以引發快感,即便是有了快感,也不會長久。只有那些有助於我們自己國家自我完善的差異方可引發長久的快感。我認為斯希普霍爾機場的指示牌具有異國情調,是因為它隱約傳達出了一種強烈的信息:制作這個指示牌的、就在出口之外的國度,有可能在相當程度上比我自己的國家更投合我的性情與興趣。這指示牌預示著我在這個國度裏的快樂。

從傳統意義上看,異國情調一詞更多地是同耍蛇人、閨閣、光塔、駱駝、露天集市、以及由一個蓄著八字須的仆人從高處倒進托盤上小玻璃杯內的薄荷茶等等聯系在一起,它們遠比上面提及的荷蘭指示牌豐富多彩。

19世紀上半葉,異國情調一詞成了中東的代名詞。1829年,維克多·雨果出版了他的組詩《東方集》。在詩序中,就有這樣的表述:"我們所有的人都比以前更為關註東方。東方已然是眾多人魂縈夢繞的地方,也是本書作者向往之地。"

雨果的詩具有歐洲東方文學的基本題材,如海盜、帕夏、蘇丹、香料和托缽僧人等。詩中的人物用小玻璃杯喝薄荷茶。像《天方夜課》、瓦爾特·司各特的東方題材的小說以及拜倫的《異教徒》等文學作品一樣,他的詩作很快贏得了讀者的喜愛。1832年1月,尤金·德拉克洛瓦動身去北非,期冀其繪畫創作能捕捉東方的異國情調。到丹吉爾後,未及三個月,他就穿起了當地的服飾,並在寫給他弟弟的信尾署名為"你的:非洲人"。

更有甚者,歐洲的一些公共場所看上去也越來越具有東方情調。1833年9月14日,魯昂附近的塞納河畔擠滿了人群,他們在為法國軍艦盧索赫號歡呼。該艦從埃及亞歷山大港起航,正往巴黎方向逆水上行。軍艦上有一座方尖塔,用專門的支架固定著。它來自底比斯神殿,人們把它吊運到船上,準備用它作協和廣場前的交通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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