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膠樹被引進砂勞越時，拉惹對稻米種植的情況極表關注。他發出警告說，如果墾殖民多種膠樹，少種稻米，將會使當地人口越來越依賴入口的白米。這一來，砂勞越的前景恐怕會變得很暗淡。

到了1915年，政府對華人的猜疑宣告緩和下來。雖然過去的不幸事件仍遺留在白人的記憶里，但是，華人對砂勞越發展的貢獻，卻是有目共睹的事。在1915年1月2日出版的《砂勞越憲報》上，我們注意到以下這一段文字。

“華人的數目一直在增加：政府必須小心確保華人不致於過分侵犯達雅克人的權益，以免招致後者的妒忌。其實，兩族之間互相妒忌的機會多的是”。

最後在1926年，政府發表一份有關土地問題的報告書。在報告書的第一頁，我們發現下列一段話：

“華人與土著之間的確有顯著的差異。他們的耕作很高明，即使是貧瘠的土地也能善加利用。他們的人數跟伊班人一樣多，但是根據現行法律，他們只許擁有歸為混合地帶的土地。這對他們的需求是很不夠的。他們甚至不准利用其他土地。他們也受到種種限制，不能購買土著的土地。長久以來，政府的政策規定土著不能隨意把土地讓給外國人或本地人，避免他們陷入貧窮的困境”。

假使我們回顧砂勞越華人的遭遇歷史，可能會在華人和各種族群體的關係中，看出一些令人不安又令人鼓舞的跡象。如果我們從較宏觀的角度去看待這些跡象，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在早年時期，砂勞越華人是一種獨特的少數民族。作為少數民族者往往會申訴本身遭迫害。他們認為種族間的衝突是單方面挑起的。華人有幾度給予還擊。但是，在多數情況下，衝突是雙方面的事。當不同類別的人尋求彼此不相容的價值觀時，衝突就會發生或被挑起。到頭來雙方都不會取勝，其中一方必須放棄要求。往後的鬥爭就要看哪一個群體願意作出犧牲了。當然，就砂勞越的拉惹而言，他最後是取得勝利了，因為政府以及馬來人和達雅克人都站在他的一邊。

砂勞越所發生的一個重大變化，是人口結構的改變。一種社會體系必須取得特定人口的平衡。華人之移居砂勞越，破壞了內部的人口模式。這是一種少數民族大量湧入的結果。比方說，1871年的《砂勞越憲報》所載的砂勞越人口，計有馬來人1萬4491名，達雅克人2萬零903名，華人3476名，印度人333名。到了1939年，華人數目為12萬3626名；1947年為14萬5158名；1960年則增加到22萬9154名。換句話說，華人在砂勞越的總人口中，從微不足道的比數，增加到1960年的30％。砂勞越的人口結構，由於各族增長率的差異而發生變化。砂勞越華人每年有3.7的增長率，是東南亞地區當中最高的增長率之一。他們在砂勞越的人數如此眾多，致使政府不能忽視他們的存在。根據人口預測，到1980年時，砂勞越的華族人口將接近總人口的一半。

初期的種族衝突，並非人口模式變化的直接後果。不過，在《砂勞越憲報》里，我們可以看到不少證據，說明種族衝突是新移民到來之後才發生的。

一種更重要的衝突根源，關係到土地的利用。1874年上海的暴動，就是土地的買賣所引起的。上海的公共租界是外國根據同中國訂立的條約而建立的。但是租界隔鄰的土地，卻賣給以最高價標得者。歐美人士購地的數量一增加，他們同中國人的關係便告緊張。最後，當法國人嘗試開辟一條公路穿過一座華人墓場時，暴力事件便發生了。非洲四個發生最多騷亂的地區，都是擁有最大的歐洲人拓殖地。這四個地區是阿爾及利亞、中非聯邦、肯雅和南非聯邦。相比之下，尼日利亞卻很少發生種族緊張或暴力事件。原來在尼日利亞，歐洲人和其他外國人僅占總人口的一小部分。

砂勞越的早年歷史記載、報告書、政府通令等等，都是出自荷蘭人或英國人之手筆。他們分別把本身描繪為人格高尚和自我犧牲的一群，只有在自衛時才被迫動武。他們不承認本身因貪得無厭而攻打他人。他們自稱為自由和上帝的崇高理想而戰。上帝的公正和智慧是他們行動的指針。他們把華人看成市場的競爭者，故自認有理由使到華人不敢幹出越軌的行徑。然而，他們始終不敢承認這是他們對付華人的動機，而是聲稱把一種富有教養的生活方式帶給異教徒和野蠻人。

由於華人有過作為強國國民的歷史經驗，他們一直把自己看成優越的民族。這一來，衝突就無法避免了。當我們閱讀各種報告書時，必須提醒自己，不論是1857年石隆門華工起事報告或其他報告書，幾乎都是出自抱著某種觀點的人的手筆。