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指天然的、内在的素質，可轉諭原材料；「文」、是技藝的、外在的紋路，可轉諭創作物。二者保持一定的美學比例、内外距離，才可能做到「文質彬彬」：林相木紋恰如其分挨近奥妙處；濃一分嫌太人工化，淡一分嫌太粗野。「彬」字右旁是彡，紋飾、刻痕的意思；彡彡，可想像那創作時往返重覆的琢磨、煎熬。心念的淬煉，語詞的争持，是要命的焦慮，却始終是星雲漩渦中最大的引力。

從這視角去欣賞〈三月十二深夜大沽口外〉，各種措詞之間的對立、摩擦，讓人深深感受到那份文質之間的拉扯。而經過三月十八日的北京執政府前的血腥殺戮，個人凝重的際遇又捲入悲慘事變。直至〈梅雪爭春──紀念三·一八〉詩成的三月底，情感豐富的詩人在這期間不可能心靈平静；創作時文與質之間的衝突，就是個人情與藝之間的試煉。〈梅雪爭春〉雖見克制自持，也只是一時短暫的喘息，更大的漩渦緊接着掀高。

1926年5月20日發表在《晨報副刊·詩鐫》第8期的〈半夜深巷琵琶〉，叫詩人「從睡夢中驚醒」的，不是真實的「挑動著緊促的弦索，亂彈著宮商角徵」，而是情動的碎片、冰雨從加劇的漩渦裏濺溢，炙痛的傷口繼續裂開。

大沽口絕海深夜的迷夢打死結，回京後在翩翩的飛雪中，又看見一灘灘鮮明的熾紅，一首悼念詩的完成，怎麽可能減輕詩人文質情志上的衝突？北京政權轉手了也未帶來穩定，知識分子和報人反而遭到嚴厲的鎮壓，受通緝者數十人。名報人邵飄萍半夜裡被捕兩個小時後遭處決。子彈從後腦進入，從前面左頰部位穿出。讓人聯想到軍閥給人套帽子鎖鏈條，最後往人頭顱開槍，叫帽子開花。

當時在京裡也是報人的徐志摩，〈梅雪爭春〉裡點到為止的「熱血」二字，洗滌不了靈魂深處的荒街殘月，悲思；三更弦聲的淒風、慘雨，落花，都紛紛潑灑進〈半夜深巷琵琶〉。「在光陰的道上瘋了似的跳，瘋了似的笑？」的生靈，怎不怨恨「完了，他說，吹糊你的燈，她在墳墓的那一邊等，等你去親吻，等你去親吻，等你去親吻 」 ？

（六）

「怨」能磨礪情志，生命即使處在深淵中，創作也可能重新獲得其靈光。到了1926年的5月18日，當徐志摩發表〈偶然〉時，正如一代代人所感受到的，他是那麽的瀟灑——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驚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偶然〉和〈三月十二深夜大沽口外〉有些共同的地方：叙事地點在海上，時間是夜晚。但叙事人出現的地方已不一樣了，角色也已不同。大沽口時分的詩人，是在「絕海」船隻甲板上徘徊的俘虜，擧頭「雲」間有閃電，是探海火，低頭海面是浪濤浮漚、吐沫，人困在参不透也不忍参透的迷夢中；而来到〈偶然〉那瞬間，雖然依舊是「黑夜」，詩人已是天上的流雲，往下看，是勸人世「不必驚異，更無須歡喜」的投影。

雲水間潛藏狂雷之勢，勢滿爆發遂成劃破長空、照亮絕夜之驚鴻；探海的火光下，依然看得見海水與岩石相遇後的浪漚濤沫。可是，「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各有方向」。有念于此，夢參透後，「不忍」的猶疑便消失了。

我們也因此而把1926上半年看具體了：林徽因早在两年前便選擇和梁思成一道往美國留學；徐志摩和陸小曼决定罔顧社會的眼光而結合。三一八血案後北洋軍閥大規模抓人，學者和作家拐左走右多有了本身的政治傾向。随着他們往南到上海、廣州或南洋去延夢，中國的文脈也在變化中。在廣州的蔣介石決定了北伐；國共合作從「共同禦敵」演變成「同室操戈」，內戰已箭在弦上......。

事事物物中的人處「在黑夜的海上」，自然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有些事對當時的徐志摩来說，當然還不可能看清。但给世界命名的詩人，一定受到了那當兒複雜的氛圍所影响。他管在黑夜海上那道「交會時互放的光亮」叫：「偶然」。

徐志摩1926年春夏間的「文質」對峙，不僅留给我们一組不朽的詩，也製作了一份回去那時節的秘徑圖。林徑上，遇上徐志摩、林徽因的叙事想像，自然還是迴腸蕩氣的。但感情再深，也是「偶然」，因為人和他此生不同境遇的共振歆唤，讓每一首詩可能有了不同的聲音。不可能總是深情的海枯石爛；也可能是情緒的驚濤駭浪。更多時候，那份情志是一種語言前的、意識前的「文質」情動。

〈偶然〉百年，重新敞開一個古老的詩學猜想：詩，本質上，是轉瞬間的强烈顫動，来不及思索透徹，詞語、句法、節拍、意象等已紛紛在秘徑上呱噪。寫詩，就是沿着這一切「交會時互放的光亮」，走下去。詩的欣賞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