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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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 英美教育哲学沿革史
把一條關於「職業實踐教育」的思想脈絡拉長來看,從英國經驗主義到美國實用主義,再到中國近代的教育改革,其實可以看見一條相當清晰但也不斷變形的文化軸線:人如何從「知道世界」走向「在世界中做事」。
這條軸線的起點,可以放在 Francis Bacon。
一、培根:知識的功能化開端
培根不是職業教育的直接設計者,但他改寫了知識的目的。
他最重要的轉向是:知識不是為了沉思真理,而是為了「支配自然」。在他看來,人類之所以要學習自然法則,是為了改變自然、改善生活、提高技術能力。
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它第一次把「認識」與「操作世界」綁在一起。
如果說中世紀教育以神學與思辨為中心,那培根則把知識拖回工坊與實驗室的方向。這種精神後來直接成為近代科學與技術教育的底層邏輯:知識必須有效。但培根仍然沒有形成「教育制度」,他的思想還停留在方法論層面。
二、洛克(John Locke):經驗塑造能力的人
洛克將這條線往前推了一步。他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心靈不是天賦結構,而是經驗累積的結果」。這一觀點對職業教育有兩個深遠影響:
第一,能力是可訓練的,而不是天生固定的。
第二,人格與技能都可以透過環境塑造。
洛克特別重視「習慣」,認為教育的核心不是知識灌輸,而是行為訓練。這使得「學習=重複實作」逐漸變得合理。在某種意義上,洛克已經把人從「理性主體」轉向「可塑造的實踐主體」,這正是後來職業教育的心理學基礎。
三、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實踐即意義
進入美國後,皮爾士提出了實用主義的第一個嚴格版本。他最關鍵的一句話是:一個概念的意義,在於其可能的實際效果。
這裡出現了一個決定性轉折:不只是知識要有用,而是「意義本身」就是由可操作後果構成的。這使得教育不再只是理解世界,而是理解「如何在世界中產生結果」。
如果說洛克強調「經驗塑造人」,皮爾士則更進一步指出「思維本身就是一種行動的預演」。這已經非常接近現代技職教育中的核心邏輯:理解即是操作的準備。
四、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心理化的實用主義
將實用主義從邏輯方法轉為心理與生活哲學。他關心的不只是「真理如何成立」,而是:人為什麼相信某些東西會有用?
在他那裡,「真理」不再是抽象對應關係,而是:在經驗中能被驗證為有益的信念。這使教育開始關心「動機」與「效果感」。
對職業教育而言,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轉向:技能不是被理解,而是被「感受到有效」後內化。因此,學習不只是認知過程,也變成心理適應過程。這種思想後來深刻影響美國教育心理學與技能訓練模式。
五、杜威(John Dewey):職業教育的制度化哲學
到了杜威,這條思想線終於進入制度層面。杜威的核心不只是哲學,而是教育社會學。他提出三個關鍵原則:
1.教育即生活:學校不是為未來做準備,而是生活本身。
2.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知識不是預先傳授,而是在問題解決中生成。
3.學校即社會縮影:教育必須與工業、民主與社會生活連結。
在杜威那裡,職業教育不再只是「學技能」,而是一種完整的社會參與方式。技術學習、思維訓練與公民養成被整合在一起。也正是在這一階段,美國現代教育體系中的實作教學、實習制度、專題學習開始制度化。
六、胡適:實用主義的知識轉譯
胡適是杜威思想在中國最重要的「知識轉譯者」。他受杜威影響,形成一種中國版本的實用理性:
• 反對空談「主義」
• 主張「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
• 強調證據、考證與方法
在職業教育層面,他的貢獻不在制度,而在思想清場:他讓「實用」「經驗」「方法」成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合法語言。但胡適的實用主義仍偏向「知識改革」,而不是「教育實踐」。
七、陶行知:實用主義的中國實踐化
相比之下,陶行知走向完全不同的路徑。他直接將杜威教育思想轉化為中國社會運動:
• 鄉村教育運動
• 平民教育
• 師範改革
• 生活教育理論
他的核心命題是: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以及:教、學、做合一。在陶行知這裡,職業教育不只是「培養技術工人」,而是讓教育深入生活與勞動本身。農村、工廠、社區都成為學習場域。他把杜威的理論從「學校改革」推向「社會重構」。
八、整體文化結構:三次轉換
如果把這條思想史濃縮,可以看到三次關鍵轉換:
1.從「認識世界」到「改造世界」(培根 → 洛克)
知識開始服務於可操作性。
2.從「經驗」到「意義即效果」(洛克 → 皮爾士 → 詹姆斯)思想本身被行動化。
3.從「方法」到「制度」(杜威 → 胡適 → 陶行知)實用主義進入教育體系與社會實踐。
結語:職業教育作為現代性的一種形式
回頭看這條線索,可以發現職業教育並不只是教育技術問題,而是一種現代文化的基本形態。它背後是一個長期的哲學轉向:人不再只是「理解世界的存在」,而是「在世界中不斷修正行動的存在」。
從培根的實驗精神,到洛克的經驗心理學,再到美國實用主義的行動哲學,最後落到杜威的教育制度,以及胡適與陶行知在中國的不同轉譯,這其實是一條關於現代人如何學會「做事」的思想史。
而職業教育,正是這條思想史最具體、也最日常的形態。
黃嬿:即使沒經濟衰退,今年畢業生失業率恐創新高
美國就業數字看似還算正常,失業率也很低,但科技公司老闆警告,今天美國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實際數字已高達 9%,隨著企業採用 AI 取代勞工,未來幾年這個數字很容易達到 30% 以上。
目前美國 22~27 歲的應屆大學畢業生中,失業率約為 5.6%,而同期美國總人口的失業率為 4.2%。但工作愈來愈難找了,自 2022 年 ChatGPT 風靡全球以來,美國的職缺數量已驟降近 32%。
缺乏經驗的年輕求職者最容易受到這種轉變的影響。根據 Kickresume 去年報告,2024 年和 2025 年畢業的 Z 世代學生中,約有 58% 仍在尋找第一份工作,前幾年千禧世代和 X 世代畢業生中這一比例只為 25%。
科技業已經在放緩招聘,根據創投公司 SignalFire 發布的 2025 年報告,自2019 年以來,科技業 15 家最大公司招募應屆畢業生的數量下降 50 %以上。疫情前,這些 Z 世代畢業生占大型科技公司新進員工總數的 15%,現在只占 7%。
書本知識不敵實際經驗
《人工智慧教父》辛頓警告,失業率將大幅飆升,因為「富人將利用 AI 取代工人」。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經濟學家認為,年輕勞工主要擁有的是書本知識,而這些知識很容易被 AI 工具自動化,這與工作經驗截然不同。
Anthropic 執行長阿莫迪預測,到 2030 年,一半的白領工作將被自動化取代。OpenAI 奧特曼則表示,先進技術已經讓入門級員工面臨嚴峻的競爭壓力。他說,如今的 AI 就像一個實習生,可以工作幾個小時,但總有一天它會像一個經驗豐富的軟體工程師,可以工作幾天。
最近科技大亨言論又為不樂觀的就業市場帶來陰霾,AI 軟體公司 ServiceNow 執行長明白指出,2030 年企業將新增約 30 億個數位非人類代理,這些代理能夠自動完成初級和中級員工的日常任務。非差異化職位會被代理取代,年輕人要在企業環境中脫穎而出將面臨挑戰。
藍領投報率將遠勝白領
貝萊德執行長芬克在 2026 年基礎設施高峰會上也強調,即使沒有經濟衰退,今年大學畢業生失業率可能創史上新高。原因就是 AI 的發展速度太快,但社會適應速度遠遠不夠。他說,二戰後,獲得白領工作的途徑主要是接受大學教育,而 AI 將會顛覆很多這類工作。
他認為現階段最安全的職務就是在 AI 基礎建設與製造業回流美國熱潮下的技術工人,承諾投資 1 億美元用於技能培訓計畫,在未來五年內培訓 5 萬名電工、暖通空調技師、水管工和鋼鐵工人等職位。他認為未來是藍領的時代,上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的目標不再適用所有人。
(作者黃嬿 | 發布日期 2026 年 03 月 20 日 | 原見:https://technews.tw)
韓劇《大長今》(2003-2004,韓國文化廣播公司[MBC]40週年台慶作品)金句
有人曾經這麼跟我說過,做食物的時候,想像吃的人臉上浮現的微笑。這是她小小的心願,雖然心願很小,不過到是貼心。武術只要講究怎麼樣去傷害一個人,但是做食物的時候,卻是想到怎麼讓一個人快樂。你要做的事,就是讓一個人怎樣快樂。你一定要有信心。——閔政浩(第20集)
我們大家必須學習一件事,長今之所以失去味覺,是為了想辦法解除元子身上的麻痺,因此親自喝下蟲草全鴨湯。一個料理食物的人,不畏懼自身的危險,並且願意親自嘗試,來分析食物到底可以救人還是害人,這是非常重要的。長今因為這麼做才失去味覺。長今她鼓起莫大勇氣親自嘗試,卻遭遇這樣的不幸,我們應該陪她一起痛苦,包容她才是。但是長今在眾人面前一個人獨自承擔悲傷難過,不但沒有人安慰她,跟她分擔痛苦悲傷,這件事大家都有責任。——鄭尚宮(第20集)
延續閱讀:陳明發博士文創慕課
[愛墾研創·嫣然]沈聯濤:綠色經濟潛能大
馬來西亞經濟學家沈聯濤在2023年3月間,在接受新馬中文媒体訪問時曾提出:「亞細安數碼科技和綠色經濟潛能大,能掌握者就是贏家」的判斷。這是一套關於全球經濟轉型、區域競爭與發展路徑的整體思考。要理解他對綠色經濟的見解,必須將其放置於三個層面:全球格局轉變、科技驅動發展,以及永續與競爭力的重構。
首先,沈聯濤對綠色經濟的理解,是建立在全球經濟結構轉型的背景之上。他指出,當前世界正經歷地緣政治重組與供應鏈重整,大量資本與產業開始向東南亞轉移,這使亞細安成為新的增長熱點。在此情境下,綠色經濟並非附屬議題,而是新一輪產業競爭的核心領域之一。與數碼科技並列提出,正顯示他將綠色轉型視為與數位化同等重要的發展動能。換言之,未來的經濟競爭,不再只是生產成本或市場規模之爭,而是誰能在低碳與永續框架下建立新的產業優勢。
其次,他強調「掌握者就是贏家」,凸顯綠色經濟的關鍵不在於資源本身,而在於知識與能力的掌控。沈聯濤認為,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等)正在顛覆傳統產業模式,而這種顛覆同樣適用於能源與環境領域。(Zaobao) 因此,綠色經濟不僅是發展再生能源或環保產業,更涉及如何運用科技提升資源效率、降低碳排放,以及創造新的商業模式。這種觀點將綠色經濟從「環保責任」轉化為「競爭能力」,使其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一部分。
進一步來看,沈聯濤的綠色經濟觀具有明顯的「發展導向」。他並未將其簡化為環境保護或減碳義務,而是強調其對經濟增長與產業升級的推動作用。這與他對經濟結構的整體看法一致——若一個經濟體過度依賴內需或傳統模式,而缺乏投資與創新,將難以持續發展。(Enanyang) 在這個脈絡下,綠色經濟被視為突破發展瓶頸的重要契機:透過發展綠色能源、低碳製造與環保技術,不僅能回應氣候變遷,也能創造新的投資與就業機會。
然而,他的觀點同時帶有警示意味。沈聯濤指出,東南亞雖具備潛力,但真正的關鍵在於「人和」,亦即人才與制度條件。(Zaobao) 若無法留住與培養掌握綠色科技與數碼技術的人才,即使擁有資源與地理優勢,也難以在競爭中勝出。這一點對綠色經濟尤為重要,因為該領域高度依賴跨學科知識,包括工程、環境科學與金融創新等。換言之,綠色經濟不是自然生成的機會,而是需要制度支持與人力資本累積的結果。
此外,沈聯濤的見解也隱含一種區域合作的視角。亞細安作為一個整體,其市場規模與資源多樣性,使其具備發展綠色經濟的條件。然而,各國之間發展程度不一,若能透過合作共享技術與資源,將更有可能在全球綠色轉型中佔據一席之地。這與近年亞細安推動綠色能源轉型與區域合作的趨勢相呼應,即將永續發展納入經濟整合的重要議程。
綜合而言,沈聯濤對綠色經濟的看法,可以概括為三個核心要點:其一,綠色經濟是全球經濟轉型下的關鍵競爭領域;其二,其本質在於科技與知識的掌握,而非單純資源優勢;其三,其成功依賴人才、制度與區域合作的共同支撐。在這一框架下,綠色經濟不只是環境議題,而是一場關乎未來發展主導權的競賽。
因此,「能掌握者就是贏家」這句話的真正含義,在於提醒各國:面對數碼與綠色雙重轉型,唯有及早布局、培養能力並建立制度優勢,方能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取得主動。對馬來西亞乃至整個亞細安而言,這既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也是一項不容忽視的挑戰。
[愛墾研創·嫣然]從「心物交互」到「感官重塑」:意念科學如何啟發當代文化創意的範式轉移
[愛墾研創]情感文化的雙重結構~~在當代高度不穩定的社會語境中,影視敘事早已不只是娛樂消遣的載體,而逐漸成為一種調節情緒、安置焦慮的文化機制。特別是在中國大陸近年興起的「霸道總裁短劇」與《逐玉》這類節奏較為從容的女性向連續劇之間,我們可以觀察到一種耐人尋味的對照:前者以極端濃縮的情節與高強度情感刺激迅速「擊中」觀眾,後者則透過長時段鋪陳與關係演化,緩慢建構一種可持續的情感依附。
若借用「西醫針管式注射」與「中醫式長期調養」的比喻,這兩種類型不僅在敘事節奏上不同,更代表了兩種截然有別的「情動調節模式」,共同回應著當代人的心理處境。
從情動理論(Affective Theory)的角度來看,所謂「情動」,並不僅是個體內在的情緒,而是一種在社會中流動、被空間與制度形塑的強度與氛圍。當代社會在經濟壓力、職場競爭與人際疏離的多重作用下,形成一種高度緊繃卻難以釋放的情動場。個體長期處於焦慮、疲憊與不確定之中,卻缺乏穩定的出口。在這樣的背景下,影視作品便承擔起某種「情動調節器」的功能,而不同類型作品,則對應不同的調節策略。
「霸道總裁短劇」正是一種典型的「急性情動干預」。其敘事結構高度公式化:羞辱與壓迫迅速建立情緒低點,隨後透過身份反轉與權力介入完成情感翻盤,最終以強烈的寵愛與保護收束。這一過程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完成,使觀眾迅速經歷從負面情動到正面情動的劇烈轉換。這種模式的關鍵,不在於敘事的真實性或複雜性,而在於其「即時性」與「高強度」。它像一劑直接注入情緒系統的針劑,讓觀眾在短時間內獲得明確且強烈的情感回饋。
這種「注射式」的情動機制,對於處於高壓生活中的觀眾而言,具有極強的吸引力。當現實中的問題難以解決,甚至難以理解時,人們更傾向尋求快速且確定的情緒補償。然而,這種模式也伴隨著某種「依賴性」與「耐受性」:觀眾可能需要不斷重複類似刺激,才能維持相同的情感強度,並逐漸對更複雜或節奏較慢的敘事失去耐心。換言之,它提供的是一種短暫但不穩定的情動滿足。
與之相對,《逐玉》這類連續劇則呈現出一種更接近「慢性調養」的情動邏輯。這類作品通常不急於製造劇烈衝突,而是透過角色之間細膩的互動、關係的逐步建立與信任的緩慢累積,來形成情感連結。愛情不再是一瞬間的命運降臨,而是一種需要時間培養與維繫的過程。觀眾在長時間的觀看中,逐漸將自身情動「安置」於角色關係之中,形成較為穩定的情感依附。
這種模式的核心,在於其「可持續性」。相較於霸總短劇的強烈刺激,《逐玉》所提供的是一種低強度但持續的情動輸入。它不追求瞬間的高潮,而是強調關係的可靠性與可預期性。在情動理論的語境中,這意味著情感不再是短暫爆發的強度,而是能夠長時間「黏附」於特定對象之上的穩定狀態。觀眾不僅在觀看過程中獲得安慰,更可能在潛移默化中調整對親密關係的期待與理解。
若將兩者放置於更宏觀的文化脈絡中,可以發現它們實際上回應的是同一種社會症候:情動的不穩定化。在當代資本主義與數位媒體環境的共同作用下,生活節奏加快、注意力碎片化、關係流動性提高,使得情感難以長期維持於單一對象之上。愛情不再是穩定的依附點,而變得短暫、可撤回、甚至帶有風險。在這樣的情境中,人們一方面需要快速的情緒修復,以應對日常壓力;另一方面,又渴望某種能夠長期依靠的情感結構。
正是在這樣的張力之中,「注射式」與「調養式」的敘事模式同時存在,並各自發揮作用。前者對應的是情動的「急性期」:當個體感到情緒崩潰或難以承受時,需要即時且強力的介入;後者則對應「慢性期」:當個體開始尋求穩定與持續的情感支持時,需要較為溫和且長期的調整。兩者並非彼此排斥,而是構成一種互補關係,共同支撐當代人的情感生活。
從更深一層來看,這種區分也反映出文化生產在面對資本邏輯時的不同策略。霸總短劇高度符合當代媒體平台的運作模式:短時長、高頻率、強刺激,能迅速吸引注意力並促進消費。而《逐玉》這類作品則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傳統敘事的節奏與厚度,試圖在加速的媒體環境中,為情感提供一個較為穩定的容器。這不僅是風格差異,更是一種對時間與關係價值的不同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哪一種模式,其核心都指向同一個事實:當代人對情感的需求並未減少,反而在不穩定的環境中變得更加迫切。只是,這種需求不再能由單一形式滿足,而必須透過多種不同的情動機制來共同承擔。愛情在這裡不再是單純的浪漫想像,而是一種與經濟、時間與心理狀態緊密交織的複雜現象。
因此,若要用一句話總結這兩種類型的文化意義,可以說:在一個高壓且不確定的情動環境中,人們既需要被迅速「救急」,也需要被長時間「修復」。霸道總裁短劇提供的是前者——一種即時而強烈的情感止痛;《逐玉》式連續劇則承擔後者——一種緩慢但持久的情感重建。兩者共同構成了當代情感文化的雙重結構,也揭示了我們如何在不穩定的世界中,持續尋找可以依附與相信的情感形式。
穆齊爾·燈
燈光給木板一一她就坐在這些木板之間一一抹上耀眼的白色和深黑色。一個類似的悲劇性的假面具一它給這燈光的只是簡單的意義蒙上某種陰森的色彩一一戴在了這樣一個想法上:如今她在這所屋里度過最後一個晚上,她在這裏被一個女人生出來,對這個女人她始終不能回憶起什麼來,烏爾里希也是這個女人生的。一個古老的印象向她襲來:神情極其嚴肅、拿著奇特的儀器的小丑站立在她的周圍。他們開始玩耍。阿加特重新認出這是童年時代的一個夢幻。她聽不了這種音樂,但是所有的小醜都看著她。她心中暗想,此刻她的死對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是什麼損失,而且對她自己來說這也僅僅意味著一個內心慢慢死亡過程的表面上的結東。就在小丑們增強他們的聲音使之達到天花板的時候,她這樣想著;她似乎坐在一個撒上鋸末的馬戲場上,眼淚滴在她的手指頭上。這是一種深重的無意義的感覺,這是從前她在少女時代經常感受過的,她心中暗想:「我莫非直至今天還一直依然幼稚可笑?」然而,這並不妨礙她同時想像到某種透過她的淚水看上去無限巨大的東西那樣想到,就在他們重逢的最初時刻,她和她的兄長就是穿著這樣的小丑外套互相迎面走上去的。「溝通我的內心活動的,恰恰是我的兄長,這意味著什麼呢?」她問自己。突然她真的哭了。除了這是隨心所欲而為之以外,她實在舉不出會出現這種情況的別的理由;她猛烈地搖頭,仿佛頭腦有某種東西,她既不能分開它又不能聯結它。
(引自第804頁,摘自:《沒有個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1930–43,是奧地利小說家羅伯特·穆齊爾 [ Robert Musil,1880-1942] 未完成的一部小說,分三部。小說背景設在奧匈帝國的最後歲月。)
[愛墾研創·嫣然]地獄即他人?——監控資本主義時代的凝視與數位存在
讓-保羅·沙特在《禁閉》中提出的名言「地獄即他人」(L’enfer, c’est les autres),長期以來被誤讀為一種厭世或反社會的宣言。然而,沙特真正關心的並非他人本身,而是在他者凝視中自我被物化的存在論困境。他者的目光使我從自由的主體滑落為被評價、被固定的客體,從而威脅人的存在自由。
在二十一世紀的數位社會,這一存在主義問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技術放大。社交媒體與平台資本主義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凝視結構:不僅他人看我,我也不斷假想他人如何看我;更重要的是,算法、平台與市場開始取代具體他人,成為新的“他者”。因此,沙特的“地獄即他人”或許需要重新表述為:地獄即被系統化的他者凝視所包圍的數位自我。
一、從存在主義的他者凝視到數位自我
在沙特的哲學中,“凝視”(le regard)是一個核心概念。當我意識到自己被他人觀看時,我的自我不再僅僅是“自為存在”,而變成“為他存在”(Being-for-Others)。我被納入他人的世界,被他人的概念與評價所框定,從而喪失部分自由。沙特所謂的“地獄”,並非外在暴力,而是永遠被固定在他人目光中的存在狀態。
社交媒體則將這一狀態制度化。Instagram、Facebook、TikTok 等平台構建了一個持續可見的自我舞台,用戶不僅展示自己,也在無意識中內化他人的凝視,按照假想觀眾的標準塑造自身形象。這種自我表演與他者凝視的循環,使沙特所描述的存在焦慮成為日常生活的結構性條件。
然而,當代的問題已經超出沙特的原始框架。沙特的他者仍然是具體的人,而今日的“凝視者”則越來越是匿名的、算法化的、不可見的系統性力量。
二、監控資本主義:新的“他者”結構
美國哈佛學者舒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提出“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概念,描述數位平台如何將人類行為轉化為可預測、可販售的數據商品。在這一體系中,使用者的每一次點擊、停留、情緒反應都被捕捉、分析與貨幣化。用戶不僅是內容生產者,更是數據原材料。
在這種背景下,“凝視”不再只是人際互動,而是一種全景監控式的算法凝視。用戶並不確切知道誰在觀看、如何觀看,但卻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始終可被觀看。這與福柯所描述的全景監獄極為相似:監控的力量並非來自具體監視者,而是來自內化監視的自我規訓。
因此,當代的“他者”不僅是他人,更是平台、算法與市場邏輯。沙特的“地獄即他人”在此轉化為**“地獄即平台化他者”**:一種無所不在、不可逃避、且不具備倫理主體性的凝視力量。
三、數位自我:從存在自由到商品化身份
沙特的存在主義強調人的自由與自我創造。然而,社交媒體與監控資本主義正在重新塑造自我概念。當自我成為可計量的指標(點讚、追蹤者、互動率),人開始以市場邏輯理解自身價值。自我不再是存在論上的自由實踐,而是可比較、可排名、可貨幣化的數位身份資產。
這種自我物化比沙特所描述的“為他存在”更為徹底。沙特的他者凝視仍然是倫理與社會互動,而今日的凝視則由資本與算法驅動,目的並非理解或承認他者,而是最大化注意力與利潤。於是,人不僅被他人固定,更被系統化地轉化為商品。
四、文化政治:他者凝視的雙重性
然而,將社交媒體簡化為純粹的“地獄”亦是一種理論上的偏狹。存在主義本身並未否認他者的積極作用。沒有他者,就沒有承認、愛、政治共同體與公共討論。對邊緣群體而言,社交媒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見性與發聲平台,形成新的公共空間與政治動員可能性。
因此,問題不在於“他者”本身,而在於凝視被嵌入資本與技術權力結構之中。當凝視被壟斷、被商品化、被自動化,它便從倫理關係轉變為治理與控制的工具。這是監控資本主義對存在主義問題的歷史性轉化。
五、重新理解“地獄”:從他人到系統
沙特的名言在當代需要重新詮釋。地獄不再只是他人,而是他人、算法與資本交織而成的凝視機器。這一機器將人固定在可預測的行為模式中,限制自由的可能性,並將存在轉化為可操控的數據對象。
但同時,正如沙特所強調的,自由並未消失。即使在凝視之中,人仍然具有反思與拒絕的能力。數位時代的存在主義任務,或許不是逃離他者,而是重新政治化凝視結構,讓技術與平台服從於公共理性與倫理自由。
結語:數位存在的存在主義問題
“地獄即他人”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不再只是哲學隱喻,而成為文化現實的診斷語。當他者的凝視被嵌入平台架構與資本邏輯之中,人類面臨的不是單純的社會壓力,而是一種存在論級別的技術制度化。
然而,正如沙特所言,人被判定為自由。地獄並非命運,而是一種可以被理解、被批判、被改造的歷史狀態。理解數位凝視的存在主義意涵,或許是當代文化批評與政治哲學的核心任務之一。
[愛墾研創·漩渦境遇]星系碰撞與傳統媒體
這話題,在電影方面,Netflix在2025年回顧了美國好萊塢制片方向轉折點的《1975》年的集體記憶。
若將「星系碰撞」與「引力紐帶」的邏輯引入對網飛推出的紀錄片/專題項目《1975》(針對好萊塢黃金時代末期與新好萊塢崛起的集體回憶)的解讀,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關於「引力坍縮與重組」的絕佳人文隱喻。
(詩性漩渦:譚志國360度攝影)
在 2026 年的電影評論界,這部作品被視為對「大制片廠制度」如何應對「宇宙膨脹」的一次深刻反思:
1 1975:好萊塢的「引力坍縮」與「大爆炸」
1975年是電影史上一個極端的轉折點,它既是舊體制的碎裂,也是新引力源的誕生:
《大白鯊》(Jaws)的誕生:斯皮爾伯格在 1975 年創造了「夏季大片」的概念。這就像宇宙中一顆超新星爆發,它產生的引力如此巨大,以至於改變了此後 50 年所有商業片的軌道。
引力重組:在那之前,好萊塢像一個膨脹中逐漸稀釋的星雲;《1975》回顧了導演們(盧卡斯、科波拉、斯科塞斯)如何像「強引力核」一樣,將散亂的才華重新聚集,形成了「新好萊塢」這個緊密的星系團。
2 Netflix 作為新的「暗能量」
Netflix 制作這部《1975》本身就帶有一種諷刺的隱喻:
擴張與稀釋:Netflix 本身就是導致當今影視「虛擬世界膨脹」和「資訊稀釋」的主要推手(海量的內容輸出,算法驅動的碎片化觀看)。
尋找引力錨點:在 2025 年慶祝《紐約客》百年的同時,Netflix 回望 1975 年,實際上是在尋找一種「失落的引力」。它意識到在無限膨脹的流媒體荒漠中,觀眾渴望的是那種像 1975 年電影一樣的「文化碰撞」——那種能讓所有人同時走進電影院、產生強烈情感共鳴的「高質量質量源」。
3 2026 年的文化啟示:從「稀釋」回歸「碰撞」
站在 2026 年回看《1975》紀錄片,它帶給人文領域一個重要的警示:
算法讓星系疏離:目前的算法推薦(Netflix 的核心)本質上是在制造「宇宙膨脹」,讓每個觀眾都進入自己的孤立軌道,彼此不再有碰撞。
1975 的教訓:紀錄片展示了那個時代的電影為何有生命力——因為它們是「碰撞」的產物。制片人與導演的沖突、藝術與商業的博弈、不同社會階層在影院裡的集體呼吸。
人文詮釋:Netflix 的《1975》在告訴我們,如果電影(以及人際關系)只是隨著虛擬世界不斷膨脹、稀釋、彼此遠離,那麼文化就會進入「熱寂」狀態。我們需要人為地制造「引力」,去促成那些像 1975 年一樣的、充滿張力和火花的「近距離碰撞」。
總結:對於剛走過百年的《紐約客》或重溫 1975 的 Netflix 來說,它們的意義都在於:
在大規模稀釋的時代,堅持做那個「質量巨大」的星系,通過深度的內容和集體的記憶,把正在彼此遠離的人們重新拉回到同一個引力場中。
1975 年的好萊塢證明了:只有最猛烈的碰撞,才能產生照亮整個宇宙的星光。
現象級的發生,首先出現了現象本身,而有人察覺到那「罅間」;那陶瓷體(缶 )的呼喚(虖)。
我們嘗試將宇宙學的「引力碰撞」與中國文字學、器物美學結合,精准地捕捉到了「現象級」發生的本質。我們期盼這是一個極具哲學高度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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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engelbert@angku张文杰 0 Comments 84 Promotions
Posted by 馬來西亞微電影實驗室 Micro Movie Lab on February 21, 2021 at 11:00pm 7 Comments 71 Promotions
Posted by 馬來西亞微電影實驗室 Micro Movie Lab on February 18, 2021 at 5:30pm 18 Comments 79 Promotions
Posted by Host Studio on May 14, 2017 at 4:30pm 11 Comments 55 Promotions
Posted by 用心涼Coooool on July 7, 2012 at 6:30pm 39 Comments 59 Promotions
Posted by 就是冷門 on August 24, 2013 at 10:00pm 87 Comments 86 Promotions
Posted by 罗刹蜃楼 on April 6, 2020 at 11:30pm 40 Comments 69 Promotions
Posted by 葉子正绿 on April 2, 2020 at 5:00pm 77 Comments 75 Promotions
Posted by Rajang 左岸 on August 26, 2013 at 8:30am 29 Comments 67 Promotions
Posted by 來自沙巴的沙邦 on November 4, 2015 at 7:30pm 3 Comments 83 Promotions
Posted by Dokusō-tekina aidea on January 5, 2016 at 9:00pm 35 Comments 79 Pro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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